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经曰：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①有天下，君子不取。
周德既衰，诸侯自作礼乐，专征伐，始于鲁隐公②。齐以技击③强，魏以武卒④奋，秦以锐士⑤胜，说者⑥以孙吴⑦为宗。唯荀卿⑧明于王道⑨而非之，谓齐之技击是亡国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国之兵，秦之锐士是干赏蹈利⑩之兵，至于齐桓、晋文⑪之师，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故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当汤、武之仁义。”⑫
故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⑬黄帝独立于中央而胜四帝⑭，所谓善师者不阵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⑮放桀擒纣⑯，所谓善阵者不战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⑰，为燕开路，所谓善战者不败也。楚昭王⑱遭阖闾之祸，国灭出亡，父兄相与奔秦请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国，所谓善败者不亡也。
凡兵，所以存亡继绝⑲，救乱除害⑳。故伊吕㉑之将，子孙有国，与殷周并下至末代。苟任诈力贪残㉒，孙吴、韩白㉓之徒，皆身被诛戮，子孙不传于嗣㉔。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㉕之害也。
[注释]
①伯：本篇这里通“霸”，谓称霸。
②鲁隐公：春秋初期鲁国国君，鲁惠公弗湟的长庶子，名息姑。公元前722—前712年在位。谥号隐，史称“鲁隐公”。
③技击：战国时期齐国精兵的名号。说见《荀子•议兵篇》“齐人隆技击”，唐杨倞注云：“技，材力也。齐人以勇力击敌者，号为‘技击’。”
④武卒：战国时期魏国军队按规定标准选拔的精锐步兵的名号。
⑤锐士：战国时期秦国精兵的名号。
⑥说者：谓主张此说的人。本篇这里指持“齐以技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之说者。
⑦孙吴：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与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二人的并称。
⑧荀卿（约公元前313—前238年）：战国后期思想家、教育家。赵国人，名况，时人尊称其名为“卿”。汉代人因讳汉宣帝刘询嫌名（荀，与“询”字虽不同，但以二字音声相同而避讳，称为“嫌名”），而改称其为“孙卿”。曾游学于齐国“三为祭酒”（古代指举行宴会时担任洒酒祭神的长者，汉魏以后为官名），后赴楚国，由春申君用为兰陵县令，此后著书而终老其地。有著作《荀子》传世。
⑨王道：我国古代儒家一种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与兵家、法家所主张的以武力、刑法、权势进行统治的“霸道”相对。
⑩干赏蹈利：谓追求奖赏和利禄。语出《荀子•议兵篇》。干，求取，追求。蹈，履行，实践，亦即求取之意。
⑪齐桓、晋文：齐桓，指春秋初期的齐国国君齐桓公小白；晋文，指春秋初期晋国君晋文公重耳。此二君曾先后称霸中原。
⑫“故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至“桓、文之节制不可当汤、武之仁义”四句：语出《荀子•议兵篇》。桓，即齐桓公；文，即晋文公。节制，本谓节度法制，或指严整而有规律，但在本篇这里则指齐桓公、晋文公的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仁义，指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
⑬“善师者不阵”以下四句：语出《汉书•刑法志》，又见《将苑•不陈篇》（陈，同“阵”）。善师者，谓善于治军用兵的人；善阵者，谓善于布列营阵的人；善战者，谓善于指挥作战的人；善败者，谓善于处理败局的人。
⑭黄帝独立于中央而胜四帝：语本《孙子兵法•行军篇》：“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曹操注云：“黄帝始立，四方诸侯无不称帝，以此四地胜之也。”可见，黄帝所战胜的“四帝”，实指当时四方的部落首领。中央，指中原大地。
⑮陈师誓众：陈师，即“阵师”，谓布列兵阵。陈，同“阵”。誓众，犹誓师，告诫兵众。
⑯放桀擒纣：桀，即夏桀，夏朝末代暴君。纣，即纣王，商朝末代暴君。
⑰山戎：我国古代北方的部族名，又称"北戎"，属匈奴一支。当时其活动地域在今河北省北部。
⑱楚昭王：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楚平王（名弃疾，后改名熊居）之子，名壬。在其执政期间，楚国曾为吴王阖闾所攻灭，楚昭王及其父兄出奔至秦国求救，秦遂出兵打败吴国，使楚昭王得以复国执政。在位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前489年）而卒，谥号昭，史称“楚昭王”。
⑲存亡继绝：语出《穀梁传•僖公十七年》。句义是使灭亡之国复存，灭绝之嗣得续。亦泛指使濒临灭亡（或已经灭亡）者得以延续存在。
⑳救乱除害：谓制止暴乱，消除祸患。救，犹“止”，制止；阻止。
㉑伊吕：即商朝初期国相伊尹与周朝初期国相吕尚之并称。伊尹辅佐商汤而灭夏，吕尚（姜子牙）辅佐周武王而灭商，二人皆有大功而受封国，后因并称伊吕而泛指辅国之重臣。
㉒任诈力贪残：任，运用。诈力，谓诡诈与暴力。贪残，谓贪婪又凶残。
