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其他 (2) 家宴与迎送宴会
这两种宴会更为频繁。仅就家宴而言，举凡与人生礼仪有关的宴会，如诞辰、洗儿、满月、婚丧等均属此类。此外祝贺家人登第做官，以及宴请宾客等也属家宴。例如唐西平王李晟过生日，就在中堂大开家宴，已嫁出去的女儿也要回家来参加贺宴。有一次生日大宴时，他的女儿置有病的婆婆于不顾，前来赴宴，“（西平）王掷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为人妇，岂有阿家体候不安，不检校汤药，而与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为？’”（《因话录》卷3）又如“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匹”（《唐摭言》卷3）。这位开家宴贺子登第的杨汝士，可以调集营妓，显然其权势和财力都很大。在家中宴请宾客，有时候是山珍海味，有时也不过是家常便饭。作为唐代清俭典范的郑余庆有一次宴请宾客，“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诣之。至日高，余庆方出，闲话移时，诸人皆嚣然。余庆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莫拗折项。’诸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逡巡，舁台盘出，酱醋亦极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胡芦一枚。相国餐美，诸人强进而罢”（《太平广记》卷165）。这个家宴，多少像是有些戏弄人的味道。
家宴而外，迎送宴会相伴着兴盛的诗歌，在这一时期也很盛行。一曲“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吟出了宴饮送别的千古绝唱。其他还可举出李白带有浪漫色彩的离别宴：“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金陵酒肆留别》），以及韩愈与友人在岳阳楼宴别时的悲伤：“怜我窜逐归，相见得无恙。开筵交履舄，烂漫倒家酿。杯行无留停，高柱送清唱。中盘进橙栗，投掷倾脯酱。欢穷悲心生，婉娈不能忘。”（《岳阳楼别窦司直》）当然，有时送别朋友入朝做官，又充满了难以描述的企羡。例如唐玄宗时，“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为郡守，西郊盛设祖席。宴罢，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程，谓掾吏曰：‘班公是行，何异登仙乎？’”（《明皇杂录》）这次送别宴会，常被历代史家引用，作为唐开元时人做官重内轻外的一条典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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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泽咸《唐代的诞节》，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第11期。
(2) 所谓其他，是指除去上述一些节日家宴之外的家宴。
茶、酒与社会生活
饮茶饮酒在隋唐五代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饮茶的重要性在于它在这一时期才普及到北部中国，并逐步形成了专门的饮茶艺术。饮酒则与唐代诗人千古流芳的吟唱结为一体，成为这一时代饮食生活的一个突出象征。
一 茶与社会生活
（一）茶的饮用
隋及唐初，北方饮茶的人还不多，但到唐玄宗开元以后，由于僧人坐禅的需要，饮茶逐渐普及起来。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条云：“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在饮茶普及的基础上，唐德宗时（780—805），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即陆羽的《茶经》。
根据《茶经》记载，当时人工栽培的茶树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贵州、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陆羽在“八之出”一节中，先列举了三四十个产茶州，然后分为五组，按“上”、“次”、“下”、“又下”定出茶叶的几个等级，以峡州茶、光州茶、湖州茶、彭州茶、越州茶为“上”。囿于见闻，陆羽对福建、岭南的茶不甚了解。
唐孙位《高逸图》，绢本，设色
再以后到唐穆宗（821—824）时，李肇在《国史补》中更具体地谈到了一些名茶。他说：“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这就把名茶产地又扩大到了岳州、洪州、夔州，并且对福州的茶，也有了较详细的说明。
