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12窟“嫁娶图”中的帷帐（晚唐）
（四）屏风
屏风在隋唐五代时期室内陈设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屏风主要也起遮蔽与挡御风寒的作用，它与帷的不同处：一是材料不同，二是不能悬挂在楹柱上。屏风不是用布帛作的，一般以木为骨，以纸为面，其他还有用铜做的，以及用玻璃、云母、玉石等材料做的。总之它由硬物组成，因此可以折叠或搬动。屏风分连地屏风和床上屏风二种。顾名思义，连地屏风放在地上，床上屏风放在床上。无论连地屏风还是床上屏风，它的装饰都有多种多样。最简单的是素屏风，即不做任何装饰。其他还有在屏风上饰以珍珠玳瑁，或采用“金银平脱”工艺的。当时在屏风的面上时兴写字、画画，写字有名的例子是唐太宗在屏风上写《列女传》和房玄龄在屏风上写《家诫》；绘画则以人物画如伎乐、仕女为多，但也有画云鹤、奔马，以及山水和花鸟的。白居易写《素屏谣》，就说当时在屏风上多写画名家作品如“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璪之松石”。连地屏风有时单独使用，有时则使用许多扇。如隋炀帝放在迷楼中的乌铜屏，高五尺，宽三尺，数十面连在一起，环绕在寝室内。五代十国时后蜀孟知祥，“作画屏七十张，关百钮而斗之，用于寝室”（《清异录》卷下）。此外，还有闽国惠宗王延钧造的水晶屏风，屏风周围四丈二尺，王延钧就常与皇后“淫狎于内，令宫女隔屏觇之”（《十国春秋》卷94）。这里写出了屏风的遮蔽作用，只是因为屏风透明（或即为玻璃屏风之一种），所以才能看得见里面。从上述记载看，一件若宽三尺，周围四丈二尺的屏风，就应该有十四扇。除去这种皇帝使用的、扇数颇多的屏风外，当时还流行六扇屏风，也叫“六曲屏风”。这在史籍中记载很多。至于床上屏风，又称床上屏、小屏、小山屏，不仅施于卧床，也放在坐床（或榻）上，起到挡风寒的作用。所以当时的诗歌中就有“就日移轻榻，遮风展小屏”（杨衡《春日偶题》），“低屏软褥卧藤床，升向前轩就日阳”（白居易《就暖偶酌戏诸诗酒旧侣》）等诗句。
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屏风
五代王齐翰《勘书图》（挑耳图）中的屏风
（五）帘
帘在这一时期，也是室内张设中的必备物。帘的形制比较清楚，主要用在门上，也有用于窗前的。帘的材料有布、帛，也有竹、草等，颜色以红、绿为主，即所谓“朱帘”、“翠帘”，高级一点的就施银钩、络珍珠。《国史补》卷上记尚书左丞李廙有清德，“门帘甚弊”。其妹夫刘晏正掌权，“令潜度（门帘之）广狭，以粗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廙。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这里提到的竹帘比较粗陋，而《清异录》卷下另记有所谓“赤紫色，人在帘间，自外望之，绕身有光”的瑞英帘，则是用于宫廷中的高级门帘了。帘的作用，主要也是遮蔽。特别是妇女，当她们在会见男客时，有时需要隔着帘子。在这种场合下的帘子，也就不仅施于门口，也施于室内帷帐的开口处。当时不单一般妇女遵从着这种礼俗，尊贵如武则天也不例外。《刘宾客嘉话录》记河东张嘉贞“面奏天后，天后对之。河东请去帘，曰：‘臣生自寒微，今蒙召对，然咫尺天颜，犹隔云雾，伏乞陛下去帘。’则天许之”。此外《旧五代史•罗隐传》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即说罗隐诗名满天下，但相貌极丑。唐宰相郑畋的女儿喜欢罗隐的诗，“讽诵不已。（郑）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罗）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
（六）茵褥
