唐长安城全景复原图中的街道

明仇英《剑阁图》,绢本,设色
隋唐五代的陆上道路,除去宫中有砖道外,其他多为土路,一下雨就成了泥路。道路太泥泞时,简直不能行走,以至朝廷常常放假三日,免去百官上朝的苦处。好一点的路,是在土路上铺上沙子,称“沙堤”。唐朝制度,凡拜相时要从被拜相者的家里用沙铺一条路,以示尊崇。当然也有别出心裁的富人,用铜钱筑路以防下雨路滑,这就属于奢侈一类了。当时,道路中最宽的大约有一百五十米,像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就是如此。前述因隋炀帝去塞北而开的御道,也宽有一百五十米左右。其他次一点道路的宽度,我们只知道长安和洛阳城内的道路情况,大致有三十五米至六十五米、二十米至二十五米、以及十五米宽几种。道路的两旁多栽有树木,最多的是槐树、榆树和柳树。两京道路旁还种有果树。另外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道路上每隔五里有一土堆,每隔十里则有两个土堆。土堆成方形,高约五尺,上狭下宽,称为“里隔柱”。行人望见里隔柱,就能推知自己走了多少路程。这是唐代道路设施发达的一个标志。
(三)水路与桥梁
水路与陆路不同,自然状态的江河湖海本身就是水路。除去这些自然水路外,隋唐五代时期,还开凿建设了许多新的水路。隋朝水路中最重要的是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运河南起余杭,中经江都、丹阳北到涿郡,是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据《大业杂记》记载,大运河宽六十余米,两岸有御道,道旁种有柳树。这大运河当时也被称为御河。到唐代以后,为通舟船而开河开渠的增加了许多,仅就《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就达二十五六处。其中唐玄宗开元时,宿县所开广济新渠长十八里;天宝时,陕州开凿的天宝河长五里、阔十五米、深九米左右;而唐宪宗元和时,卫州所开新河长十四里、宽九十米、深五米多,比隋时开凿的大运河还要宽一些。五代十国时期,仍然继续开凿新的水路。后唐明宗时,幽州曾开凿了东南河,河长一百六十五里、宽百米、深近四米,也是一条大河。水路没有陆路那么多名目,屡见于史籍的只有水路、水道、海路、海道、御河、官河、漕渠等。这其中“官河”的称呼最多,可能只要是官府开凿的新河,均可称为官河。如果“官河填淤,行旅拥弊”,地方官有责任疏通河道(《旧唐书》卷146)。无论官河还是自然河道,在河的两岸也多种有树木,树以杨柳为主。

隋朝的大运河示意图
桥梁架在河流上,是出行的重要道路。建桥由尚书省工部的水部司主持,有时还设有专门的桥道使;若在地方,则由各地方政府(主要是士曹)主持。建桥的资金是征收“桥道钱”,一般是每亩征五文。也有地方乡绅赞助的,还有孝子四处乞讨而修建的桥,称“义桥”。地方政府必须定时维修所属境内的各种桥梁,若“桥道不修”,要受到惩罚,负责的官员甚至可能被处死。隋唐五代时桥的种类很多,从原料区分,有石桥、木桥、竹桥、藤桥、绳桥、笮桥等,后面这几种桥多建在南方。此外还有浮桥,当时浮桥的建造很盛,一般的工程情况是“须竹笮大艑,两岸石仓铁牛以固”(《旧五代史》卷53)。当时最著名的浮桥,是黄河上的蒲津桥(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县)。唐玄宗朝宰相张说曾写有《蒲津桥赞》,云:“域中有四渎,黄河是其长。河上有三桥,蒲津是其一……其旧制横 百丈,连舰十艘。辫修笮以维之,系围木以距之,亦云固矣。”但冬春之际,未化之冰常将竹绠撞破,于是“以铁代竹”,并在两岸铸有铁牛以“鸷缆”。近年在山西省永济县发掘出铁牛、铁人各四个,每个都重达三四十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蒲津桥的宏大。除蒲津桥外,当时著名的桥还有京兆府的灞陵桥、东渭桥、中渭桥,洛阳的天津桥。其他如大渡河上的桥长五十丈,陕州黄河上的太阳桥长七十六丈、宽二丈,洛水上的永济桥长四十点三丈、宽二点六丈。这其中的灞桥位于长安之东,为历来送别之地。天津桥因正对洛阳宫门,被称为“御路之要”。隋时本为浮桥,用大缆维舟,两岸对起四楼,后冲毁。唐初改为石脚桥。到五代时天津桥时有不通,致使后唐时百官一度坐船上朝,路上多有翻船事故。中渭桥是“连横门,抵禁苑。南驰终岭商洛,北走滇池鄜畤。济济有众,憧憧往来……人思启行,吾其能济”(乔潭《中渭桥记》),实是长安出行的一条重要桥梁。