除了上述名茶外，史籍中常见的名茶还有天柱茶、阳羡茶、紫英茶、祁门茶等。据说唐时常鲁公前往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国史补》）吐蕃赞普喝的茶，都是当时的名茶，由此亦可知饮茶在唐代的普及。
饮茶的普及，还表现在茶叶的产量上。据陈椽《茶叶通史》自唐代茶税所作的估算，唐代一年茶的产量在一亿斤（不包括漏税私茶和自饮的非商品茶）上下。这一估算虽然不尽可靠，但唐代茶的产量很大却大致不错。到五代，茶的产量依然很大，我们看几个数字：后梁乾化元年（911），“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旧五代史》卷6）；后晋天福七年（942），吴越贡茶二万五千斤（《十国春秋》卷80）；后周世宗时，南唐献“茶五十万觔”（《旧五代史》卷118）。茶的产量大，说明社会对茶的需求量很大。
法门寺出土唐供煎茶时烘烤饼茶用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
饮茶的普及，还表现为各种茶店茶铺的兴盛，以及茶对民众生活的重要性上。这里我们只举两段典型的史料。前引《封氏闻见记》在谈到北方饮茶形成风俗后接着说：“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又唐穆宗时（821—824），左拾遗李珏在反对盐铁使王播增加茶税的表疏中论述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即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旧唐书•李珏传》）茶已成为斯须不可离、和米盐相同的食物，其普及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下面看茶的饮用。
这一时期存在着不同的饮茶方式：一种是将茶末放在瓶缶中用开水冲灌后即饮用，被陆羽称为“痷茶”；另一种则是陆羽作了科学概括和总结的“煎茶（煮茶）”法。所谓煎茶法，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步骤：首先是把饼茶炙干、碾碎、罗好，使之成为极细的粉末。所谓“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说的就是这种茶末。第二步是煎水。煎水首先要找好水。据张又新《煎茶水记》，当时南方煎茶用的七种水，按等级高下依次为“扬子江南零水，第一；无锡惠山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泉水，第三；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四；扬州大明寺水，第五；吴淞江水，第六；淮水最下，第七”。找到好水后放在茶釜中煎，这时要注意煎的“汤候”。陆羽认为煎水过程中水有三沸：“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到第三沸，就是“水老”而“不可食”了。前述李群玉诗中又有“滩声起鱼眼，满鼎漂轻霞”，说的就是第一沸即“鱼目”沸。第三步，当水出现一沸时，适量加入食盐以调味；到第二沸时，先留出一瓢汤来，随即用竹夹搅动釜中水，使水的沸度均匀，然后用小勺取一定量的茶末放入，同时再搅动。第四步，在搅动的过程中水继续沸腾并浮出泡沫，这种泡沫一般称为“汤花”。这时把水初沸时舀出的一瓢水投入釜中，以缓和水的沸腾并培育出更多的汤花，然后将釜从火炉上拿下。第五步，向茶盏中分茶。分茶的妙处在于分汤花，汤花有三种：细而轻的叫“花”，薄而密的叫“沫”，厚而绵的叫“饽”。一般说来，一壶水一升为一釜，一釜茶汤可分为五碗，不能再多，多就没有味道了。至此，煎茶、分茶全部结束。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曾出土了一套唐僖宗时代（874—888）的茶具，包括有烘焙器、碾罗器、贮茶器、烹煮器、饮茶器等，为我们展示了唐人煎茶用器具的实物，可以印证上述煎茶过程。唐代诗人刘禹锡曾描绘过喝这种汤花浮于水面的煎茶的心情。他作诗说西山一位僧人煎茶招待他，“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盌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西山兰若试茶歌》）。
法门寺出土唐僖宗时期的茶具
唐鎏金莲瓣银茶托（1957年陕西西安出土）
陆羽提倡的煎茶法使茶叶的真味保留得更多，从而受到社会欢迎并由此形成了初步的品饮艺术。这样，社会对煎茶技术有了更高的要求，围绕着煎茶术，也就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其中陆羽又作《毁茶论》，就是最有意思的一则。据《封氏闻见记》记载，与陆羽同时代有个叫常伯熊的，煎茶技术很高，“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海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着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鸿渐游江介，通狎胜流，及此羞愧，复著《毁茶论》”。《封氏闻见记》的这段故事不必为真，但从中我们起码可知二点：第一，当时煎茶需要一定的技术，于是有专门的煎茶博士，煎一次用钱若干（或即三十文）；第二，饮茶已不单纯是为了解渴，其中包含有很大的艺术与竞技成分在内。这种竞技成分，到五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五代时大臣和凝组织“汤社”，“率同列递日以茶相饮，味劣者有罚”（《清异录》卷下），就是其中的一例。
