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三彩假山（陕西西安出土）
私家园林也可分为二类：一类园林建在城内，与住宅连在一起。由于隋唐五代还处在造园艺术的初级阶段，模仿自然的痕迹比较浓厚，因此园林占地面积较大，在城市里除大官僚外，一般家庭还没有自己的园林。又因为当时的造园风尚要求一定要有池沼水塘，而在缺水的地方就无法造园。比如说长安和洛阳，长安的名园就少于洛阳。这一时期私家园林的典型首推白居易，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有一套住宅，“居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晚年为躲避党争，求得在洛阳任职，于自家园林中邀友吟咏，悠然自得，所作《池上篇》诗云：“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同上）今天我们读此诗，还能真切地感到白居易那跃然纸上的优哉游哉心态。洛阳还有一处园林，也值得一提，那就是致仕宰相裴度的园林，他“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旧唐书•裴度传》）。由于这些大官僚家中的园林亭馆建筑得非常好，引得许多公卿大夫前往游玩，也使得各级官府常常借他们的园林宴饮宾客。如路恕“私第有佳林园，自贞元初……迄于元和末，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从之游”（《旧唐书•路恕传》）。又如张柬之在江陵的园林，“公卿多假之游宴”（《旧唐书•李皋传》）；马璘的家园“进属官司，自后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旧唐书•马璘传》）。后一种情况说明，在唐后期皇帝的园林已经开始不如臣下的私家园林了。
私家园林的第二类，是别墅式的或设在别墅中。换句话说，自己的住宅在城内市中心，周围无从建园林，于是在城郊或城外山谷里建别墅，在别墅中建园林。唐朝宰相王起与兄弟王龟同住在长安光福里，而王龟又在城南荒僻的永达里建园林；御史中丞崔宽“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旧唐书•杨绾传》）。与这种别墅同类，当时还有“别业”一词，以及“庄”或“园”等，这些词汇有时可以通用。如著名的王维辋川别墅，就曾被称作辋川别业；裴度在洛阳午桥建的别墅，白居易称它为午桥庄；至于将别业称为庄的就更多了。如果强要区分，似乎别业或庄、园在规模上可能大于别墅，其中除宅院园林外，或许还颇有些田业。
别墅为寄意山水的官僚们休息宴乐而设，因而它的主要部分就是池馆台榭。隋唐五代时最著名的别墅，是唐朝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庄。《剧谈录》说它“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栏，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李德裕营建此别墅时，“远方之人多以土产异物奉之……时文人有题平泉诗者：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花钱（“花钱”一作“名花”）”。李德裕自己也作了大量的诗，描述他苦心建造的平泉山庄，诗中提到了山石、亭台、竹木、飞泉，有双碧潭，有花药栏，有书楼晴望，有重台芙蓉，大小数十景。李德裕是唐代一位享有“山水癖”之称的官僚，因此他不惜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建造了这片占地很大、场景颇多的园林。据说李德裕当时曾写了个《家戒序录》，“志其草木之得处，刊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树一枝，非子孙也”（《旧五代史》卷60）。到晚唐，洛阳几成废墟，李德裕平泉庄中的花木，“多为都下移掘，樵人鬻卖，园亭扫地矣”（《旧五代史》卷60），就连李德裕最宝贵的“醒酒石”，也被一位监军使搬到自家的花园中去了。