隋李春主持修建的赵州桥
二 出行工具
(一)车
车在隋唐五代,可分为礼仪用车和日常用车两种。就礼仪用车而言,隋唐时期严格规定了上自皇帝下至大臣各个等级在各种礼仪场合的用车。这些礼仪用车,绝大部分是沿袭前代的,从史籍上看其制度,连记述用语都原封未动。就天子的车来说,主要有“五辂”,即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这些辂车形制上差不多,不过在装潢、颜色以及纹饰上略有不同。辂车均驾六马,马的颜色各不相同,分别用于祭祀、纳后、乡射、巡狩、畋猎等。此外还有驾四马的安车、驾六马的耕根车、驾一牛的四望车。这三种车分别用于耕藉、临幸、临吊、拜陵等。又有羊车(驾小马,即果下马)、属车(驾一牛。隋时曾多达八十一乘,唐规定设十二乘)、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轩车、豹尾车、黄钺车。这些车在唐代都用于仪仗,如皇帝出行时就把它们放在卤簿内。皇后的车有重翟、厌翟、翟车、安车、四望车、金根车共六等;皇太子有金辂、轺车、四望车;百官臣僚则一品是象辂,二品、三品革辂,四品木辂,五品轺车。隋朝百官只给犊车,等级的区别,仅在车幔的有无和颜色的异同。
以上各种车特别是唐代的车,主要是法律上规定的制度,实际已不常用。《旧唐书•舆服志》说:“自(唐)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爰洎则天以后,遂以为常。玄宗又以辇不中礼,又废而不用。开元十一年冬,将有事于南郊,乘辂而往,礼毕,骑而还。自此行幸及郊祀等事,无远近,皆骑于仪卫之内。其五辂及腰舆之属,但陈于卤簿而已。”这就是说,五辂之类的车,在唐代玄宗以后,不仅不是一般出行工具,甚至也不是礼仪出行工具,只是摆在卤簿内充数罢了。但是前面提到的犊车,作为礼仪用车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唐文宗太和年间(827—835),还有诏敕规定各级官员的犊车上有幰还是无幰,以及公主、郡主、县主和外命妇的犊车上用什么装饰。但其用途,也只限于册拜、婚会、出降等了。

唐青白釉陶牛车(1957年河南三门峡出土)
犊车除作为礼仪用车外,从广义上说也属于一种日常用车,即牛车。按牛车在隋朝用得很普遍,重臣如牛弘出门,也是乘坐牛车。一次,牛弘的弟弟“射杀(牛)弘驾车牛”,牛弘泰然自若,被时人赞为宽容大度(《隋书》卷49)。唐朝刘子玄也说:“魏晋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旧唐书》卷45)但是到了唐代,朝士不坐牛车了,坐牛车的主要变成了妇女。贵者如杨“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明皇杂录》卷下)。他如唐名士韩翃,与柳氏分别三年后,一日在京城“逢犊车,缓随之”,车上坐的正是已被番将沙吒利掠去的柳氏,于是演出了一部豪侠劫柳氏的故事。此外如百官赴任,政府要提供牛车让家眷乘坐,也供装载行李。牛车用作运输,其例就更多了。虽然运输不是出行的重点,但也是出行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我们只举出公、私两个例子:一是唐代司农寺用于运输的牛车有一千零二十一乘,可见其多;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卖炭翁》一诗中描写的卖炭老人,赶着一牛车木炭,重达千余斤。这木炭、这牛车无疑是老人出行生活的一部分,关系到他日常生活的好坏。