㉓韩白：即汉代名将韩信与秦代名将白起的并称。二人皆以善用兵而著称于世，但都未得善终而遭杀戮。诚如《晋书•刘牢之传》所称：“韩白戮于秦汉。”
㉔嗣：后嗣，即子孙后代。
㉕兆民：古称天子之民为“兆民”。后亦泛指民众、百姓。
[译文]
经典上说：用兵打仗而不讲道德仁义的，纵然可以称霸于天下，也是为仁人君子所不取法的。
周王朝的道德观念衰微以后，各国诸侯擅自制礼作乐，专门从事征战讨伐，这是从春秋鲁隐公在位期间开始的。齐国凭借其拥有精兵“技击”而强大，魏国凭借其拥有精锐步兵“武卒”而奋起，秦国凭借其拥有精兵“锐士”而取胜，主张此说的人都把孙武、吴起的观点奉为宗旨。但是，只有荀卿明白圣王以仁义治国之道，而否定孙吴之说。他认为，齐国的“技击”是灭亡国家的军队，魏国的“武卒”是危害国家的军队，秦国的“锐士”是追求奖赏利禄的军队。至于说到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才可以称得上是攻入他国境内而行动有所节制的军队。“因此，齐国的‘技击’不可以抵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可以抵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可以抵御齐桓公、晋文公的有节制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有节制的军队又不可以抵御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
所以说：“善于治军用兵的人，不用布列营阵就能取得胜利；善于布列营阵的人，不用直接交战就能取得胜利；善于指挥打仗的人，不会被敌人打败；善于处理败局的人，不会被敌人灭亡。”上古黄帝独自占据中原大地而战胜了四周的部落首领，这就是所说的善于用兵打仗的人，不用布列营阵就能取得胜利的史例。商汤、周武王统率军队征伐夏桀、商纣时，仅是布列了营阵、举行了誓师大会，结果就放逐了夏桀、迫死了商纣，这就是所说的善于布列营阵的人，不用直接交战就能取得胜利的史例。齐桓公挥军向南征服了强大的楚国，迫使楚国向周王室纳贡，又向北征伐战胜了山戎部落，为燕国开辟了通路，这就是所说的善于指挥打仗的人，不会被敌人打败的史例。楚昭王当政时期遭到吴王阖闾军队入侵之祸，国破军败，而他自己溃逃，其父兄也一同逃到秦国请求救兵，秦国应请出兵击败了吴国人侵军，使楚昭王得以返回本国继续执政，这就是所说的善于处理败局的人，不会被人灭亡的史例。
大凡军队，都是用来使灭亡之国复存、断绝之嗣得续，制止国家的暴乱、消除民众的祸患的。所以，伊尹、吕尚这样的将帅以仁义辅君，他们的子孙享有封国领地，与殷商、周朝一起下传直至末代子孙。倘若不循仁义而专门运用诡诈与暴力，进行贪婪而残酷的战争，结果将会像孙武、吴起、韩信、白起之辈，都身遭诛杀，子孙不能继位传嗣。可见，军队是执行暴力的凶险工具，战争是带有破坏性的危险之事。崇尚诡诈阴谋、悖逆仁义道德的人，喜好利用军队这个凶险工具为害作乱。所以，不是讲道德仁义的人，就不能利用军队来平定天下灾难，消除百姓的祸患。
[解说]
《善师篇第十一》是《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之首篇，它是集中体现作者李筌战争观和治军用兵思想的篇章之一。李筌这里所说的“善师”，内涵有二：一指善于治军，二指善于用兵。通观全篇，作者从分析“周德既衰”到诸侯“专征伐”的春秋战国纷争的历史演进过程入手，着重阐述了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和进行怎样的战争的问题。其所强调的思想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强调要把军队建设成为仁义之师。
李筌在完全继承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关于“仁人之兵，王者之志”（见《荀子•议兵篇》）的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战国时期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等名号精兵，虽然都曾取胜逞强于一时，但都“不可当汤、武之仁义”之师。据此，作者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强调执国者应当在推行“王道”治国的前提下，必须建立一支为“道德仁义”而奋战的仁义之师。他认为，只有如此，才可以在对敌战争中做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从而才能使自己的国家立于不败不亡之地。
李筌这里所倡导的“四善”思想，实际源于《汉书•刑法志》，又见于三国著名军事家诸葛亮《将苑•不陈篇》（陈，同“阵”）。当然，实践中要真正做到此“四善”并非是容易之事。因为，“四善”中的“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之“二善”，其主旨都是说不经直接布阵交战而迫使敌人屈服。然而，此种始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主张，毕竟是兵家的一种理想的目标，在实践中没有具备特定而优于敌方的主客观条件，将是很难实现的。而要做到“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之“二善"两条，则更非是容易之事了。但是，只要战争指导者付出艰苦的努力，紧紧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周密谋划和充分准备的话，那么，又是有可能取得战而不败、败而不亡，乃至转败为胜、转亡为存之局面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李筌本着前人的军事思想而再次提倡的“四善”战略主张，在当今的世界战略格局处于多极化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战略指挥家，是不无借鉴意义的。二是强调军队进行战争是以执行“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任务，实施“道德仁义”之政为根本目的。
