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善于扬长避短。李筌认为，善于扬长避短，是实现战争主动权最为主要的基本指导原则。他明确指出：“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故兽之动，必先爪牙；禽之动，必先觜距；蛰虫之动，必以毒；介虫之动，必以甲。夫鸟兽虫豸，尚用所长以制物，况其智者乎？”（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第九》）作者以自然界的“鸟兽虫豸”等动物“尚用所长以制物”来作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避敌之长而攻敌之短、扬己之长而避己之短、乃是实现战争主动权最为通常有效的原则和方法。所以，李筌进一步强调指明，运用扬长避短之作战原则来争取战争主动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指导原则。他认为，舍此原则而不用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术”，也“不足以成伯王之业”（同上）。
二要善于把握战机。李筌认为，善于把握有利战机，是实现战争主动权的又一重要指导原则。他强调指出：“见利而起，无利则止，见利乘时，帝王之资。”（卷一《人谋下•作战篇第二十一》）深刻揭示了适时把握有利战机对于实现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意义。他在阐述如何捕捉有利战机的问题时，进一步指明：“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见利不失，遭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害。”（同上）作者认为，时机的到来，乃是瞬间之事；唯有当有利时机一到就立即把握住、才能实现战争主动权而赢得对敌作战的胜利。否则，一旦面对有利时机却犹豫不决，必定坐失良机，陷于被动，遭到失败。作者还形象地比喻把握有利战机，如同“疾雷不及掩耳，卒（猝）电不及瞑目”（同上）那样稍纵即逝。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把握战机上，必须做到果断迅速，准确无误。
三要善于调动敌人。采用各种有效战法和手段调动敌人，牵着敌人鼻子走，这是李筌所主张的实现战争主动权的又一条重要指导原则。他强调指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攻其爱，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多其方，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从随不得城守，分备不得并兵；则我佚而敌劳，敌寡而我众。”（卷二《人谋下•沉谋篇第十四》）在李筌看来，只有针对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有效战法和手段调动敌人就范，才能实现战争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主动进攻态势，使敌人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四要善于利用有利形势。李筌指出：“夫善用兵者，以便胜，以地强，以谋取，此势之战人也。”（卷二《人谋下•作战篇第二十一》）这就是说，一个好的战争指导者，必须善于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势（包括有利的兵势、战场态势和地理形势等），以此作为充分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必备条件。作者认为，只有真正做到这样，才能在对敌作战中，形成“如建瓴水于高宇之上， 表然而无滞雷； 又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著手”（同上）的强大进攻之势，从而主动自如地战胜任何敌人。可见，在李筌看来，善于利用一切有利形势，也是实现战争主动权所必须把握的指导原则。
五要善于隐蔽自己和窥察敌人。要善于隐蔽自己的计谋和善于窥察敌人的企图，也是《太白阴经》论述如何实现战争主动权所应把握的又一重要指导原则。李筌在继承孙子关于“形人而我无形”（《孙子兵法•虚实篇》）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说：“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故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间谍不能窥，智略不能谋。”（卷二《人谋下•兵形篇第二十》）这里所说的“无形”，是指不把自己的实际情形（特别是战略实情）暴露在敌人面前。为了做到隐蔽自己的谋略企图，李筌主张采取制造假象的“示形”之法来欺骗和迷惑敌人。例如，当自己兵员寡少时，就用“曳柴扬尘”之法来伪装阵地兵员众多以欺骗敌人；当自己兵员众多时，则以“减灶灭火”之法伪装自己兵员寡少以迷惑敌人。总之，李筌主张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巧妙办法来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和真实情况，而不为敌人所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在战争中立于主动和不败的有利态势。
李筌在主张要巧妙隐蔽自己的同时，又主张要充分窥探敌人的企图和情况。实际上，隐蔽自己和窥探敌人，是实现战争主动权这一战略问题所不可或缺、紧密相连的两个侧面。他认为，只有在做到既能完全隐蔽自己，又能深入探明敌人情况的前提下，才能使自己获得主动、力避被动。因此，他极力强调要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对不同情况的敌人进行有的放矢的窥探和侦察。例如，“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惧，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第九》）。作者这里所讲的被窥探对象，虽然是就不同类型的人员而言，但其所论基本原则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窥探不同情况的敌人。李筌认为，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只要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加以深入窥察和了解之后，才能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出无间，入无朕，独往而独来，或纵而或横。如偃枯草，使东而东，使西而西；如引停水，决之则流，壅之则止，谋何患乎不从”（同上）的主动自如的有利地位。
四、《太白阴经》主要特色及价值意义