唐代的木牛车明器
牛车而外,当时日常用车中还有马车、驴车、驼车等。若以形制或用途分,又有轩车、轺车、金装车、库车、辎车、斋车、车、柩车、丧车、露车、软车、卧车、奚车、钿车、山车、宝车、画戟车、拜扫车等等。其中的轺车是马车,在隋朝百官都乘牛车的情况下,它用于皇帝赐给致仕的权臣。奚车本是契丹在塞外用的,“开元天宝中渐至京城”(《旧唐书》卷45),到中唐以后不仅流行,而且变得高贵起来,以至唐文宗时不许胥吏及商贾的妻女乘坐奚车。同是突厥喜用的毡车,到唐代也很普及,并也算高级车。《幽闲鼓吹》记“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寄钱物百万,并毡车一辆”,后看杜黄裳的夫人十分俭仆,最终也没敢将车及钱物献上。辎车和钿车都是妇女坐的:唐代进士曲江大宴,公卿家倾城纵观,“钿车珠鞍,栉比而至”(《唐摭言》卷3);而杨贵妃得罪唐玄宗后,玄宗“令高力士以辎车载送还其家”(《太平广记》卷240)。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奚车、毡车,还是钿车、辎车,实际上它们都是牛车,只不过在样式和装置上有所不同而已。

唐代的陶牛车
当时的车,可分为官车和私车。度支、司农所有的车是官车,前述配给赴任者的也是官车,而私车就是自家的车。隋唐五代时,官方常常向私人租车、借车以供运输。这种租借是有代价的,大约一天是三尺绢,或一里三十五文钱,所以当时也叫“雇车”或“和雇车牛”。唐宪宗时,河南府为搬运粮草,就雇了牛车四千零三十五乘,每乘用牛四头。私人之间也有借车、赁车的,所借之车可用于载人,也可用来运物,到唐代甚至出现了专门以车为人服务的人,叫做车家、车者或车子。典型的例子,是崔练师租车事。《太平广记》卷314“崔练师”条说,女道士崔练师“置辎车一乘,佣而自给……一旦,车于路辗杀一小儿,其父母诉官,追摄驾车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车偿死儿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练师处租来。’官司召练师,并絷之”。这崔练师就是靠出租牛车为生的租车经营者,可见唐代租车业的发达。
由于车辆特别是运输用车甚多,需要有放置的地方,所以当时专门设置有车坊。车坊就是存放车辆的场所,分官府车坊和私人车坊两种。官车坊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州府都有,主要用于存放车辆。由于车多,因此车坊的地方很大。唐代百官上朝,在待漏院设立之前,宰相就在光宅车坊避风雨。有些官府车坊装饰华丽,甚至成了送往迎来、备酒摆宴的场所。私人的车坊主要用于出赁,以便从中获利。因此唐朝皇帝在下发诏令时,常将车坊与邸店等营利设施并举。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制,就“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旧唐书》卷9),可见私人特别是一些官员设置车坊已是很普遍了。
(二)马
马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出行工具。由于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一般人家养马不多,因此马在这一时期又属于比较高级的出行工具。隋朝虽如前引刘子玄所言,“朝士又驾牛车”,但实际上骑马的也不少,从史籍记载看,如皇帝、州长史、博士,都有骑马的。但是相对后代,隋朝私人骑马的还是较少,因此朝廷拥有的马匹就非常多,皇帝赐给大臣马动辄几百匹、上千匹,这在后代是不多见的。与此相适应,当时权臣因得到赏赐,家里的马就变得很多,像宰相杨素家里的马竟有上万匹,这在后代也是不能想象的。当然这上万匹马,大多不是作为出行工具而是作为战马饲养,这就难怪被人看作是反逆的一个证据了。
到唐代,骑马出行变得普遍起来。前述刘子玄在讲到隋朝朝士驾牛车后又说:“自皇家抚运,沿革随时。至如陵庙巡幸、王公册命,则盛服冠履,乘彼辂车。其士庶有衣冠亲迎者,亦时以服箱充驭。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这就是说,到唐朝,乘车就皇家礼仪而言只用于陵庙巡幸、王公册命;民间只用于婚礼,其他无论贵贱,都是骑马。例子就很多了,上自皇帝、朝臣百官,下至进士、侠客、商贾、无赖,无不骑马。特别要说的是,唐代妇女虽然主要是坐车出行,但一度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却又盛行骑马。《旧唐书•舆服志》说:“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作者本意是讲服饰,但也透露出盛唐时妇女骑马的风行状况。前述杨贵妃姊妹坐犊车随玄宗去华清宫,后因太重,“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 ,组绣为障泥,共会于(杨)国忠宅,将同入禁中”(《明皇杂录》卷下)。传世画卷《虢国夫人游春图》,就描绘了唐代贵妇人骑马出行游春的景象。不过就一般情况看,唐代妇女还是坐车的多。如果是夫妻一起出门,则必是女坐车、男骑马。关于唐代法令禁止流人骑马,以及对商人骑马的限制,我们放在“制度、礼俗”一节中详论。

