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式的坊里制，在整个隋唐五代基本上被维持了下来。但是从唐朝中期开始，在各坊内部已不断出现了“侵街”现象。所谓侵街，就是居民将自己的住房向外扩展，侵占了坊内的街道，有些甚至向坊外街开门。由于自家向外开门，常常不能和坊门的开关保持一致，影响了治安，唐五代的统治者就屡下诏书，禁止侵街行为，但屡禁不止。到后周显德年间（954—959年），大梁城内的街道因侵街而变得很窄，以至“通大车者盖寡”（《资治通鉴》卷292）。这种侵街以及后来兴起的夜市、草市，极大地动摇了坊里制的基础。到宋代，封闭式的坊里制，就彻底崩溃了。
二 官衙、住宅（附别墅、园林、寺院）
官衙和住宅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建筑形式，二者在使用上可以互通。如唐朝宰相元载得罪诛死后，他的住宅被充作了“百司廨署”（《旧唐书•元载传》）；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长安宣平坊东南角的诸王府，卖给了邠宁节度使高霞寓为住宅，因此官衙和住宅在结构与布局上基本相同。别墅实际是住宅的一种，园林则是官衙、住宅的附属，寺院又常由住宅变来，所以我们将它们放在一起论述。
（一）官衙
隋唐五代的官衙，总的说比较宽敞。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说到：“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顾炎武说的主要是地方官衙，如果分中央和地方来看，中央各衙署占地面积和房间数似均不多。除去国学有供学生住宿的学舍一千二百间、翰林学士每人有一间办公用房外，其他衙署的办公用房都很少。如枢密使初建，办公处只有二三间房。不过尽管如此，中央各衙署内大都建有亭子，供官员们休息、小酌。唐玄宗开元之前，百司各部门还在长安游览胜地的曲江岸边建有许多亭子，供所属官吏和家属们游玩宴饮。中唐以后，这些亭子中只剩下尚书省的亭子了。地方上的衙署，要比中央各部司大得多。就都畿而言，仅京兆府廨的修建，就花了二万贯钱，极一时之壮丽；而河南府廨，也占了洛阳宣范坊的半坊地。
唐佚名《宫苑图》，绢本，设色
现在看各州县。一般说来，州的衙署包括有数重门、正厅堂、内厅寝室、诸曹司的若干院落、厩库、鞠场、传舍等。举南唐袁州为例，“所建立郡斋使宅、堂宇轩廊、东序西厅、州司使院、备武厅、毬场、上供库、甲仗库、鼓角楼、宜春馆、衙堂职掌、三院诸司，总六百余间”（刘仁赡《袁州厅壁记》，《全唐文》卷876）。这些地方州县的官衙内，除去房间众多外，还建有亭榭、池塘，种植有竹木。白居易为苏州刺史，曾写了大量诗歌，吟咏在苏州官衙的生活。从其中《郡中西园》一诗中可知，当时衙内西园有松竹、有池桥，可闲游、泛舟，白居易于是感叹说：“谁知郡府内，景物闲如此。”
不论中央官司还是地方衙署，当时在官衙的墙壁上都有所装饰。这种装饰有三类；一类是壁画，大约画在正厅正面的墙上，所画内容以松、鹤、鹰、狮子为多，有时也有些小山水。第二类是写厅壁记。所谓厅壁记，是创自唐朝的一种文体，写在朝廷百司诸厅乃至郡县诸厅的墙壁上，内容为“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目的是“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唐语林》卷8）。唐五代留下了许多厅壁记文，我们举其中一例以见一斑。《文苑英华》卷797有唐元稹所作《翰林承旨学士厅壁记》，文中说；“旧制学士无得以承旨为名者。应对顾问，参会班第，旋次以官为上下。宪宗章武孝皇帝以永真（贞）元年即大位，始命郑公 为承旨学士，位在诸学士右，居在东第一阁。乘舆奉郊庙，辄得乘厩马自浴殿由内朝以从，揭鸡竿而布大泽，则升丹凤之西南隅，外宾客进见于麟德（殿），则直上禁中以俟。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莫不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非自异也，法不当言。用是十七年间，由郑至杜十一人。而凡参大政，其不至者，卫公诏及门而返，事适然也。至于张，则弄相印以俟其病间者久之，卒不与，命也已。