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有一些住生活中的行为虽很难说是习俗，但它确实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有必要提一下。唐朝大臣李晟，宅在大安坊，本来宅院中有许多竹子，但由于李晟功高，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晟将要如何如何。为避免流言，李晟将院中的竹子全部砍光，以表示自己的清白和坦荡。同样的例子，还见于另一个功臣郭子仪。郭子仪的房宅在亲仁坊，已见前述。他的宅院的特点，是门洞大开，没有围墙。无论何人，出入不问。有一次，他的孩子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郭子仪笑着说：我的功劳这么大，待遇这么高，“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太平广记》卷176）。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政治生活对居住生活的影响。也正因为上述李晟、郭子仪如此谨小慎微，才使二人没有被流言击垮，能够得以善终。
（二）迷信
居住生活中的迷信，主要是指当时的人相信选择住宅的位置、样式、朝向等关系到人生活中的吉凶，而指导这种选择的理论，主要是阴阳、五行、八卦等。这一时期出现了占地、相宅用的专书如《宅吉凶论》、《相宅图》、《五姓宅经》。从现存敦煌文书中的《宅经》（其中一部分被后人冠以《黄帝宅经》的名称而得以流传下来）残卷看，这时的《宅经》总的说来比较粗疏简陋。虽然运用了阴阳五行八卦学说，但还没有后世那种“龙砂穴水”的理论。从内容上看，《宅经》认为占宅之法是各种占卜中最重要的。作者综合了二十四家《宅经》后，提出分二十四路八卦九宫，配男女之位，定阴阳之界，来考寻休咎。作者认为占宅之中阴阳最重要，只要阴阳相顺就有福，就可不避将军、太岁、黄幡、黑方及五姓等忌讳。作者还提出了宅有五虚五实的原则，即：“宅大人少，一虚；宅门大内小，二虚；院墙不完，三虚；井灶不全，四虚；宅地多屋少，五虚。宅小人多，一实；宅大门小，二实；院墙完全，三实；宅小六畜多，四实；宅中水渎东南流，五实。五虚令人贫耗，五实令人高贵。”从这些话语中的合理成分看，当时的占宅术并不很玄虚。《宅经》中还分类介绍了在相宅、建宅、住宅、镇宅中的实用方法，如有形势安置法、修宅次地法、宅舍所用法、宅厅梁屋法、宅中置井法、作牛羊屋法、初入宅法等。其中讲宅的形势是：“白虎登天、青龙入泉、朱禽顾翼、玄鸟登山，如此之地，一寸万钱。”讲宅厅架梁，五行中属“土”的家庭是：“正月架屋，吉……三月殃祸灭门，四月生贵子……十一月不吉”等等。更有意思的是“初入宅法”，云“欲入宅，先以五谷遗户屋庭，宣子孙。入阴以寄（奇）月，入阳以偶月。第一，童女二人，一人擎水，一人□烛。童男三人，二人擎水，一人执烛。第二，牵羊。第三，黄牛。第四，二人擎案，案上著金宝器。第五，二人将釜内着五谷，家长随后带剑，后一人擎马鞍，子孙宅右并从。第六，二人持箱，盛缯彩绵帛。第七，二人持甑，甑内盛五种饭，家母□锁于心前，随后行，男女左右并从至门，次第□入，大吉”。这是在《宅经》指导下的入宅法，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隋唐五代人迁居入门时的风俗礼仪图。
《宅经》作者要求时人“可以家藏《宅经》一本，用诫子孙，秘之宝之”，可知占宅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从史籍记载的事例看，这种占宅主要考虑的是阴阳和八卦，并且特别重视“气”。隋唐长安的永嘉坊，在隋末时有方士说此坊贵气特盛，于是从唐武德、贞观以后，亲王、公主、公卿中居此坊者多于他坊。唐宰相杨炎在曲江南立家庙，“有飞语者云：‘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旧唐书•杨炎传》）结果这成为杨炎被赐死的理由之一。唐宰相燕国公张说宅在永乐坊东南，有洪师对他说：此宅西北隅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洪又至，谓燕公曰：‘此宅气候忽然索漠，恐必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与洪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坑三数坑，皆深丈余。洪大惊曰：‘祸事，令公富贵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骇曰：‘填之可乎？’洪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相连，今欲填之，亦犹人有疮病，纵以他肉补之，终无益也。’燕国公子均、 皆为（安）禄山委任。克复后，均赐死，长流之”（《常侍言旨》）。这里的洪师，可能是一个占宅占地的行家，史籍也称作“泓师”。《太平广记》卷497引《卢氏杂说》讲“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盏地，安邑里西是玉盏地。后永宁为王锷宅，安邑为北平王马燧宅”。金盏地破了还能成，玉盏地破了就完蛋了。所以后来王锷、马燧宅都被官家没收，王锷宅后又赐给了史宪诚等人，即仍作为住宅，而马燧宅则被当做皇家公园即奉诚园了。此外利用八卦相地相宅的也有一例，即裴度的住宅。当时认为长安城横贯东西有六条高岗，南北排列，正合易象乾卦之数。裴度的住宅碰巧位于第五岗，按照乾卦的说法就是龙飞九五，是要作天子的。因此有人就造谣说裴度有异图，幸亏敬宗没有相信。