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宋摹本)
唐代统治者对马政非常重视,但这一话题超过了本书的范围,因此只能简单提一下。唐代在许多地方设有监牧以养马,如有陇右监牧、银川监牧、原州监牧等。其中原州在天宝年间有五十监,计有马三十一万九千余匹。其他还用括马、市买等方法扩充马匹。比起隋代来,唐代是不允许私人藏有大量马匹的,因此皇帝赐给大臣马一般只是一二匹。由于马匹短少,马就成了较高级的出行工具。在唐代,家里没有马但出行又需要马者只好借马或贷马,皇帝有时也拿出飞龙马来借给大臣以示恩宠,这时大臣就要写《谢借马状》表示感谢。有时有些低级官僚要去见漂亮女妓,也要借马扮作富贵的样子。

唐李晦墓出土三彩骑马俑群
五代时骑马更加普遍。由于当时北方马多、南方马少,因此南方诸政权例如荆南、楚国都屡屡以茶等物品交换马匹,当然主要为了换来战马。南方诸政权中,马政较好的是前蜀,但即使前蜀,王建也是费了十年工夫才弄到官马八千匹、私马四千匹。十国政权中,后蜀后主不爱骑马,所以内厩只有一匹打毬马;但吴越国的钱镠和荆南的高季兴都好名马,其中高季兴一听说有名马,就不惜千金去买,但直到他死,也没能遇到一匹好马。
说到名马,隋、唐、五代都有。唐太宗的“六骏”是十分出名的,其他还有唐代宗赐给郭子仪的九花虬。《杜阳杂编》卷上记此马“即范阳李德山所贡,额高九寸,毛拳如麟,头颈鬃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则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文,故号九花虬”。此外还有狮子骢、望云骓、照夜白等。唐代宰相裴冕“性本侈靡……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旧唐书》卷113)。唐代人又喜欢“连钱”马。所谓“连钱”,指似连钱纹样的旋花毛。当时人喜欢青色的连钱马,而如果马的颜色与连钱的颜色不同如“白马紫连钱”,那就是上好的马;如果再配上黄金勒或锦绣障泥,就显得更加名贵。骑名马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如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有云:“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读此诗,可以想见李白骑在马上的傲然之气。除名马外,当时还有各种其他类型的马,如果下马、矮马、蜀马、草马、细马、胡马、款段马、牂牁马、打毬马、厅子马、筋脚马、鸣珂马等,名目繁多。其中果下马最小,只有羊大,用于拉羊车。蜀马和牂牁马都是南方马,比较矮。蜀马用得较普遍,但等级似比较低。唐代《礼部式》规定,一般官员的家属只能骑蜀马和小马。又有规定说,给驿马若不宜大马处给蜀马,这是从马的适用性方面考虑的。款段马是一种行步缓慢、比较稳健的马,为俭朴的大臣所喜用,而鸣珂马则身佩美玉,是贵臣地位的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