若此，则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稹继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后乎？……昔鲁恭王余画先贤于壁以自警，临我以十一贤之名氏，岂直自警哉！由是谨述其迁授书于座隅。长庆元年八月十日记。”元稹的这篇厅壁记写在“东庑之右”，后因年久而有所脱落，到十六年后的开成二年，丁居晦就又写了《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从这两篇壁记看，厅壁记所记确是此官厅官职的迁授和职掌，撰写者多为名人，写作的目的是自警、自励。壁记写在墙上，可为官衙增辉，实际已成为厅内的一种装饰了。官衙墙上的第三类装饰，是将当时朝廷颁布的各项法规书写在墙壁上，使官吏处事时经常观览。如后唐长兴二年（931），明宗就曾“诏有司及天下州县，于律、令、格、式、《六典》中录本局公事，书于厅壁，令其遵行”（《旧五代史》卷42）。这种将政事与修饰结合起来装饰房屋，以便督促官吏照章办事并能增加厅堂美观的做法，是这一时期官衙室内装饰的一个特点。
官衙一般是办公场所，但与日常吃、住生活也有相当的联系。如工作餐即会食多在官衙举行，各种官员宴会也常在官衙举办。有些州县因官衙的公堂太小，就要另建专门的宴会厅，叫做“设厅”。唐沈亚之在《华州新葺设厅记》中说，过去宴会在公堂举行，需要不停地挪动文具几案，有许多坏处；“夫几砚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迁，以宴而复，则居不得常，屡更其所。政之为困，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门，望其居则必庄，是几砚之处，宜其严也。今朝彻而暮置，事之者既劳，固以慢矣。而况酒行乐作，妇女列坐，优者与诙谐摇笑，讥左右侍立，或衔哂坏容，不可罪也。夫狎久则不敬”，于是在正厅的西南另建设厅，专门用来举行宴会。
唐长安城下水道铁闸门
官衙还是值班官员住宿的地方，当时叫做“分番宿直”。如果该值班而不去值，或该住宿而不住宿，都是违法行为，“各笞二十”（《唐律疏议》卷9）。也有赖在官衙内不回家的。如唐朝有个补阙姓王，不懂世事，自称兼通儒、佛、道三教，当时有个妖僧名叫道儒，武则天要逮捕他，在各处贴布告，通缉“僧道儒”。于是有杨茂直与王补阙开玩笑说；有敕文追捕僧道儒，你怎么还这么安闲。王补阙说；这关我什么事？茂直说；你兼通三教，僧是佛教，道是老教，怎么不关你的事？吓得这位王补阙“遂不敢归，寓于曹局数宿”（《太平广记》卷254）。除内外官宿直官衙与“住”有关之外，地方州县长官的住宅，也与官衙连在一起。一般说来，这些长官在别处（例如京城）都有房子，赴任后就在任所居住，住宅多半在州县官衙内的某院，具体位置或在厅衙的后面，或在其侧面。这一住宅基本属于官家所有，离任后就要搬出。我们看当时人的墓志，常有“终于××官舍”字样。这“官舍”就是地方官衙内的房舍，供州县长官居住。长官若死于任上，就是“终手官舍”了。唐玄宗有《相州改造厅衙诏》说；“相州往缘亲王出牧，修造非常宏壮……宜令州司即改造厅衙及刺史宅。”（《全唐文》卷30）由此也可知，刺史住宅和州的厅衙是连在一起的。
（二）住宅
隋唐五代的住宅，虽有富贵等级的不同（这里当然不包括贫苦百姓），但从记载和残留下的文物资料看，其基本格局都差不多，即采用有明显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1959年，陕西省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有一套住宅模型就符合这一布局。这套模型是一个狭长的四合院，正中轴线从南到北分别排列着大门、亭、中堂、后院、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三处廊屋；后院中还有假山等。比这一模型所显示的住宅稍微复杂一些的就有二个院子，前院横长，主院方阔，四周均以廊屋环绕；前院与主院之间的门称中门；大门和中门多有门楼；院侧有马厩。更复杂的住宅由多重院落组成，每一院落的基本结构仍不出四合院式布局，只是多了些园池亭台。