与占地占宅相联系，当时还有各种求吉求福或避邪镇邪的方法。如在门上画虎画豕以避邪、在门前立泥人以祈晴等。敦煌文书的《宅经》残卷中，也有许多镇宅避邪的方法。如有“用石镇宅法”，云：“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在安石时还要念咒语云：谨告地神，宅内公官主人姓名，自居宅已来，未□福祐，今有厶某，请德良时吉日，以石若干斤如法镇获，一镇已后，永享元吉。这种以石镇宅的方式传到后世，就变成了“石敢当”。除以石镇宅求福灭灾外，当时还有以各种神符镇宅的。敦煌文书中又有“护宅神历卷”，上面画有各种神符，将其贴在门口和室内或屋角，可以去百鬼、消万恶。
除了占地占宅求福避邪之外，当时人还相信人死后会作祟，于是就出现了有关“凶宅”的信念和各种故事传说。这在当时的笔记小说乃至正史中有许多描述，大致是说某宅或某官署屡有灾异，居者多死，于是有人不怕，定要居住，结果或是被托梦，要他安置好迁徙好死人的尸骨；或是他将作祟的妖精打败；或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也有时发现所谓的妖怪只是一条狗，或只是由于观察不清而造成的误会。《太平广记》卷495说，润州有个万岁楼，俗传楼上烟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贬。唐开元（713—741）以前，以润州为凶地，谁也不愿到那里做官。一次，探访使董琬到此州，正好碰见白日烟出，刺史真的恐惧至死。到乾元年间（758—760），万岁楼又一次烟出，“圆可一尺余，直上数丈。有吏密伺之，就视其烟”，原来是一团蚊子，“从此知非，刺史亦无虑矣”。
敦煌文书“护宅神历卷”
居住生活中的禁忌迷信即占地相宅，以及各种求福镇宅避邪的方法，反映了当时人思想认识水平的低下，同时也是人们对舒适、幸福生活的一种积极追求，因此在相地相宅的迷信中，包含有相当多的合理因素，如建筑住宅时要尽量向阳、房屋既要避潮湿又要避干燥，以及其他反映当时人审美要求的一些规则等。这些合理因素是我们在考察当时人的居住生活时，要认真加以注意、并将它们与虚妄迷信加以区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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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残卷所记似有误，错把西房南北长度记作东西长度了，因此西房的实际形状亦应是东西窄南北长，与东房类似。
行
行生活中的“行”指“出行”。出行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出行生活牵扯到出行所需的道路设施，出行工具，出行制度、礼仪、风俗，以及出行时的乐趣或苦难等。全面研究隋唐五代的出行，需要很大篇幅，这里只能就其最一般的情况略作探讨。
五代赵喦《八达春游图》，绢本，设色
道路设施与出行工具
一 道路设施
（一）道路的一般情况
出行离不开道路。从道路的自然状态，可将道路大致分为陆路和水路；而若依道路的社会性质，又可将其分为官路（官河）和私路。隋唐五代时的道路，以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向四方辐射。据《元和郡县志》，在每州之下记有“八到”，即四面八方各通往何处。无论何州，首先都要记录该州通往长安的道路，其次记录通往洛阳的道路。说到底这是政治的需要，同时也是经济的需要。中央集权的统治结构，决定了道路的中心是政治统治的中心。隋唐五代道路干线的总长度，由于资料缺乏，不能精确计算。若抛开立国时间太短的隋朝和分为数个政权的五代不谈，仅就唐朝而言，有人据唐代“驿”的多少，计算出唐代道路干线有五万里（白寿彝《中国交通史》），也有人计算为六万至七万里（刘希为《隋唐交通》）。这些计算虽然都有根据，但除驿路外，唐代另外还有一些官路。因此唐代道路干线的总长度，只会超出而不会少于六万至七万里。下面取《元和郡县志》中长安、广州这两个南北都市的“八到”，来看看当时道路的四通八达。
盛唐时期（669）全图
长安：东至东都八百三十五里。东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西南至洋州六百三十里。东至华州一百八十里。南取库谷路至金州六百八十里。正西微北至凤翔三百一十里。西北至邠州三百里。东北至坊州三百五十里。正东微北至同州二百五十里。