华清池全景（现代）
从以上官私园林的介绍看，隋唐五代的园林必有水池、有亭台，洛阳的园林还必有竹。除此之外，当时还逐渐兴起了欣赏奇石的风尚。宰相牛僧孺、李德裕，以及白居易、柳宗元等名人都喜欢异石。上述白居易履道里的住宅中，就还有天竺石一、太湖石五。牛僧孺在洛阳归仁里的宅第，庭院中放有任淮南节度使时得到的嘉木怪石；李德裕平泉庄中也有泰山石、巫山石等多种。最有趣的是诗人姚合写的一首《买太湖石》诗，真正写出了当时人对奇石的喜爱以及奇石的好处，诗云：“我尝游太湖，爱石青嵯峨。波澜取不得，自后长咨嗟。”后来有个卖石翁见姚合是鉴石行家，就贱价卖给他一尊石，于是姚合在诗中接着说这太湖石：“比之昔所见，珍怪颇更加。背面淙注痕，孔隙若琢磨。……置之书房前，晓雾常纷罗。碧光入四邻，墙壁难蔽遮”，似乎这太湖石往姚合的宅院中一放，就给宅院增添了一种神奇飘逸的味道。
这一时期园林中还有一种很常见但又很值得研究的建筑，即“亭”。按亭起源比较晚，这一时期正是它的发生发展期，因此有时我们觉得史籍中记载的亭和现在的亭不太一样，只是到了晚唐五代，亭的形制和功能才逐渐定型。在早期的园林中，亭的装饰作用不大，主要还是为了实用。湖州有个游览胜地叫白蘋洲，在唐文宗（827—840）之前数百年中没有建亭，后来刺史杨君建了五座亭，白居易因此写了《白蘋洲五亭记》，说这五亭是“架大溪跨长汀者，谓之白蘋亭；介三园阅百卉者，谓之集芳亭；面广池目列岫者，谓之山光亭；玩晨曦者，谓之朝霞亭；狎清涟者，谓之碧波亭。五亭间开，万象迭入”。这是官家修建，为赏景的亭子。除此之外，在唐中后期用于赏景的私人亭子也很多，只要翻开唐代史籍，什么“孙氏林亭”、“郝氏林亭”等就会看到不少。当时的亭子除了供游乐观赏外，还是宴会的好地方。最有名的例子有新进士会宴的曲江亭子；其他如三司使在长安永达坊的亭子里宴丞郎；幕僚们饯朝客于折柳亭等，史不绝书。这种可以宴饮的亭子，有的被称为“设亭”，形制比较大也比较特别，其形如飞鹏，“左右翼为厨为廊”（《全唐文》卷718）。除用作宴会厅外，亭子还是处理公务的地方，甚至是寄宿的所在，因此史籍中才有“夜憩××亭”、“旅寄×××亭子”的记载。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拔萃及第后，在长安找住处，结果“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全唐文》卷676），就是亭子供居住的一例。“亭”作为一种建筑形式而有这么多用途，难怪当时就有人说“作一亭而众美具”，强调亭的功用好于“楼观台榭”，因而“贤人君子多建之”（《全唐文》卷597）。不过说到底，亭子作为园林中的建筑仍是主要的。只不过它在这一时期，带有一些初期亭子的特征而已。到五代时，那种只容二人对酌的小亭出现了，小亭遂成为后世亭子的主流。
（四）寺观
最后附带谈一下寺观。寺观是僧侣、道士主要的居住生活空间。在隋唐五代，寺观建筑结构与宫殿、官署、住宅均基本相同。这从大量舍宅为寺、舍宅为观等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寺观与官署、住宅比较大的不同，是寺院内建有塔和钟楼。
寺观一般也采取院落式组群布局，多以大殿为中心。大的寺观规模很大，例如大兴善寺、吴天观都占有一坊之地。慈恩寺有十余个院落，房间一千八百九十七间；章敬寺更有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三十间房。寺观的大殿或廊院的墙上常画有壁画，著名画家如韩幹、吴道子等人都曾在上面画过经变画。五代前蜀成都的上清宫，还画王子晋像作为前蜀政权的远祖，并画唐朝二十帝像于殿堂的四壁。寺观中还有食堂、澡堂，供僧道们饮食、沐浴。寺观的园林也十分有名，有时甚至连朝廷宫殿需要的花木，都要从寺院中移植。像安国寺的牡丹，当时已是名满洛阳了。
大雁塔