一个住宅院落大约要占地三亩左右，相当于近二千平方米，而由若干院落组成的住宅占地就很多，至少也要有十亩地，即相当于六千多平方米。《明皇杂录》卷下记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强夺韦嗣立住宅，将韦氏及诸子家童赶出旧宅，并连行李家具都扔至路中，然后“授韦氏隙地十数亩”，让她们另盖新宅。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的住宅，也是“地方十七亩”（《旧唐书•白居易传》），面积相当于今天的上万平方米。比这还大的是程执恭，程家在长安靖安里，由于旧宅太小，唐宪宗“赐地二十亩，令广其居”（《旧唐书•程执恭传》）。此外郭子仪“宅在（长安）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旧唐书•郭子仪传》）。还有更大的，如隋朝的杨素、唐朝的魏王李泰，住宅面积均占长安城的一坊之地。
敦煌石窟晚唐壁画中的住宅图
这种四合院落式住宅，有的在大门处设有门屏。门屏起着遮挡门内景况的作用，高约八尺，一般客人前来拜访，首先被挡在门屏处。门屏过后是大门，大户人家，门的颜色涂为朱红，所以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著名诗句。进大门之后又有中门。中门外设有外舍一类建筑，也叫门馆、宾馆，供客人小憩。远道来访的客人虽被接待，但尚未得到主人接见之前，也必须在中门外的客舍内住宿。唐朝有秀才孙恪在洛阳访一大宅，见“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太平广记》卷445），指的就是这种门馆。进入中门一般是个庭院，这庭院有大有小。宰相杨国忠主持吏部铨选事时想逗人笑乐，在自己家中选官，“设席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道州参军，胡者湖州文学，帘中大笑”（《刘宾客嘉话录》）。庭院中能设席点官，可知这是个不小的庭院。穿过庭院，就到了住宅主要活动场所的厅堂。按隋唐五代时期，厅、堂都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往往互称，如果严格说来，似乎只有堂屋或堂屋的中间称“中堂”，其他都可称厅，因此有东厅、西厅、前厅、外厅等说法。一般来说，客人在厅中也不过是小憩，即如更衣、吃茶之类，只有到一定时候、够一定规格，才能上堂去见主人，主人也只在堂上摆宴待客。唐人小说《虬髯客》讲李靖去长安某坊曲拜访虬髯客，“延入重门……奴二十人引（李）靖入东厅……请更衣……既毕……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由于中堂是宴请客人的场所，是住宅的门面，因此当时住宅中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堂。看一户人家是否富贵，就要看他们家中堂修得怎样。前面讲虢国夫人赶走韦氏一家，这以后她自己在韦氏宅地上盖起了豪华的住宅，“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约钱二百万。复求赏技，虢国以绛罗五百段赏之，嗤而不顾，曰：请取蝼蚁、蜥蜴，记其数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取直”（《资治通鉴》卷216）。这是讲中堂的质量好，装修得没有一丝缝隙。《旧唐书•马璘传》说“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及璘卒于军，子弟护丧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仍诏毁璘中堂”。一间中堂导致士庶争相参观，乃至被皇帝勒令拆除，可知这中堂豪华到什么地步。中堂之后，就是一家人居住的卧室了。也有中堂待客，堂之东西间用作卧室的。堂屋左右一般都有厢房，是亲属或仆人居住处，有时也包括厨房，《干 子》记吴郡有一宅，除堂屋外，“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女仆名——笔者注）及乳母，一间充厨”。于是可以说，门、厅堂、寝室、廊屋，是构成一套住宅的最主要部分。所以当时人形容大官僚的住宅时，就说是“朱门素壁”、“环廊曲阁”、“中堂高会”之类了。
唐代厅堂宴饮图（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部分，临摹］）