广州：西北至上都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取虔州大庾岭路五千二百一十里。西北至东都取桂州路五千零八十五里。东北至韶州五百三十里。西北溯流至连州八百九十里。正西微北至端州沿溯相兼二百四十里。西南至恩州水路六百里。西北至贺州八百七十六里。正南至大海七十里。
这里我们看到了唐代州郡之间道路的四通八达，同时也知道通往某一地区常常有二条或二条以上的道路。《元和郡县志》对这种不同的道路作了详细记载，即如上述广州条中的郴州路和虔州大庾岭路。因此在计算道路总长度时，就不能忽略通一处而多条路的情况。此外，还要注意道路中的水路和水、陆相兼的道路。
隋朝道路，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凿了大运河，贯通了南北交通。这里要特别指出，大运河的开凿，是由于隋炀帝的巡幸也就是“出行”促成的，它开凿成功后又便利了隋炀帝的出行。这个例子突出说明了道路与出行的相互促进关系。隋朝还有其他一些道路如驰道、御道等，也都是为隋炀帝巡幸而开辟的。
唐朝道路的特点，是道路以及馆驿的发达。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又使交通路线在前后期有些不同。例如安史之乱时由于安史军队占了河南，使淮河运路断绝，江南财物只能沿江路上行，从商山入关，直接促成了七百里商山路的开凿。自唐代宗大历末年李希烈占了蔡州，直到元和时宪宗平吴元济，蔡州的不通也导致了江淮至关中的中路即经合肥、寿春至函谷关的道路作废。
五代时全国范围有数个政权并存。这些政权之间，有的互相封锁，致使五代时交通路线的特点是远距离交通如绕道路线特别是海路比较发达。如吴越、闽要和中原王朝接触，不能通过敌对国的南唐，而要走海路，从青州登陆；闽若想从陆路到中原，必须绕道湖南；中原王朝到闽、吴越，有时也要从湖北、湖南入广东，再走海路到福建、杭州。
中原王朝到周边政权或国外的道路在隋唐五代也很发达，并各有特点。隋代除开大运河为北伐高丽外，主要的道路集中在西北边。据《隋书•裴矩传》，“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即经过北道（伊吾）、中道（高昌）、南道（于阗）分别可达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唐代社会空前开放，对周边的各条道路，主要不是为了战争和游幸。据《新唐书•地理志》，这些道路主要有七条，分别是“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纥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实除这七道外，《地理志》还详细记载了从长安到吐蕃的吐蕃道和长安到南诏的南诏道。进入五代以后，无论南北政权，都把与契丹的关系看得很重要。于是吴、南唐、闽泛海通使契丹的道路就发达起来，中原王朝也专门开辟了通往契丹的道路。这是唐代所不曾有的，反映了契丹的强大，同时也反映出社会政治变化对道路发展的影响。
（二）陆路
陆路在史籍记载中名目繁多，如有驰道、御道（御路）、帝道、官道（官路）、官街（天街、禁街）、国路、驿路、县道、村路、饷道（饷路）、贡道、运路、大路、次路、便道（便路）、私路、马道、堤路、盘道、栈道、甬道、夹道、复道、山路等等。这些道路有的以性质命名如御道、官道、驿道，有的以用途命名如贡道、饷道、运路，还有的以形态命名如堤路、栈道、复道。下面择其主要者略作介绍：
驰道、御道等是皇帝专用的道路。除宫殿中的御道外，其他一般说来都是为皇帝行幸准备的。例如隋炀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陈兵耀武”，先告诉突厥染干，染干乃命“举国就役而开御道”，自“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东达于蓟，长三千里”（《隋书》卷51）；唐玄宗时咸阳有行宫名望贤宫，自行宫至长安有驰道。肃宗迎玄宗回长安，“乘马前引，不敢当驰道”（《资治通鉴》卷220）。这些驰道御道，有些因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后来就不再为皇帝专用了。官街、官路、驿路，都是官方筑就的交通干线。官街主要指城市中的街道，官路则遍布于各州县，而驿路是指设有馆驿的官路。唐朝政府十分重视对官路的维护，不许在官路上耕种，也不许砍伐路旁树木。不过有时也有例外，那就是在南方老虎猖獗之州县，官路两侧十步之内的树木必须伐光，以便行人防备老虎。便道、便路、私路，是相对于官路、驿路而言的，这些路上不设馆驿关卡。阁道、栈道、盘道大都是山路，以凿石搭木等方式建成。唐末僖宗逃奔成都时，李昌符将栈道焚毁，多亏了王建“控僖宗马冒烟焰中过”（《十国春秋》卷35），始得平安无事。复道也叫夹城夹道，主要建在城市，是为帝王服务的。长安的复道，主要自大明宫沿东城墙而建。由复道南行可至曲江。在复道里行走，既可避人耳目，又十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