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社会交往环境的优劣，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宴会在社会上的盛衰状况。
二 皇帝赐宴
皇帝赐宴在宴会中占有很大比例，赐宴的目的基本是为了赐恩于臣下，让臣下报恩效忠，造成一个君臣和同一致治理国家的政治局面。皇帝赐宴有各种形式，除去赐宴嫔妃近臣外，主要有大酺、节日赐宴、赐宴功臣等。
1．大酺
由皇帝赐天下大酺的事例，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前半特别是唐玄宗以前。据《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各皇帝《本纪》的记载统计，隋炀帝赐大酺一次、唐太宗九次、高宗十三次、武则天二十次、中宗六次、睿宗五次、玄宗十五次、肃宗一次、后梁太祖一次。赐大酺比较多的，是武则天和唐玄宗，这或许反映了前者在位期间致力于宣扬武周代唐革命的合理性，后者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统治期间万民同乐的太平盛世。
大酺一般为三至五日（武则天时则多为七至九日），在全国城乡举行。大酺期间，百官、庶民可任意聚饮、歌舞嬉戏，其中尤其热闹的是像长安、洛阳这样的大都市。例如唐玄宗时的长安大酺，聚乐中心在勤政楼下。届时除有乐舞外，还有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百戏竞作，人物填咽”（《开天传信记》），简直像过节一样。
唐代镶兽首玛瑙杯
2．节日赐宴
这一时期皇帝对臣下的节日赐宴很频繁，但从诸正史皇帝《本纪》看，赐宴主要集中在唐玄宗以后，尤以唐德宗至文宗时为最盛。节日赐宴主要包括正月晦日、寒食、上巳和重阳，正月晦日后来改为中和节。《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贞元四年（788）九月诏云：“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为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同年癸丑重阳节，“赐百寮宴于曲江亭，仍作重阳赐宴诗六首赐之”。到贞元五年（789）又诏“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这三令节的赐宴，一直延续到唐末。
这一时期除“中和节”是新的节日赐宴外，还有一种新的节日出现，那就是皇帝诞辰日的赐宴。这一制度形成于唐玄宗时期。《旧唐书•玄宗本纪》记开元十七年（729）“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百僚于花萼楼下。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天下诸州咸令乐，休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此后或“天长节”“天兴节”、或“庆成节”“庆阳节”，这些皇帝生日期间的休假宴乐，一直延续到这一时期末并更进一步延续到明清时代 (1) 。
3．赐宴功臣
赐宴功臣是皇帝赐宴中最具政治性或功利性的宴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笼络大臣、密切君臣关系，有时也为调节各将相之间的矛盾。
对功臣的赐宴无一定之规，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意愿以及政治形势的需要。例如隋朝宴韩擒虎、高颎，唐朝宴郭子仪、李晟、田弘正，是为了酬劳功臣；隋宴贺若弼，后晋宴范延光，是为了安反侧，以示无间；而唐玄宗时宴安禄山、哥舒翰，则是调节武将间关系的著名赐宴。《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记：“哥舒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常和解之，使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于城东。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为其忘本故也。兄苟见亲，翰敢不尽心！’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尔！’翰欲应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阳醉而散，自是为怨愈深。”这次以调节安、哥舒之间矛盾为目的的赐宴，未能获得成功，影响了唐玄宗时期的政治结构，甚至影响到嗣后发生的“安史之乱”的进程。
三 会食
会食是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宴会形式。所谓“会食”，指官员们在自己的办公处会餐，同时商议政事，很有些像现代的工作午餐。会食起源于唐代，当时唐太宗发现来上朝者退朝稍晚就要饿肚子，因此决定赐一顿饭，称为“廊下餐”。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曾有敕说：“左右厢南衙廊中食，每日职事官五品以上及员外郎，供一百盘，羊三口。”（《唐会要》卷65）廊下餐后来逐渐发展成各官司各具本钱、备公厨，以供百官聚餐的会食，上自宰相，下至郡县官员，无不如此。会食因此成了诸种宴会中社会性甚强的一种宴会，其社会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议政事
