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刘备坐地日大，网罗益众。刘表让刘备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屯驻腋下之地樊城，实是一个重大错误，随着刘备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大和威望的日渐提高，刘表深深感到了刘备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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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②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③ 《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④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及至弥留，已经陷入子孙难保其国的恐慌之中。
第四，特别让刘表担心的是，荆州内部出现了严重危机。刘表所生二子刘琦、刘琮，皆平庸无能之辈，正如曹操所给的评语那样，“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刘景升（刘表字）儿子若豚犬耳。”①将人比做猪狗，可见鄙视之甚。刘表生病期间，二子都在觊觎州牧的位子，《后汉书•刘表传》载，起初刘表因为长子刘琦
的相貌很像自己，“甚爱之”，后来为次子刘琮娶了后妻蔡氏的侄女，“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
刘琦失宠了，失势了，恐慌了，因而向诸葛亮请求自安之术。《后汉书•刘表传》载，“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琦）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平？’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②《三国志•刘表传》的记载不同，认为刘琦并非自求，而是被遣外任的：“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两说可以并存。
刘表晩年，完全被后妻蔡氏、少子刘琮及其“支党”所控制。据《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典略》记载，刘表病甚，刘琦性孝，“还省疾”，蔡瑁、张允恐刘琦见到刘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将刘琦“遏于户外，使不得见”，威胁说：“将军（指刘表）命君抚临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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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历》。
② 申生、重耳皆春秋时晋献公儿子，申生为太子，被骊姬所害，重耳出逃
在外，后来返国为君，是为晋文公。
为国东藩，其任至重。今释众而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刘琦流涕而去。可见，刘琦、刘琮的明争暗斗是相当激烈的，亦可见，如果刘琦确实是听了诸葛亮的意见自求外任的，那实在不是好主意。这就像袁绍的长子袁谭被外任青州刺史一样，一旦离开，便失去了与其弟弟争夺州牧的机会和可能，这一点，以诸葛亮之智应当是非常清楚的。这会不会是诸葛亮、刘备别有用心，有意促成刘琦外出，加速激化刘氏兄弟二人之间的矛盾，最终分裂荆州势力？当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刘表迫于外有强邻（北有曹操，东有孙枚）、近有刘备军事力量的存在、内患自己和儿子们“才不足以御备”，而又面临刘琦、刘琮兄弟互不相容的严峻形势，病重期间玩了一个“托国”的把戏，试图稳住刘备，以保荆州牧的权力平稳过渡到自己儿子刘琮的手里。这就是《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所说：“（刘）表病，上（刘）备领荆州剌史广汗引《魏书》所说：“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当时，刘表已经立次子刘琮为嗣，刘备自然明白刘表的本意所在，因而当即表示：“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意谓“您的儿子都很好，不必担心，您就放心地走吧”。据说，刘表死后，有人劝刘备“宜从表言”，即宣布遵照刘表的遗言夺了荆州牧的位子。刘备说：“此人（指刘表）待我厚，今从其言，入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这就是被历代诸儒和治史者以及小说家所极度赞赏的德者之风。实质上，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南朝宋人裴松之已经指出（刘）表夫妻素爱（刘）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刘）备，此亦不然之言。”
确实如此，刘表怎么会无缘无故把荆州让给刘备呢？刘表其人，“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①，所以，如果将其视为刘表耍的政治花招，自然就会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刘备胆怯不敢遽有荆州
刘表死后，蔡瑁、张允等遂以刘琮为嗣。刘琮继为镇南将军、荆州牧，以刘表的“成武侯”印授刘琦。刘琦不得继承荆州牧实职，勃然大怒，将侯印“投之地”（摔在地上），立即部署，准备乘奔丧的机会“作难”②。诸葛亮、刘备的离间计策在不长的时间里便见成效。
刘琦想乘“奔丧”的机会“作难”的计划，未及发动，曹操的大军已经到达新野，因此不得不将军队撤到江南待机。假设不是这样，即使没有曹操直趋宛、叶而迅占新野，刘表的儿子们自然必如袁绍的儿子们一样，大战一场，而最终得利的将是刘备。