唐代（公元618—907年）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历时290年。在此期间，由于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高度发展，从而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多因素制约和决定的封建军事也有极大发展，并以其特有的辉煌而彪炳史册。这不仅表现在唐代各种军事制度和军事法规的日臻完善，军事战略谋划能力和战争指导艺术的进一步提高，而且表现在反映该历史时期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发展的兵学理论著作，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著录统计，唐代产生的兵书多达近90种。但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战争频仍，大多毁于兵燹，完好流传至今者不过三四种，其数量之少可谓凤毛麟角。李筌的《太白阴经》一书，则在唐代少数幸存兵书中，是一部卷帙最为完整、特色最为鲜明、影响最为深远的兵学理论专著。其特色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太白阴经》是一部综合性和实用性极强的兵学论著
明代天启年间著名兵学家茅元仪曾经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茅元仪《武备志》卷一《兵诀评》）可以说，茅氏之所论大体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以《孙子兵法》为中心而承前启后、不断深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规律性。李筌的《太白阴经》也正是沿着这一客观规律性，在继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唐代以前诸多兵家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深入总结了唐代以前历代军事与战争实践的经验教训所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兵学论著。该书十卷共99篇，内有45篇次直接引据《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黄石公三略》、《握奇经》等10余部唐代以前的兵书原文。这充分说明，李筌所撰《太白阴经》一书，是在继承前人论兵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唐代军事与战争的实践经验，对古代军事思想加以综合、总结和阐发的一部兵学理论专著，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和总结性特色。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太白阴经》全书所论内容看，大到国家战略的制定、军事谋略的运筹、将帅人才的选任，小到作战基本队形的布列训练、兵器装备的配备使用、战马的喂养调教、人马的医药救护，乃至军情战报的书写格式，等等，都有具体详备的介绍和阐述，其理论更加面向唐代军事与战争实践的需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参见杜文玉、于汝波《唐代军事史（下）•唐代后期军事思想与兵学著述》，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首版）。这集中体现了李筌著述《太白阴经》兵书着眼于实践应用的鲜明特色。
第二，《太白阴经》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融道、儒、兵家之说为一体的兵学论著
我国当代已故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曾经指出：李筌的《太白阴经》是一部“以道家言言兵事”（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二《史记• 国外春秋》，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的兵学理论专著。清代永瑢（乾隆皇帝第六子）领衔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在阐释《太白阴经》一书时，则说：“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综上二者所论不难看出，李筌无疑是唐代一位善取众家之长，融道、儒、兵诸家思想为一体的兵学著述家。这一突出特色，在其《太白阴经》书中有关治国用兵等重大军事问题的论述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李筌把道家始祖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卷一《人谋上•主有道德篇第四》引据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按：但“理”字，老子原作“取”）的思想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人主治国用兵实践的最高原则。认为，唯有“（人）主有道德”，其军队才能成为无敌于天下的“帝王之兵”。对此，李筌进一步解释说：“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以无事理天下，则万物不能挠。”（同上）可见，李筌把老子的《道德经》奉为人主治国用兵的最高理论原则。但所不同的是，李筌并不像老子那样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而仅仅是反对那种“阴谋逆德”（卷二《人谋下•善师篇第十一》）的不义战争，赞成和支持那些“征无义，伐无道”（卷三《杂仪类•部署篇第二十六》）或为“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卷八《杂占•杂占总序》）的正义战争。这正是他比老子更为可贵之处。然而，李筌虽奉道家思想而极力倡导“主有道德”说，但他并不排斥儒家的“仁义”论和兵家的“诡谲”论，而是主张把三者统一起来，融为一体。所以，他说：“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卷二《人谋下•沉谋篇第十四》）李筌还进一步分析指出：“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文德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啖之；啖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卷二《人谋下•贵和篇第十二》）他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样，“则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同上），必然无敌于天下。从以上所引李筌的“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的“四不”之论，和先以“文德怀服”、后以“兵战攻讨”的实践操作程序，不难看出，李筌所极力主张的把道家的“道德”、儒家的“仁义”与兵家的“诡谲”三说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可贵思想，充分体现了《太白阴经》一书博取众长而融道、儒、兵家之说为一体的鲜明特色。