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将及其组织指挥机构的员额，系由18人编成，其设置名号、具体职责及选任条件如下：
队将1人，为队之主官。是由“经军阵，习战斗，识进止者”担任。其下设有：
队管1人，队头1人，副队头2人。主要负责“主文书、酬功赏、知劳苦、明部分行列疏密”等任务。以上人员皆由“公直明晓者任”；
秉旗1人，副旗2人，为执旗官，皆由“勇壮者任”；
枹鼓1人，为击鼓官，“主昏明发警、进退节制”之责，由“气勇志锐者任”；
吹角1人，为号角官，“主收军退阵、谨守节制”之责，由“懦怯忠谨者任”；
司兵1人，“主五兵锐利、支分”之责，由“器仗明解者任”；
司仓1人，“主支分财帛、给付军粮”之责，由“清廉者任”；
承局1人，“主杂供差料”之责，由“无人情、恶口舌者任”；
火长5人，“主厨膳饭食、养病、守火、内衣、资樵采”之责，但不参加战斗，由“仁义者任”。
从上述“队将”及其组织指挥机构编制员额、主要职责与选任条件来看，大体上反映了唐代军队基层作战单位的基本情况。这为后人研究唐代军队体制编制，提供了依据和资料。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筌开篇伊始即提出了一个以“愚兵”思想为内容的所谓“良将”标准的问题。他说：“智者之使愚也，聋其耳，瞽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后用其命”，就像驱赶羊群一样，赶过去赶过来，使士卒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还说，将帅使用士卒，可以采取“役之以事，勿告之以谋；语之以利，勿告之以害”的愚兵蒙蔽做法。李筌认为，能够做到这样的将领“是谓良将”。作者上述之这种观点，显系源自于《孙子兵法•九地篇》所提倡的“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视士卒为任意驱赶的“群羊”之“愚兵”的思想观点，和“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的欺骗蒙蔽之术。毋庸讳言，这是不足取法而应坚决剔除的封建性糟粕。
当然，战争作为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的武装对抗之暴力行动，带有鲜明的诡秘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要求战争指导者在一定的时间里，对己方的战略计划、作战意图乃至实施步骤等项军事机密，必须严格保密，严禁外泄和扩大知情面。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在战争实施中顺利达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略目的。然而，这种为赢得战争胜利所采取的保密措施，与李筌所继承和提倡的而源自于《孙子兵法》的“愚兵”政策和欺骗之术，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战争一经谋划成熟并予以实施之时，能够向自己的军队讲明所进行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作战的意图和目标，这对激发部队奋勇杀敌精神，以赢得对敌作战的胜利，是大有裨益的。例如，公元前10世纪20年代的周灭商纣的牧野之战，便是以公开把自己战略意图告知广大士卒而赢得灭商战争胜利的一例明证。当时，周武王以不满五万之众（见《史记•周本纪》），于牧野（位于今河南淇县南）一举大败“凡十七万人”（见北宋李昉等辑《太平御览•皇王部八》）的商军，迫使纣王自焚而死，殷商自此灭亡。周原本是商的一个诸侯国，其实力比商要弱小得多，但周武王却在牧野之战中大败商军，取得了“以弱胜强”的重大胜利。究其原因，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武王敢于将自己推翻纣王残暴统治的战略目的公开于众，并适时以"吊民伐罪"口号进行战争动员，从而在政治上赢得了民心士气。牧野交战前，周武王为了提高周军士气，在与诸侯会盟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时，向周军和诸侯之师声讨纣王罪行，讲明自己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这不仅坚定了周军将士的胜利信心，也争取了商地军民的同情和支持。武王率师进至牧野后，适时举行了誓师大会（即《尚书•周书》中所称的“牧誓”），一方面，进一步声讨纣王听信谗言、暴虐百姓的种种罪行，以激发周军及随征诸侯的同仇敌忾之心；一方面，向商民庄严宣告：此次发兵目的是讨伐暴君纣王，而“非敌百姓也”（见《孟子•尽心篇》），告诫他们不要害怕，要保持安宁。深受纣王残暴压榨的商民听到后，纷纷倒向周军方面。所以，在牧野之战中，当周武王挥师发起冲击后，商纣王的十几万军队，于当天"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见《淮南子•泰族训》）。商纣王见大势已去，仓惶逃回朝歌（位于今河南淇县）登上鹿台，蒙衣自焚而死，周武王率师迅速进占商都朝歌。从此，结束了商朝600年的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在整个中原大地的统治地位。