从刘备方面来说，他不接受荆州之托，绝非良德有加，更非内心不欲，这一点，完全被其后来夺取更为厚待自己的刘璋的益州牧的行径所证实。所以，任何为其粉饰的语言都是多余的。
历史表明，刘备不敢接受“托国”，最为重要的亦属形势使然：
第一，荆州内部，实际权力主要控制在刘表的心腹大将蒯越、别驾刘先、以及妻弟蔡瑁和外甥张允等人的手里，他们既以全力“奉琮为嗣”，不惜将刘琦赶出襄阳，让他去做江夏太守，怎么会轻易把权力送给刘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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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② 《后汉书•刘表传》。
第二，刘表的谋臣蒯越、傅巽、蔡瑁等自始至终都对刘备持怀疑态度，试图除之却没有得到机会。前述蒯越、蔡瑁等谋乘宴会之便袭杀刘备，即是例证。
第三，刘表、刘琮周围围绕着一股很强的亲曹势力，他们的政治态度很明确：宁归曹操，不附刘备，比如，在曹操和袁绍相拒官渡期间，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和蒯越等就曾对刘表说：“……曹操善用兵，旦贤俊多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移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今之胜计，莫若举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据说，刘表狐疑不断，便派韩嵩到许，观望虚实。韩嵩至许，被曹操授予侍中、零陵太守的职务，“及还，盛称朝廷曹操之德，劝遣子入侍。此事引起了刘表的很大不满，以至想把韩嵩杀死①。
第四，面临强敌入境的严峻形势。当时，曹操和孙权都在向荆州用兵，曹军已临国门，吴将屡蚕边界，这是刘备不敢贸然自为的重要外部原因。
以上就是刘表病重期间的客观形势，此种情形，刘备面临两方劲敌和荆州内部复杂而不利的形势，自然不敢受托。若然，则将立即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刘表、刘琮的心腹和亲曹派不答应，就是刘琦也不会接受；更重要的是必将成为孙权、曹操出兵讨伐的口实。况且从主观上说，试图以自己的数千之众统御心怀狐疑的十数万大兵也是力不从心的。可见，“所不忍也”云云，不过是托词、誉赞而已
其实，就当时的情形看，即使没有曹操、孙权的进攻和威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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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刘表传》。
备要想谋得荆州牧的位子，第一步也只有通过联合刘琦搞掉刘琮才有可能。事实上，刘备、诸葛亮所谋划的正是这样一条路子。所以我说，诸葛亮劝说刘琦离开襄阳，实为刘备，而对刘琦来说，则非良策。
三、兵败当阳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病故；九月，曹操军至新野。
刘琮降操
大兵压境，荆州的重要僚属章陵太守蒯越、从事中郎韩嵩、东曹掾傅巽，以及文士王粲等同说刘琮投降曹操。刘琮犹豫，本想负隅顽抗，说：“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傅巽对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 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师之锋，必亡之道也。”随后，傅巽向刘琮提出问题：“将军自料何与刘备？”刘琮承认：“不若也。”傅巽尖锐地指出：“若（刘）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街曹公，则（刘）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①这个分析，重在两点，一是王师——曹军不可敌，二是刘备不可靠。王漿更宣言不讳地对刘琮说：“曹操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要想保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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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刘表传》。
宗，长享学福祚，“只有卷甲倒戈，应天顺命”，归降曹操①。
刘琮知敌难抗，又知部属离心，更知刘备难以久恃，于是听从蒯越、韩嵩、傅巽、王粲等人的建议，举州投降了曹操。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琮与曹操并非平等的敌国关系，而是以下逆上，且强弱悬殊，大势不利，败不可免，举众归降，实属明智之举。刘琮投降后，曹操虽然没有让他继续留在荆州，而另以涿州李立为荆州牧，但也合乎情理地安排了他，让他做了青州刺史，封列侯。
同时，“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③。蒯越等十五人，对于和平解决荆州问题有重大贡献，均被封侯，许多人被调入朝廷担任要职。如：“（蒯）越为光禄勋；（韩）嵩，大鸿胪；（邓）羲（一作邓义），侍中；（刘）先，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④傅巽“以说刘琮之功，赐爵关内侯”⑤。大将文聘，更被厚礼待之，授以江夏太守，使统本兵，随追刘备。
闻变南走
刘琮降操，受到最大影响的莫过于难容于曹操的刘备。他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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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文士传》。