应当说，这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是带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一个重要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第三，《太白阴经》是一部充满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兵学论著综观《太白阴经》全书，则不难看出，作者李筌在对战争、国防、治军、作战等诸多重大军事问题的探讨上，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华。李筌继承了两汉以来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他像许多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认为宇宙之“万物因天地而有”，“因阴阳而生”（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篇第一》）。但他不同于古代一般哲学家的地方，在于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万物虽因阴阳二气而生，但阴阳本身并无意志，它的化生万物是有具体条件的，离开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光靠阴阳二气并不能使万物化生。所以，他说：“夫春风东来，草木甲坼，而积凛之粟不萌；秋天肃霜，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草不伤。”（同上）在李筌看来，同在阳气上升的春天，大地里的草木籽种之所以能够发芽破土而生，而仓廪中的粮谷却不能萌芽生长，是因为二者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不同；同在阴气下降的秋天，暴露于外的各种花草之所以遇霜而凋零枯萎，而获得遮蔽保护的花草却未受到伤害，也是由于二者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的缘故。李筌以此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探究人类社会的战争问题，明确承认战争的胜负同样是有具体条件的。他认为，阴阳寒暑、天道鬼神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或曰因素）是“人事”，即人的主观努力及其能动作用。所以，他明确指出：“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同上）他进一步分析指明，只要战争指导者在实践中做到“任贤使能”、“明法审令”、“贵功赏劳”，那么，就可以获得“不时日而事利”、“不卜筮而事吉”、“不禳祀而得福”的实际效果，从而为打败敌人创造胜利的条件；反之，那些“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伏不巧而任向背"（同上）等种种放弃人事努力，专靠迷信阴阳占卜、企求天道鬼神保佑的人，只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显而易见，李筌在战争胜负条件问题的认识上，不仅给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正确阐示，而且对两汉以来世所流行的迷信阴阳占卜、天道鬼神的唯心主义思潮做了有力批判。在国防建设问题上，李筌主张富国强兵的战略。他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指明国家的贫富、强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切实做到“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卷一《人谋上•国有富强篇第五》），就能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否则，也会使国家由富变贫、由强变弱。在治军问题上，李筌特别强调部队勇敢牺牲精神的养成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他以唯物辩证的观点，着力批判了那种所谓人的勇怯气质是由“地势所生，人气所受”（卷一《人谋上•人无勇怯篇第三》）的唯心主义传统观念，提出了“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同上）的重要思想。这不但明确承认士卒的“勇怯”是以“法”培养教育而后天形成的结果，而且深刻揭示了古代治军以“刑赏”为基本内容的法制教育的重要意义，指明了只要真正做到“刑赏”严明得当，就可以取得“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同上）的实际效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在战争与作战指导上，李筌已经认识到军事斗争领域中的矛盾双方是处于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的关系。据此，他主张要用全面的、发展的辩证观点，去观察和处理好这些矛盾关系，以防主观指导上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倾向。通观全书可以看出，李筌对阴阳、险易、勇怯、强弱、战和、攻守、奇正、形神、心迹等诸多古代军事范畴，都有较为深刻的阐述。例如，他认为地形之“险易”在作战中所起的作用，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变的。所以，他说：“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卷一《人谋上•地无险阻篇第二》）深刻揭示了地形之“险易”这对矛盾双方，在作战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是处于因人而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又如，他认为“形神”（按：这里的“形”，指“物质”；“神”，指“精神”）这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指出：“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细，形无物而不鉴，神无物而不察。”（卷二《人谋下•兵形篇第二十》）生动形象地阐明了"形神”这对范畴二者相反相成、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显然是对《孙子兵法》关于“形论”思想的新发展。再如，李筌在阐述孙子关于“兵者诡道”（《孙子兵法•计篇》）理论时，对“心与迹”（按：这里的“心”，是指“内在思想”；“迹”，指“外在表象”）这对矛盾关系的分析中，做了超乎前人思想认识的独到见解，指明：“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卷二《人谋下•沉谋篇第十四》）深刻揭示了“心”与“迹”、“谋”与“事”的辩证关系及其表现形式。从以上关于战争、国防、治军、作战四个方面问题所略举的诸例可以看出，李筌《太白阴经》一书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几乎渗透于军事与战争领域的方方面面。因此，当代著名学者任继愈称赞李筌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地位的“唐代哲学家”（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内部发行本），是十分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