茵褥在隋唐五代室内布置中属于铺设类，也十分重要。茵褥主要有二种：一种铺在地上，类似现在的地毯，当时也叫地衣。材料有竹以及木棉、毛毡等。前者用于夏季，后者用于冬季。堂内有茵毯，可能属于比较富裕的宅第，而更奢侈一些的人家，甚至还将茵毯铺在台阶上。《国史补》记唐朝大臣韦陟贵盛，房琯清俭。有一次韦陟有病，“房尚书琯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袜而登阶，侍婢皆笑之”。由此也可知，连尚书这样的高官，也可能并不铺设茵毯。著名诗人白居易写过有名的《红线毯》，批评宫廷里嫌太原和成都的茵褥都不好，非要每年让宣州进贡加丝毯。诗中说：“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茵褥的第二种，是铺在榻等坐具上。《太平广记》卷346“李湘”条，记李湘去见女巫，女巫“别置榻，设裀褥以延之”；《全唐文》卷727舒元舆《上论贡士书》说，现在每年到京城来应试的举人，应试时十分辛苦，“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应该改善他们的待遇，“设茵榻，陈炉火”。茵褥铺在榻上，固然是为了坐，其实铺在地上有时也与坐有关。这是因为隋唐五代阶段，低坐具依然存在、席地而坐仍然很多的缘故。
唐代壁画《收获图》中坐在地毯上的老者
唐周昉《挥扇仕女图卷》（局部）中的地毯和几案
根据以上介绍，我们对当时室内张设的一些主要物品已有大致了解，而这些物品的好坏有无，在当时就意味着这家主人居住生活乃至一般家庭生活的优劣程度。换句话说，当时就是以上述一些张设作为室内装饰的代表的。《太平广记》卷53记张茂实到一处宅院，入中堂“屏帏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这是说华盛；《旧唐书•岑文本传》说岑文本“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这说的就是清俭。由此，上述帐帷帘屏茵褥，在当时居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就十分明确了。
二 家具
这一时期使用频繁的家具，主要有床榻、几案、橱柜等，下面逐一进行介绍。
（一）床
床在这一时期仍与前代一样，有寝床和坐床二种。寝床比较大，多以木制，好的就用柏木、沉香木，也有用象牙制作的。床的形制与前代差不多，腿有直脚和踞脚两种。有的床比较高，底下造有搘床龟或搘床石。床上一般还有帐子。坐床有许多种。一般的坐床与榻相似，有大有小，大的可以数人同坐。唐代小说《游仙窟》所记张郎和崔十娘、崔五嫂，就是在中堂的坐床上饮酒作乐的。床上一般铺有席或菌褥，也有帷帐，有时在帐中还有屏风。坐在床上，一般还是跪坐或盘坐。坐床中还有两种特别的床，即胡床和绳床。这两种床前代也有，但到此时使用更加普遍。胡床是一种类似今天马札的可折叠的轻便椅子，但到唐后期，可能有些不能折叠的椅子，也被称作胡床。绳床与今天的靠背椅类似，原来仅在寺院使用，后来普及到民间，其中有一类发展为“倚床”后称“倚子”。《唐语林》卷6记颜真卿被李希烈拘留时所做的体育活动是；“立两藤倚子相背，以两手握其倚处，悬足点空，不止地三二寸，数千百下。”这里把倚子的形象写得很清楚，实际就是藤靠背椅。到唐后期，“椅子”一词开始出现。日本僧人圆仁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的是唐文宗至唐武宗时（827—846）事，书中所记“椅子”一词就有四五处之多。椅子的普及，反映此时高坐具的流行，相应地，高脚桌子也出现了。高脚椅子和高脚桌子，在唐代墓室壁画和敦煌壁画中都有反映。到五代，从《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高脚椅子的形制已经十分成熟了。
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寝床与坐床
除了卧床与坐床外，床还有其他许多用处。例如玩杂技时叠椅用的“朱画床子”，大的也只有一尺余。此外还有摆设字画的床，以及饭床、梳床、茶床等，这些床实际与后面将要介绍的“案”的用途基本相同。