住宅里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设施。例如园林，这在下面我们还有详述。此外大的住宅院落中，还建有楼阁。唐朝人李晦“私第有楼，下临酒肆”（《旧唐书•李晦传》）就是一例。更大的住宅内，还要有击毬的场所，《干 子》就曾记载了太尉李晟想吞并邻居宅屋建一个击毬之所的故事。住宅中还有厨房、厕所，大致都在院落西侧。大户人家还有马厩即拴马、喂马场所，在主院的外侧。正由于它外在于主院，所以是可以拆除的。《旧唐书•杨损传》说，杨损“家在新昌里，与宰相路岩第相接。岩以地狭，欲易损马厩广之，遣人致意”，结果遭到杨损的拒绝。住宅中还有井，一般情况下是数家人共用一口井，大户人家是自家用井。如果原是数家一井，后来自己在庭院中凿井，就会遭到众人的非议。唐朝诗人姚合在《街西居三首》中就感叹道；“浅浅一井泉，数家共汲之。独我恶水浊，凿井庭之陲。自凿还自饮，亦为众所非。”
隋唐五代住宅的内部墙上，有的装饰有壁画如奏乐图、骏马图等，但远不如前述官衙内的壁画多。这大约是由于住宅厅堂内部的画大都装饰在屏风或帷帐上，墙壁自然就不需要画什么了。关于这一点，下一节还要详细叙述。当时官僚的住宅中有的还设有夹壁墙，称作“复壁”，其作用一是为了收藏金钱书画，二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资治通鉴》卷215记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隋唐五代时，宰相的住宅一般没有兵士守卫，因此李林甫才这么害怕刺客。到唐宪宗时（806—820），果然有刺客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并刺伤裴度。为确保裴度安全进而保证对淮西藩镇的征讨，宪宗特别“诏以卫兵宿（裴）度私第”（《旧唐书•裴度传》）。从这一点看，当时对高级官员住宅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并不出色。
（三）园林别墅
隋唐五代的园林特别是私人园林，较前代有所发展，很多官僚贵族都在自家或别墅内穿池堆山，树花置石。由于这种私人园林可分为城内自家住宅和城郊城外别墅二大类，所以我们将园林和别墅合并一起叙述。
先看官家园林。隋唐五代官家园林，仍以皇家园林为最宏大、最奢华。有代表性的，是隋炀帝在洛阳建造的西苑。《海山记》这样描绘西苑说：“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内为十六院。聚巧石为山，凿地为五湖四海……每湖四方十里……湖中积土石为山，构亭殿，屈曲环绕……又凿北海，周环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莱、方丈、瀛洲，上皆台榭回廊。”唐时将西苑的大部分废掉，只留下了北海，改称凝碧池。从西苑的布局可知，它继承了秦、汉以来的造园传统，即在水中以人工堆积高山。但分为十六院和利用巧石，则是它的新特点。官家园林还有些类似今天的公园，即由官家修建供士庶游览的园林。隋唐时，这种园林以长安的曲江风景区最为有名。曲江位于长安城的东南角，包括紫云楼、芙蓉苑、杏园等景区，有山有水，有亭有楼，花卉环绕，烟水明媚。每到春天，都城的士庶纷纷来曲江踏青，或登楼远眺，或池上泛舟，十分热闹。类似这种供游览的园林，在隋唐其他大城市，以及五代十国各政权所在地都有一些。唐懿宗时（860—874），淮南节度使李蔚“以其郡无胜游之地”，“命于戏马亭西连玉钩斜道，开辟池沼，构葺亭台……都人士女得以游观”（《桂苑丛谈》）。这是晚唐扬州所建供人游览的园林。此外如后蜀时成都浣花溪一带，也是供人游览的园林所在。史称“时百姓饶富，夹江皆创亭榭，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罗绮，名花异卉，馥郁十里”。后蜀后主孟昶，甚至拿它与唐代长安城的曲江相比，说：“曲江金殿锁千门，殆未及此。”（《十国春秋》卷49）官家园林还有一种，是修在州县官府内的园林。这种园林一般不允许庶民擅入，是供官僚仕宦们悠游遣兴的场所。前面提到的白居易所吟《郡中西园》一诗，就是对苏州官署内园林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