这是会食的主要目的。例如宰相会食，就在其办公场所的“政事堂”，会食期间，百官不得谒见宰相。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记载说：“（郑）珣瑜方与诸相会食于中书。故事，丞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王）叔文是日至中书，欲与（韦）执谊计事……（执谊）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箸以待。”王叔文敢于打扰宰相会食，在当时就是极有权势的一种象征了。其他各州、县诸司，也都设食堂为会食场所，同时它也是议政事处。例如录事参军食堂的墙上，就有关于审判犯人的条文，甚至“令刻石置于会食之所，使官吏起坐观省，记忆条目，庶令案牍周详”（刘濛《请石刻准勘节目奏》，《全唐文》卷791）。因此蔡词立在《虔州孔目院食堂记》中说：“京百司至于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则有公厨。亦非惟食为谋，所以因食而集、评议公事者也……事有疑、狱有冤，化未洽、弊未去，有善未彰、有恶未除，皆得以议之，然后可以闻于太守矣。冀于小庇生灵以酬寸禄，岂可食饱而退、群居偶语而已。”（《文苑英华》卷806）这就明确指出了“议政事”是会食的主要目的，而宴饮不过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形式罢了。
2．观礼仪
通过会食时的礼节来教育百官自觉遵守并维护统治秩序，是会食的另一重要目的。李翱在《劝河南尹复故事书》中论证了河南府府僚在会食之际，司录进来后应该站在什么位置、对判司诸官应如何行礼的问题（《李文公集》卷8）。《唐语林》卷8也详细记述了御史台“每公堂食会，杂事不至则无所检辖，唯相揖而已；杂事至，则尽用宪府之礼”的情况。所以崔元翰在谈到会食时，说它可以“由饮食以观礼，由礼以观祸福”（《判曹食堂壁记》，《全唐文》卷523）；柳宗元也说在食堂会食时的“升降坐起、以班先后”可以“正位秩之序”（《盩厔县新食堂记》，《柳河东集》卷26）。
3．和僚友
会食归根到底，是一种宴饮形式。通过僚友相聚会餐的活动，追求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团结协力。李翱在《故河南府录事参军卢君墓志铭》中说：“（君）召主馔吏约之曰：‘司录、判官、文学、参军，皆同官环处以食，精粗宜当一，不合别二。’”（《李文公集》卷15）这位录事参军，就是在有意识地通过会食来密切上下级之间的人事关系。所以柳宗元还说会食时的“筵席肃庄，笾豆静嘉，燔炮烹饪，益以酒醴”，可以“获僚友之乐”（《盩厔县新食堂记》，《柳河东集》卷26）。
从柳宗元的话看，会食时的饮馔一定相当不错。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找到会食时饮食的详细记载，估计它虽不如权臣富豪家的家庭饮馔那么丰富，但其水平一定高于一般的官吏家，因此才会有人将会食时的饭菜省下来带回家馈赠亲友。《因话录》卷3，记庾倬“贞元（785—805）初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时洛中物价翔贵，难致口腹，庾常于公堂辍己馔以饷其姊”。这就是说，会食似乎是一般官员生活中一种重要的饮食补充，因此也可以说是间接的家用补贴。《清异录》卷下说，五代的南汉“会僚属不设席，而分馈阿堵，号润家钱”。这甚至就是直接的家用补贴了。
四 其他宴会
除去上述几种宴会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各种类型、各种规格的公私宴会。例如有进士宴会、各种节日宴会、人生礼仪宴会，还有号称渔宴、脍宴、茶宴、香宴、文宴、舟宴、临光宴、钱龙宴、红云宴、双珠宴、花酒宴、红烛宴、观稼宴……等各种宴会以及各种家宴和迎送宴会。这些宴会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是进士宴会，其他从内容看，大致可分为有某种政治目的的宴会、处理各种人事关系的宴会、赏玩游乐的宴会、其他家宴和迎送宴会等类型。
1．进士宴会
进士宴会始于唐代，最初只是及第进士谢恩后与主司小规模的宴饮，同时在长安城的曲江为落第举人设有安抚性宴会，后来则变成以及第进士为主、参加者多为高官的大型宴会。据《唐摭言》记载，当时的进士宴会种类甚多，仅宴名就有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阁打毬、牡丹、看佛牙、关宴。其中最热闹的是关宴。
关宴也叫杏园宴或曲江大宴，因设在长安东南曲江池西边的杏园而得名。到中、晚唐，专门有“进士团”负责筹备这种宴会，“水陆之珍，靡不毕备”，还要请教坊的伎乐来助宴。到宴饮那一日，皇帝也要到紫云楼垂帘观宴。整个“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唐摭言》卷3）。杏园宴会有时还要撤馔而移乐泛舟，然后集于慈恩寺塔下登塔题名。唐宣宗大中八年（854），进士刘沧曾以《及第后宴曲江》为题作诗，酣畅淋漓地倾述了自己的愉悦心情，诗曰：“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来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全唐诗》卷586）