（二）榻
榻和床有时很难区别。按照字书的解释，大的叫床，小的叫榻，但实际上床也有小的，榻也有大的，这里将二者分别叙述只是为了方便。榻也有寝榻和坐榻两种，寝榻与寝床相似。《太平广记》卷38“李泌”条，记唐肃宗欣赏李泌，“寝则对榻，出则联镳”。这时的榻就是床。另有一种寝榻叫“土榻”，实际就是后来北方常见的火炕。榻的这种用法为床所没有。坐榻与坐床一样，常被放置在帷帐内，上面也铺席或茵褥，坐时一般不垂足，与客人同坐一榻，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和亲热。此外，在敦煌壁画中有一种长条凳是垂足坐的。有学者认为，这长条凳也是榻，它是低坐具向高坐具过渡时的产物。
唐卢棱伽《六尊者像•第八嘎纳嘎拔喇尊者》中的坐榻
（三）几案、橱柜
几案中的“几”有二义，一是凭几，一与案相同，这里我们不谈凭几。几案是类似后代桌子的平面家具。在席地而坐时，几案都较低矮。隋唐五代时期，这种几案仍然存在，特别是百官宴会时。高官坐堂上，低官席地坐堂下，每人面前都有食案。不过随着床榻的普及，特别是高坐具的出现，几案也发生了变化。一种变化是将几案搬在榻上，用法如现在北方农村的炕桌。另一种是加高几案的腿，然后放在床榻或椅子、凳子前面，与今天的桌子相似。当时的官府已有这种高足几案了，官员们就在这案上堆放文卷，也在案上办公。有的案上还铺有案褥，案褥四周垂下来将案腿遮住。《太平广记》卷171“王璥”条记王璥判案时，就“先令一人伏案褥下听之”。这时的案一定是高足，否则底下不可能藏住人。从敦煌文书，可以看到这种高足案的形象。此外敦煌壁画各种婚嫁图中，还有许多高脚的长条桌。这些长条桌，大约也是案的一种。不过隋唐五代，似乎始终没有出现“桌子”一词。
唐三彩方柜（1955年陕西西安出土）
敦煌莫高窟第85窟屠房中的桌子（晚唐）
唐卢棱伽《六尊者像•第十五锅巴嘎尊者》（局部）中的座椅与几案
当时在室内置放的家具中还有橱柜，橱与柜在形制上应基本相同，但橱似乎以存放书卷为多（如前面提到的隋炀帝观文殿中的书橱），而柜则存放衣物和钱财。在大多数情况下，柜是有门的，一般都较大。当时常有士庶为躲避盗贼而藏在柜中的事情。也有无门的大柜，比较罕见。《旧唐书•王伾传》说王伾接受贿赂，贪得无厌，“宅中为无门大柜，唯开一窍，足以受物，以藏金宝，其妻或寝卧于上”。这里所说的柜显然很大，同时从形制上看，它属于一种卧柜。隋唐五代墓葬出土随葬品中的明器柜，大部分都是这种卧柜。除此之外，见于史籍的柜，还有竖柜、床头柜、食柜等。从名称看，竖柜不同于卧柜，可能和现在的大立柜差不多；床头柜或许比较小；食柜则是专门存放粮食用的，根据敦煌文书，这种食柜大小不等，大约可装粮食2石至30石。
隋唐五代室内家具除上述床榻（包括椅子、凳子）、几案（包括桌子）、橱柜之外，还有台（妆台、镜台、台盘等）、箱（巾箱）之类。由于有关史料太少，我们无法详细介绍，这里只提一下镜台。按镜台是化妆时用的家具，质量好坏有很大差别，《太平广记》卷226“马待封”条，就记载了唐玄宗开元年间皇后的一个镜台。文中说这镜台上下两层，“皆有门户。后将栉沐，启镜奁后，台下开门，有木妇人手持巾栉至。后取已，木人即还。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继至，取毕即还，门户复闭。如是供给皆木人。后既妆罢，诸门皆阖，乃持去。其妆台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这真是一个非常精巧的高级镜台，应说是隋唐五代家具中的佼佼者。
住生活的社会性
一 等级性、地方性和民族性
（一）等级性