马将篇第三十
[原文]
经曰：夫戎马，必安其处所①，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庌②。刻剔③鬃毛，谨落蹄甲④。狎⑤其耳目，无令惊悚⑥；习其驱驰⑦，闲⑧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鞍、勒、辔、衔⑨，必先坚完⑩，断绝必补。
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⑪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⑫，备敌覆我。能明此者，可以横行八表。
凡马军⑬，人支⑭两匹，一军征马⑮二万五千匹；其无马者⑯，亦如五支，令以两匹为率⑰。
一人征马副大将，军中择善牧养者任。二人征马总管副偏将，军中择善牧养者任。八人征马子将军，军中择明闲⑱牧养者任。
五十人征马押官⑲，定见军中择善牧养者任。五百人群头，善乘骑者任；一云百人群头，毉⑳亦群头中择取。
一千人马子，军外差；又云五百人马子，毉马在内。
[注释]
①“夫戎马，必安其处所”以下至第二自然段文末“可以横行八表”诸句：语出《吴子•治兵》，但个别字句略异。戎马，军马，战马。八表，《吴子》原作“天下”；义谓八方之外，指极远的地方，亦泛指天下。
②庌（yǎ）：本谓廊屋，义同“庑”。本篇这里指马棚。
③刻剔：剔除。引申谓剪刷或曰梳理。
④谨落蹄甲：谓细心修理蹄甲更换铁掌。
⑤狎（xiá）：熟悉；习惯；驯服。
⑥惊悚（—sǒng）：惊慌恐惧。
⑦驱驰：追逐奔驰。
⑧闲：本篇这里通“娴”。娴熟；熟练。
⑨鞍、勒、辔、衔：即马身上常用的马鞍子、马笼头、马缰绳、马嚼子四种装具。
⑩坚完：坚固完好。
⑪必数上下：谓骑在马背上的人必须经常下马步行，以减轻战马的劳累。数，数次，屡次。义谓经常。上下，指骑马人从马背上下来。
⑫有余：指让战马保持体有余力。
⑬马军：指骑兵部队。
⑭人支：谓按每人分配。支，支给；分配。
⑮征马：战马。
⑯无马者：这里指骑兵以外的步兵部队。
⑰亦如五支，令以两匹为率：句义是说，步兵每五人分配战马两匹。率（lǜ），标准；限度。或曰分配比率。
⑱明闲：谓明白而熟悉。明，明白；懂得。闲，通“娴”，熟悉。
⑲押官：指押送马匹的小吏。
⑳毉：同“医”。本篇这里指治疗马匹的兽医。
[译文]
经典上说：战马，必须有安定的处所，适时给它饮水喂草，节制其饮食的饥饱。冬天要使马厩温暖，夏天要让马棚凉爽。要经常剪刷梳理它的鬃毛，细心地修理其蹄甲更换铁掌。要训练战马的耳目听视感官，不使它受到声色刺激时惊慌恐惧；要让战马经常练习奔驰追逐，使它非常熟悉前进与停止的信号；要做到人与马相互亲近熟悉，然后才可以使用它进行对敌作战。鞍子、笼头、缰绳、嚼子等战马装具，必须预先做到坚固完好，如有断裂缺损一定要修补备齐。
大凡马匹，不是受伤于使用的末尾，就是受伤于使用的开始；不是受损于过度饥渴之际，就是受损于过度饱食之时。遇到天色已晚而路途尚且遥远之时，马上的骑手必须经常下马步行，宁愿使士卒多受些辛苦劳累，也千万不可以让战马劳累受伤。要经常使战马保持足够的体力，以此防备敌人突袭而覆灭我军。能够懂得和熟悉这些道理的人，就可以率军横行八方而无敌于天下了。
凡是骑兵部队，每人配备两匹马，一个军共配备战马二万五千匹；而步兵部队，则是五人以配备两匹马为标准。
驯马机构设征马副大将一人，要从军中挑选擅长饲养管理军马的人来担任；设征马总管副偏将二人，从军中挑选善于军马放牧饲养的人来担任；设征马子将军八人，从军中挑选懂得和熟悉军马放牧饲养的人来担任。
下设征马押官五十人，一定要从军中挑选善于放牧饲养军马的人来担任。设群头五百人，挑选善于骑马的人来担任；另一说法是，设群头一百人，兽医也从群头中选用。设马子五百人，治疗马病的兽医也包括在内。设马子一千人，主要应付军马事务以外的差遣；又有一种说法是，设马子五百人，治疗马病的兽医也包括在内。
[解说]
本章李筌以《马将篇》为题，其中心思想是总结我国古代驯养战马的实践经验和论述马匹饲养管理机构人员的编配问题。何谓“马将”？马将是我国古代负责战马饲养管理的武官。殷周时期称“牧师”，为《周礼》所载“夏官司马”的属官，职掌牧地的政令和有关养牧马匹事务。汉时称“马监”，为黄门养马官。两晋时期则称“马牧师”或称“牧率”（说见《魏书•序纪第一•昭皇帝十三年》和《晋书•石勒载记上》）。
东汉初年，著名将领马援曾论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见《后汉书•马援列传》）这深刻揭示了马匹在我国古代国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历代凡有作为的军事家为了加强骑兵部队建设以赢得对敌战争的胜利，都十分重视马匹的饲养和训练问题。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自周至清的历代政府大多都设立马政制度，对官用、军用马匹的饲养、训练、使用和征购等实行统一管理，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李筌的《马将篇》，就是对唐代以前战马饲养、训练实践经验的继承和总结。