寺观又不仅是僧道们居住生活的空间，它和世俗世界，和世俗民众的生活发生着许许多多的联系。这种联系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寺观特别是寺院是当时城市中娱乐的中心，吸引着许多市民。如民众要看戏，可以到寺院的戏场去；要欣赏壁画，可以到寺院去；要游览园林，也可以到寺院去。寺院的塔可以供士庶登高远眺，寺院的楼阁可以供进士摆酒设宴，过年过节，街市的男女老少，也都要结伴到寺院去看灯观景；第二类联系，是指寺观可以作为旅舍为世俗之人提供住处。到寺院居住的人，或者是为读书，或者是途中求宿。大家熟悉的唐人小说《莺莺传》，描写的是张生与崔氏女莺莺的一段爱情故事。当时张生与崔氏母女就都是在前往长安的途中，住在山西永济县的名刹普救寺中的。崔氏女住在寺院的西厢，张生住在何处不知，他们一直在这寺院住了一个月之久。唐人笔记《卢氏小说》，还讲了一个举子在寺院读书的故事。故事说宋济在长安大寺的西明寺僧院读书，碰见微服来访的唐德宗，德宗“曰：‘所业者何？’曰：‘作诗。’又曰：‘闻今上好作诗，何如？’宋济曰：‘圣意不测。’”于是德宗夸他：“宋五大坦率。”当时一般规模的寺院就有很多客房，实际就是个大旅店。还有的寺院建有病坊，收留病人达数百人之多。寺院的这些功能，是当时社会居住生活的一种重要补充，与之相关的“旅舍、邸店、赁居”等居住方式，我们将放在下一章，与“行生活”一并叙述。
唐《阿弥陀经变》中的寺院建筑
张设与家具
这一节介绍隋唐五代时期室内的陈设。限于史料，我们只选择介绍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张设和家具。
一 张设
这一时期的室内居住生活与前代相似，仍然是由于厅堂阔大，需要张设一些遮蔽物以为屏障或挡御风寒。这些张设物主要有帐、幄、帷、屏、帘等，下面分别进行研究。
（一）帐
帐有多种含义，大略来看至少有三种。一种是行军或出游时携带的帐，类似现在的帐篷，供外出的军队或士庶休息、宴饮、居住用。《唐六典》卷11殿中省尚舍局记，皇帝出行要准备五等帐，即古帐、大帐、次帐、小次帐、小帐。古帐由八十块毡布构成，高二丈，长、宽各二点五丈，前有五梁，后有七梁。大帐以下各帐的高度和长宽递减，到小帐，以二十块毡布组成，高八尺，长、宽各九尺。“帐皆乌毡为表，朱绫为覆”。隋大业三年（607）七月，炀帝北巡到榆林郡，就“于郡城东御大帐……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隋书》卷3）。官司或百姓也常将这种帐支在屋外，用途多是举行各种仪式。如迎送客人、婚丧嫁娶，以及外出时休息等，其形式则主要是宴饮。《旧唐书•李晟传》说赐李晟永崇里宅第，“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帐酒馔”，吃完后“鼓吹迎寻”，送进宅第。士庶出游，在游览处多设帐歇息。《开元天宝遗事》说：“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这时若放眼望去，“山顶林间，供帐帘幕，筵席甚盛”（《太平广记》卷460）。“帐”在这种意义上常和幄、幕连用，称作“帐幄”或“帐幕”。这时的帐，与室内张设实际没什么关系；帐的第二种含义，是指它被张设在室内即宫殿或厅堂中，起着保暖和遮蔽的作用。《隋书•宇文化及传》说，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后，“入据六宫……每于帐中南面端坐”。这里的帐，就是张设在宫殿里的。《太平广记》卷52记张卓在京师进一宅的厅事，见“帐内妆饰一女，年可十五六”。这个帐，是张设在厅里的。《十国春秋》卷99讲闽王王审知，常请僧人义存与自己谈话，“内尚书三人隔帐后录之”。这里的帐，起着明显的遮蔽作用。“帐”张在室内，作用与帷有些相似，因此常被连称为“帷帐”；帐的第三种含义，也是帐在室内张设中最重要的含义，是指它被张设在睡床上，叫做“寝帐”或“床帐”。《开元天宝遗事》说王元宝华侈，“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十国春秋》卷49讲后蜀高祖奢侈，寝室有“煌明帐，色浅红，类鲛绡……施之大小床皆称”。到后蜀后主初即位，比较节俭，“寝处惟紫罗帐”。这里的帐，都是指寝帐或床帐。