法门寺出土唐鎏金飞鸿纹银匙
晚唐五代，在与上述煎茶流行的同时又出现了点茶。点茶法与煎茶法的不同处在于不是将茶末放在茶釜里煮，而是先挑出茶末放在茶盏中调膏，然后注入沸水。这时的技术要求主要是注汤时“注”的速度和落点，所以这种饮茶法叫点茶。据《清异录》记载，五代闽国的建州茶膏已很有名，而沙门福全“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又有“茶百戏”，指注汤时以竹器搅动，“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清异录》卷下）。这种点茶饮茶，被说得十分玄妙，但也说明这时的饮茶更加艺术化了。
（二）茶与社会生活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饮茶已十分普及，所谓“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所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都讲到了饮茶普及的程度。但是，真正嗜茶并作为一种澄心静虑、畅心怡情的艺术来欣赏的，还是那些闲暇无事者阶层，特别是僧人和文人。《茶经》在“一之源”中就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元稹在《茶》一诗中，也说茶“慕诗客，爱僧家”。
现存史籍中，记载僧人、文人与茶有关的事迹颇多。僧人、文人嗜茶，主要由于茶可以去困解乏、有助于坐禅或写作文章。此外更重要的，饮茶本身也被看作是一种高雅的饮食活动甚至是待客交友的手段。前述刘禹锡作《西山兰若试茶歌》，就描述了僧人与文人在品茶过程中体验淡泊自然的一种心情。诗中除了讲摘茶、煎茶、饮茶外，还说好茶不能拿到世俗中去喝，诗云：“僧言灵味宜幽寂，采采翘英为嘉客。不辞缄封寄郡斋，砖井铜炉损标格。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欲知花乳清冷味，须是眠云跂石人。”好茶如“蒙山顾渚春”，怎么能封上泥、盖上印，寄到都市中去喝呢？除刘禹锡外，为我们留下与饮茶有关诗歌的文人还有不少，如李白、柳宗元、颜真卿、韦应物、钱起、白居易、杜牧、卢仝、皮日休、陆龟蒙等人。这些人或崇尚道、佛，与僧人、道家唱酬往来；或本身就是隐居者。他们喜欢饮茶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如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说饮茶的好处是：“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神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僧人皎然也说过同样的意思，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说：“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看来还是僧人强于文人，喝茶得道都要少俗人四碗。
唐代的茶碾子
除上述僧人、文人外，官宦阶层中也有许多人喜欢喝茶。例如从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看，他在一路上受到各级官吏的招待吃茶，官吏包括有节度使、监军、刺史、押衙等。其中的节度使指李德裕，而李德裕就是位以精于茶道著名的大臣。于是诸如李德裕“取天柱峰茶”、“取扬子江中零水”等与茶有关的故事，就流传有许多。此外，当时的驿馆备有茶库，供来往的官员吃茶；中央御史台察院有兵察主院中茶，被称为“茶瓶厅”。御史们吃的茶都是好茶，要到蜀地去购买。
作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这一时期嗜茶的皇帝也有不少，但似乎集中在唐玄宗以后。例如唐德宗，据说当时煎茶煎得好的宫女才能受到德宗赏识，才能经常在他左右侍候。甚至当德宗遭逢朱泚之乱、出逃奉天时，镇守浙东西道的节度使韩滉，首先想到的是“以夹练囊缄封茶末，遣健步进御”（《国史补》卷上）。唐懿宗也喜好喝茶，在他赐给同昌公主的各种酒食中，就有号为“绿花”、“紫英”的许多名茶。
唐葵口浅底白瓷茶碗
以茶待客，在这一时期已很普遍。虔诚点儿的就是“扫室添香，煎茶待之”（《太平广记》卷67）；碰上十分想见的客人，就“命茶甚急”（《国史补》卷中）。待客的茶要用好茶。《云仙杂记》记志崇和尚将茶分为三等，最好的“紫茸香”用于供佛，次等的“惊雷荚”用于待客，自己则喝最差的“萱草带”。正是在茶的帮助下，宾主或朋友们得以倾心交谈，彼此更加加深了交情。唐代诗人钱起在《与赵莒茶宴》中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到一种十分坦诚的友情。到晚唐五代，以茶会友逐渐发展为茶社一类更广泛的品饮交际形式。前面提到的五代和凝组织的“汤社”，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