如同前代一样，隋唐五代时期的住生活，也体现出严格的等级性，突出表现是用法律形式即在律、令、格、式上，将这种等级性固定了下来。《唐律疏议》卷26“杂律”说：“诸营造舍宅……于令有违者，杖一百。”这里的“令”，指唐令中的《营缮令》等。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将《营缮令》复原了若干条，其中有一条说：“宫殿皆四阿，施鸱尾。”“四阿”指屋顶的样式，“鸱尾”指屋脊的装饰，这二者都是宫殿专用的，一般官员甚至割据藩镇也不能随便使用。后唐明宗就曾下诏，将魏州、汴州、益州原有的“宫殿悉去鸱尾，赐节度使为衙署”（《旧五代史》卷40）。特别有趣的是，南唐的宫殿原本都有鸱尾，到准备投降宋朝时，宋朝使臣一来，就将鸱尾去掉，一走又将鸱尾安上，一点儿不敢马虎。
《营缮令》还有一条专对官员及庶人宅舍制订的令文。令文说：“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鸟头大门；勋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仍不得辄施装饰。”（《唐会要》卷31）这是从房屋间数、架数和屋顶装饰来规定的等级界限，其中的堂舍指正堂、中堂，门屋即前面所说待宾客的门馆。“鸟头大门”，《唐六典》卷23作“乌头门”，据研究，这乌头门的形制是左右立门柱，柱顶套黑色柱筒，柱上安衡木，柱内安两扇门。由于柱筒是黑色，所以叫“乌头门”（萧默《敦煌建筑研究》）。乌头门在法律上，只允许六品以上大臣使用，是当时等级限制的一个标志。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宫阙图
《营缮令》始于唐，隋朝还没有。不过即使在制订了详尽的律令制度后，贵族权臣们实际仍不会完全照此实行。下面就简述一下隋唐五代贵族官吏宅舍建筑的奢侈程度及其变化。
隋朝大约自隋炀帝以后建筑趋于奢丽，像杨素在洛阳的住宅，占有一坊之地。按每坊平均长宽五百米算，是占地二十五万平方米。《隋书•杨素传》说他“负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唐朝建立之初，由于社会相对比较贫穷，创业大臣又大多节俭，因而当时一些著名大臣如岑文本、魏徵都是居处卑陋，没有像样的正堂正室。著名将领李靖的家庙，后来成了杨国忠的马厩，也可知其简陋。到高宗武后时，大小官吏们开始着意修建自己的宅舍。《旧唐书•李义琰传》记李义琰为宰相，“宅无正寝，弟义琎为岐州司功参军，乃市堂材送焉”，并对义琰说；“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兄官高禄重，岂宜卑陋以逼下也。”这时奢靡之风已逐渐兴起，像武延秀、宗楚客、张易之的宅舍就都很奢侈。到唐玄宗时期，奢侈之风更盛，但据《旧唐书》所言，当时“犹存制度”，也就是说这时虽然奢侈，但大致仍能遵守《营缮令》等法律规定。但是“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旧唐书•马璘传》）。前节所述马璘的中堂，以及内官刘忠翼之第，就都因为太豪奢了而被唐德宗下令毁除。德宗并命有司“条举格令”，重申“第舍不得逾制”。类似的诏命，我们在唐文宗时也见到过。《旧唐书•马璘传》点出内臣和戎帅，说明此二类人是唐后期宅舍逾制的突出代表。实际上朝官奢侈的也有，元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史载其“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旧唐书•元载传》）。不过总的来说，还是节度使们的宅舍最奢豪、最不遵法度，而且一般说来皇帝对节帅的这种“逾制”不太过问。到五代时，北方因为战乱，宅舍建筑的规模和奢侈程度均不如唐后期，以至后唐时有人感叹说；“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旧五代史》卷57）但是南方十国政权内的贵族大臣们却任意造作，不讲什么制度，宅舍十分奢侈。前蜀内给事欧阳晃，“患所居之隘，纵火焚西邻军营，明旦召匠广其居，帝不问”（《十国春秋》卷37）；徐延琼“经营土木，构第于锦水应圣桥西，横亘数坊，务极奢丽”（《十国春秋》卷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