唐《会昌九老图卷》中的房屋建筑、屋内张设与家具
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帷帐
（二）幄
幄与帐的第一义基本相同，不过更具有“屋”的含义，并特别使用于各种礼仪中。《旧唐书•辛云京传》说，辛云京死时，“宰相及诸道节度使祭者凡七十余幄”。这是用于丧礼的一例。士庶游春，所设帐幕也可称幄，甚至有妇女“以红裙递相插褂，以为宴幄”（《开元天宝遗事》）。这时的“幄”与“帐”很难区别，因此当时人就常将幄、帐混用。《十国春秋》卷20记南唐徐知锷“游蒜山，除地为场，联虎皮为大幄，号虎帐，与宾僚会饮其中”。这里的幄就是帐。因此敦煌壁画中的种种嫁娶图，描绘了在室外所搭帐篷中举行婚礼的情景，这些帐篷就可称为帐也可以称为幄。幄也用于室内张设，这时仍与帐连称，相当于帐的第二种含义。前引《唐六典》在讲完五等帐后又说：“凡致斋，则设幄于正殿西序及室内，俱东向，张于楹下。”后面注曰：“若朔望受朝，则施幄帐于正殿。帐裙顶带方阔一丈六尺。”从注中可以明确看到幄在这里就是一种帐。幄帐张设在室内，也主要是为了保暖和屏障，置于宫殿似乎还为增加些庄严的气氛。
（三）帷
按“帷”的用途最广泛，其含义也最不明确。在史籍中可以有帷帐、帷幄、帘帷、屏帷等多种用法，似乎所有张设都可以和“帷”发生关系。反过来说，也就可知“帷”具有着帐、帘、屏的作用。帷用作帐，这时的帷也写作“帏”。辽代字书《龙龛手镜》，释“帏”为“单帐也”。帷用作帐时，既设在室内，也用于室外。《太平广记》卷557“陈癞子条”说他“处于中堂，坐碧纱帏中”。这是用在室内。《隋书•裴矩传》说隋炀帝为夸示中国之盛，“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蛮夷）所到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这里的帷帐，就支在店肆的室外。帷在这一意义上，常与帐、幄、幕、帘等配合使用。帷用于“帐”义，不是它的基本含义，帷的基本含义应该是“围也”（《释名》卷6）。《说文解字》说“在旁曰帷”，因此“帷”主要是指采用布帛为材料、以围绕为形式的屏障，它的目的是隔断。在这一含义上，帷常与屏、障等配合使用。《太平广记》卷182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赵悰的岳父是地方上一位大将，赵悰多年考进士不能及第，十分穷困，妻族也瞧不起他。有一年春天军中设宴，“大将家相率列棚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后来有快马持春榜来报，说“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与同席”。这个故事揭示出世态炎凉和唐代民众特别武人对进士的尊崇，同时告诉我们“帷”的遮蔽作用，因此这里将帷又叫做“帷障”。当时还有叫“屏帷”的，如《太平广记》卷343说进士王胜闯入同州功曹某人的正堂，“其堂中，屏帷四合”，即用屏和帷围出一块天地。这里“帷”的围绕、遮蔽即“四合”的作用，就看得很明显了。“帷”还可以挂在楹柱间，从室内的上部垂下来，其作用也是遮蔽和挡御风寒。这是帷的另一种含义。帷在用于这一含义上时，常和“帘”、“幕”等配合使用。《说文解字》释“幕”字时就说：“帷在上曰幕。”《太平广记》卷455记王知古夜行至一甲第，厅舍内“栾栌宏敝，帷幕鲜华”。这种帷幕，就是悬挂在室内栾栌上的。又前引进士王胜的故事，除描写堂中有四合的屏帷外，还写王胜等人看“见堂中垂帘帷”。一个“垂”字，也把“帷”悬挂在厅堂上部的特征描画出来了。这时的帷有些像今天的落地窗帘，但不仅置于窗前，更多地是置于门前或厅堂的后部正中，所以史籍中还有“闭户重帷”、“以翠屏画帷饰于堂门”、“帷飘白玉堂”等记载。总之，“帷”在隋唐五代的室内张设中十分重要，一间稍许像点儿样的房间，没有“帷”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