进士宴会似有固定的程序，一般是先选出“主宴”、“录事”（多由状元担当）等，然后大家凑钱，最后找一个地方聚宴。这些事情，在唐后期多由“进士团”之类的组织承办。及第进士们要出的钱数量很大，凑起来不太容易，前述刘覃办“樱桃宴”，就是在众进士刚开始议论凑钱时，他就“潜遣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石”樱桃，“于是独置是宴”的（《唐摭言》卷3）。独资办宴且办的是为新进士们所看重的樱桃宴，说明刘覃财大气粗。《唐摭言》卷3还讲述了另一个承办进士宴的故事，说唐代卢钧“初及第，颇窘于率费。俄有一仆愿为月佣……时俯及关宴，钧未办醵率，挠形于色”，当仆人问清有什么难事后，说他可以解决，“（卢）钧初疑其妄，既而将觇之，绐谓之曰：尔若有伎，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所，次则徐图”。卢钧的仆人，后来把宴会所需准备得十分妥当。这个故事讲神灵帮助卢钧备宴，显得有些离奇，却反映了承办进士宴会的一般程序及其特点。
唐佚名《宫乐图》（局部），绢本，设色
2．具有政治目的的宴会
这种宴会的目的，或是为了结成政治同盟，或是为了消灭政敌，借助宴会来杀掉叛乱的军将士卒等也属此类。例如唐文宗时（827—840）兴元军乱，杀节度使李绛。后来文宗派温造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温造赴镇后在牙门置宴招待叛乱的士卒，暗以牙兵围住，然后“拔剑呼曰：‘杀。’围兵齐奋，其贼首教练使丘铸等并官健千人皆斩首于地，血流四注”（《旧唐书•温造传》）。这是宴杀叛乱者的一例。又如晚唐泽潞节度使刘稹叛乱时，其母“裴氏召集大将妻同宴，以酒为寿，泣下不能已。诸妇请命，裴曰：‘新妇各与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国家。子母为托，故悲不能已也。’诸妇亦泣下。故潞将叛志益坚”。（《旧唐书》卷161《刘从谏传》）这是因宴而结成政治同盟的一例。至于通过宴会来杀掉政敌，其事例也不少。例如有隋末义军领袖李密宴请另一领袖翟让并将其杀掉、吞并了翟让所领部队的事件，以及唐末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宴请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于汴州上源驿、想趁李克用醉时将其杀死、结果被李克用逃脱的事件。后一事件加深了朱、李两大集团的对峙，给此后二者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相互战争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3．处理各种人事关系的宴会
这种宴会的目的，是为了调节不太和谐的人事关系，或利用宴会时有多人在场的机会褒贬人物，也有许多是求人办事的。例如唐太宗曾设宴调节他女儿与女婿的矛盾，《唐语林》卷5记载说：“薛万彻尚平阳公主。人谓太宗曰：‘薛驸马无才气，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数月。’帝闻之大笑，置酒召诸婿尽往，独与薛欢语，屡称其美。因对握槊，赌所佩刀。帝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酒罢，（主）悦甚，薛未及就马，主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日。”又如唐宰相李德裕，曾打算借宴会之机为白敏中扬名，《剧谈录》记载说：“白敏中在郎署，未有知者。虽李卫公器之，多所延誉，然而无资用以奉僚友。卫公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会省阁诸公宴。”后来，白敏中由此成了宰相。只是他以后又掉头攻击李德裕，为时人所不齿。借宴会来处理棘手问题的例子我们也举一个，即《国史补》所说：“崔膺性狂，张建封爱其文，引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叫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监军曰：‘某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唯。’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又曰：‘某有请，亦请崔膺。’合座皆笑，乃得免。”
4．赏玩游乐的宴会
这种宴会数量多、种类杂，各种节日宴会如寒食、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的宴会均属此类。尤其有特色的，是春时的各种游宴。这种宴会多于春暖花开季节（如三月上巳前后）在花园或郊外举行，设宴者多为有钱的官宦或富豪家。春时游宴，形式繁多，有人还有意变出新奇花样。例如有轻薄的进士们带上女妓、乘着牛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嚣喧呼，自谓之‘颠饮’”（《开元天宝遗事》）；又有些士女们游春时，“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同上）。此外还有“钱龙宴”，《云仙杂记》卷6记载说：“洛阳人有妓乐者，三月三日结钱为龙为帘，作钱龙宴。四围则撒真珠厚盈数寸，以斑螺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数，得双者为吉。”这种钱龙宴耗费甚巨，不是极富有者恐怕是不能承办的。
宴会侍女图（唐永泰公主墓壁画）
这一时期还盛行舟宴。除去前述进士宴会中必有泛舟游宴外，关于舟宴的记载还有许多。例如有陶岘“自制三舟，备极坚巧。一舟自载、一舟致宾、一舟贮馔饮”（《甘泽谣》），用三舟联宴。又有白居易在自家池塘中泛舟饮宴，“绕船以百十油囊，悬酒炙，沉水中，随船而行，一物尽，则左右又进之，藏盘筵于水底也”（《云仙杂记》卷7）。白居易的舟宴可说是别有一番风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