②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三国演义》说曹操以刘琮力青州剌史，遂派于禁追杀刘琮于途。这纯属子虚乌有。《三国志•刘表传》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令提到：“虽封列侯一州之位，犹恨此宠未副其人；而比有笺求还州。监史虽尊，秩禄未优。今听所执，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可见，刘琮虽然未到青州赴任，想回荆州，也没得到批准，但也不曾被杀，而是做了没有实权的谏议太夫。
③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④ 《三匡志•魏书•刘表传》。
⑤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傅子》。
失所依，成了孤立之旅，所以特别紧张，特别愤怒。
刘琮遣使请降之肘，刘备“屯樊，不知曹公卒至，（曹兵）至宛，（备）乃闻之，遂将其众去。”①又，《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孔衍《汉魏春秋》说：“刘琮乞降，不敢告备。备亦不知，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宋忠诣备宣旨。是时曹公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议。”
时之刘备，东面尚未与孙权通协，北临曹军压境，没有后路，只有南走江陵一途。
据载，当时有人劝刘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刘备说：“刘荊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见刘荆州乎！ ”②显然，度势而论，刘备已没有机会和能力为此，所言不过托词而已。
又，《三国志•先主传》说，诸葛亮曾经主张乘机消灭刘琮，占有荆州：“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
对于诸葛亮劝刘备攻劫刘琮而乘机夺得荆州的事，“帝蜀寇魏”论者，如朱熹等为其未行而叹惜。然而，治史者度于形势，多有不信。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2引用的王懋竑的话是一种代表性的意见。王懋竑说：“夫跨有荆益乃隆中之本计，而以当日事势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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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汉魏春秋》。
之，恐诸葛公未必出此。是时，曹操已在宛，军势甚盛，先上以羁旅之众，乘隙以攻人之国，纵琮可取，操其可御乎！”显然，这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刘备听到刘琮已降的消息后，率部张飞、赵云以及诸葛亮、徐庶等急趋南下，《先主传》注引《典略》说：“（刘）备过辞（刘）表墓，遂涕泣而去。”经过襄阳，一些不愿归依曹操的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大多归依刘备。沿途不断有人加入，“比到当阳（湖北今县），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辆）”。刘备背上了很大的“包袱”，行动迟缓，日行不过十余里。这是军事上的大忌。
当时有人劝刘备弃众而走，说：“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①无疑，这种意见是正确的。终究是何人出此弃众而速保江陵的计策，历史讳言其名。但就当时在刘布身边的谋人来看，廉竺、简雍、并乾、伊籍等不谙军事，难虑及此，而能从军事角度出此策者，不是诸葛亮，就是徐庶，而最大的可能是诸葛亮②。史讳其名的原因，全在维护他们的名誉。因为按照儒家的观点，以礼义治民者是绝对不能弃民而求自保的。我这样说的另一个根据是，《三国志》中明白记载的诸葛亮劝刘备乘机攻刘琮而夺荆州的话，在《资治通鉴》里便变成了“或劝备攻琮”。同样，也是用一个“或”字，隐去了诸葛亮的名字。这是治史者常用的笔法。
刘备面对严峻形势，表现了一位“仁君”的胸怀，因说：“夫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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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三国演义》说，从事中郎简雍劝対备“速弃百姓而走”。査无任何根据。
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对此，晋代历史家习凿齿曾做过 番颇受后人尊崇的评论。他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间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①的确，刘备此举，在后人眼睛里获得了不少政治分数，从为政爱民的角度亦应给予一定肯定，但就当时言，说明刘备不善权衡政治与军事的轻重关系，不具备军事大家的才能。如果以事实论成败，说刘备兵败当阳实属自取其败，也是不为过的。
兵败当阳
史载，曹操知江陵地处要冲，旦有粮储、兵械之类，深恐为刘备据有，于是放弃辎重，轻车追击刘备，及到襄阳，听说刘备已南去，便督将曹纯和刚刚投降过来的刘表大将文聘率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二百里，终于在当阳县之长阪追上了刘备。曹操不顾所谓“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的兵法之忌，正是看到了刘备包袱重、行动缓、处事迟的弱点，
追击中，曹操俘获了徐庶的母亲，徐庶被迫离开刘备而归依曹操。《三国志•诸葛亮传》載，“（刘）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迫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