首先，李筌本诸《吴子•治兵篇》有关驯养战马之论，强调驯养和使用战马要注意掌握的四大问题：一是对战马要精心饲养。李筌认为：“夫戎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使其冬天有温暖的马厩，夏天有凉爽的马棚；要经常剪刷梳理其鬃毛，细心修理其蹄甲和更换铁掌。二是对战马要精心训练。李筌指明，要训练马匹的耳目听视感官，使其在受到外界声色刺激时不会惊慌恐惧；要训练马匹经常奔驰追逐，使其熟悉前进与停止的指挥信号。通过精心训练，做到“人马相亲”，彼此熟悉。这样，驯马才能适应于作战之需要。三是对马具要精心准备。李筌认为，平时要使“鞍（鞍子）、勒（笼头）、辔（缰绳）、衔（嚼子）”等各种战马装具保持“必先坚完”的良好状态，一旦发现有断裂损毁者必须及时修缮补齐。唯有如此，才能使骑兵适应对敌作战需要而赢得战争胜利。四是对战马要精心爱护。李筌根据战马在使用中"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的实际经验，强调指出，饲养战马不但要有适合的水草，还要节制其饥饱，尤应注意在使用过程中加以精心爱护体贴。特别是在行军作战处于天晚路远的时候，骑手必须经常下马步行，“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务使战马保持足够体力，以“备敌覆我”。李筌认为，只有懂得这个道理的，才“可以横行八表”而无敌于天下。
其次，论述了古代驯养战马的组织指挥机构的人员编配员额及选配条件问题。古代驯马组织机构的编制员额，是依据部队对战马的需求量进行编配的。李筌指出，古代是以“军”为单位配备战马的。即骑兵军每人配马二匹，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应配马二万五千匹；步兵军，则按五人配备二匹计算，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共配战马五千匹。据此，驯养战马组织机构员额编配实为1561人。其具体配置情况如下：
设征马副大将1人，为战马驯养组织指挥机构的总负责人，从“军中择善牧养者任"。其下则设有：征马总管副偏将2人，亦从“军中择善牧养者任”；征马子将军8人，从“军中择明闲（通‘娴’）牧养者任”。
设征马押官50人，“定见军中择善牧养者任”；群头500人（一说100人），择选“善乘骑者任”；所设兽医，则从群头中择取，不另配员；马子1000人（另说500人）主要应付“军外差”。
从以上李筌所述驯马组织指挥机构编制员额及其选配条件来看，大体上反映了我国古代，特别是隋唐时期战马驯养机构组织编制和适应骑兵发展的需求情况。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中原王朝使用骑兵作战，始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赵国君主，名雍。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所大力倡导推行的“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之举（见《史记•赵世家》）。从此，骑兵便成为我国古代（自战国以后直至清代）军队三大兵种（即步、骑、水军）之一。唐代是我国中世纪骑兵建设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父子，之所以能在隋末唐初群雄纷立的形势下而独得天下，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乃在于唐王朝组建了一支“速度甚大与威力极猛之骑兵”，“此唐军之所以能竞胜隋末北方群雄者”之关键（说见《汪箴隋唐史论稿•唐初之骑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
到了近现代，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中，仍然使用骑兵担负重要作战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现代武器装备广泛运用于战场，特别是军队摩托化、机械化的发展，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亦从我军正式退役而不再直接参加对敌作战。尽管如此，马匹仍为我国民间，特别是边远落后的山区，用于负载、运输乃至从事农牧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因此，李筌根据前人驯养与使用马匹的实践所总结概括的“四个精心”经验之论，对于民间养好和用好马匹，充分发挥马匹在经济社会建设中人所不能完全替代的重要生产力作用，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意义。
鉴人篇第三十一
[原文]
经曰：凡人，观其外，足知其内。七窍①者，五脏②之门户。九候三停，定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一寸之眼；天仓金匮，以别其贵贱贫富。③夫欲任将，先观其貌，后知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