作者李筌融道、儒之说为一体，主张以“道德仁义”作为衡量和区分用兵打仗的目的、性质的根本尺度。指出：“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通“霸”）有天下，君子不取。”李筌强调说，倘若用兵打仗竟置“道德仁义”于不顾，而专门从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者，是“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的。显而易见，作者李筌视“道德仁义”之兵为正义之师，而视“阴谋逆德”之兵为不义之军，其拥护正义之战而反对不义之战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历史的经验表明，阶级社会的战争，无一不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因此，对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的认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是有不同的内容和标准的。尽管《太白阴经》作者李筌对此问题的认识，不超越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允许的范围，但其拥护正义战争而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鲜明立场和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还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李筌《善师篇》所阐明的上述思想观点，主要来源于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荀况的《荀子•议兵篇》。而该篇采用问答形式，记述了荀子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什么是“兵要”（即用兵的要旨）问题时所阐述的基本思想观点。临武君认为：“用兵之要术”是孙吴（即孙武和吴起）所倡导的“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其“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但荀子却对临武君的上述观点持完全否定态度，他认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唯有“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显而易见，荀子与临武君的不同观点，实际源于对“兵要”问题看法的着眼点的不同。
荀子是从政治战略的视角议论“兵要”问题的，而临武君则是从军事战略角度看待“兵要”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是密切相关但又有区别的两件事。荀子只看到了政治与军事密切相关的统一性方面，而忽视了二者相互区别的对立性一面，认为只要在政治上做到“善附民众”，自然就能打胜仗，
完全否定了“权谋势利”在军事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荀子认识上的一种片面性。而临武君只看到了“权谋势利”在用兵打仗上的重要作用，却忽视了政治上团结民众对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作用，同样陷入认识问题的片面性。然而，源于荀子《议兵篇》思想观点的李筌的《善师篇》，如果仅就此篇而独立观之，难免也有偏颇之嫌，但从《太白阴经》全书内容来看，李筌既重视政治战略在战争实践中的主导作用，也强调军事战略在战争实践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较好地体现了这位唐代兵学家在探讨“兵要”问题上的辩证唯物思维方式之特色。值得今人充分肯定和学习。这是我们阅读李筌《太白阴经•善师篇》应当注意全面把握之点。
贵和篇第十二
[原文]
经曰：先王之道，以和为贵①。贵和重人，不尚战也。
《春秋左氏传》②曰：“君若以德绥诸侯③，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④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军之众，无所用也。”是故晋悼公使魏绛和戎⑤，以正诸华⑥，八年之间，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羌戎⑦亦归。晋惠公⑧内⑨不侵不叛之臣，于是有崤之师⑩，譬如捕鹿，晋人角之，戎人掩之⑪。
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谋胜人；有权之主，能以势制人。战胜易，和胜难。⑫《语》⑬曰：“先王耀德不观兵。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⑭故有衣冠之会，未尝有歃血之盟；有革车之会，未尝有战阵之事。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