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诸葛亮喜欢自比管仲、乐毅。管、乐均文韬武略过人，而且都是善于主动求仕者。管仲，春秋时期齐人，“三仕三见逐于君”，最后得到齐桓公重用。“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①乐毅，战国时期赵国人，得知燕昭王招贤，“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使乐毅为上将军，配相国印，联合赵、楚、韩、魏等国伐齐，“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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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管仲传》。
以属燕”。他的《报燕惠王书》，至今读来令人感叹不已①。
第二，诸葛亮等待时机而谋仕进的意愿早已明显流露。如本传注引孙盛《魏略》说：“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戒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口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剌史郡守也了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这说明，诸葛亮的抱负是很大的，虽然没有打算北向投曹谋官，但什么刺史、郡守都不放在眼里。裴松之认为，孙盛《魏略》此言，“谓诸葛亮为公威计者可也，若谓兼为己者，可谓未达其心矣，老氏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贤达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诸葛亮之鉴识，其不能自审其分乎？”显然，这是一种想当然的分析，没有事实根据。
第三，孙盛、司马彪，皆晋人，去时不远。两人皆书其事，当非空穴来风。
由此可见，先有诸葛亮主动求见，后有刘备亲顾问策，遂礼而用之，不是没有可能。其实，不管何种情形，都无损于刘备善用诸葛亮之明、自然，对于诸葛亮形象的树立，后者似乎不如前者，但亦无损大局。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隆中对》出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文字工整严密，述事若合符契，显系后来整理过的语言，正因如此，难免真假之讽。窃以为，虽如此，但其基本内容当非伪造，因就当时的形势育，有头脑的政治家作此判断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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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乐毅传》。
二、刘表“托国”
刘备屯驻新野（河南今县），声名日播，荆州豪杰图谋前程者纷纷投靠。这种情形，自然引起刘表的注意，所以便有了“表疑其心，阴御之”①的记载。由此看出，刘表对于刘备待以上宾之礼，乃是表面现象，而心怀疑虑则是其真实的心理状态。
刘表“阴御”刘备的方法，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表示“信任”和“重用”，让他拒守边埸，离开新野。这是一箭双雕的计划，既让刘备离开了临时根据地新野，又让他为自已拒敌于边場。二是表示“亲热”，将他羁縻于襄阳，使离军事。无疑，这后一种则是更深一步的阴谋。
刘备对于刘表的心思自然是明白的。因此，他能自觉而有效地利用刘表所提供的条件，既能暂安于荆州地域，又能适度发展自己，相机而动，
博望诱战夏侯惇
史载，刘表使刘备“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今河南南阳东北）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②既谓“久之”，可见是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离开了新野，驻扎在同曹操军事接壊的地区；并且曾经主动发动过一次战役，取得小胜，打败了曹操名将伏波将军、河南尹夏侯惇和虎威将军于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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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同上。
《三国志•李典传》记载了这次战争的简单情况：“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今河南叶县西南），太祖（操）遣（李）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夏侯惇中了刘备的埋伏，“战不利，典往教，备望见救至，乃散退”①。
刘备用诱敌深入的计策打赢了这一仗。取得小胜，但未敢主动扩大战果。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胜仗之一。这次战争，规模虽然不大，但因对方是曹操的名将，所以大大増强了刘备在荆州地界的威望，也更加增大了刘表对刘备的疑虑，使刘表感觉到让刻备远离自己而亲临军事前线，并不是制约的好办法。
羁縻于襄阳、樊城
刘表的第二手是，将刘备羁廉于襄阳、樊城（两城均属今湖北襄樊市），让其离开军事前线，率领部伍屯驻樊城。刘表做荆州牧，治襄阳，而樊城与襄阳隔水相望。这样，从地域上看，刘表便让刘备驻扎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无疑，这更有利于掌握和窥测刘备的动向。但是，这样又不免使刘表产生了新的疑虑。《三国志•先主传》注引《世语》说：“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丁相对来说，屯驻樊城，其实也不是刘备所希望的。他所希望的是能在荆州地域内，不受控制和限制地、更方便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刘备羁于襄阳、樊城的时间可能比驻兵在外更长。所以留下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九州春秋》说：“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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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演义》渲染的刘备住新野期间大战曹仁、袭夺樊城的战争，不见史传。
在荆州数年，尝于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这是刘备慨叹事业不成，更是意欲摆脱刘表的羁縻血想出的一条试图打动刘表心灵的计策。刘表懦暗，自然看不出来，而反为所动。
另外，还有一些更具戏剧性、信疑参半的记载，如同书注引《世语》说：刘表“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卢①，骑的卢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谢之，曰：‘何去之速乎！'”对此，晋人孙盛说：“此不然之言。备时羁旅，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敢宴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其实，蒯越乃刘表重要谋臣，蔡瑁系刘表忠实心腹，素忌刘备，既知刘表“不甚信用”刘备，图谋除之是完全可能的。刘备当然亦知刘表及其谋臣的心思，在一种特殊环境下不辞而别也会是有的。至于“马跃檀溪”，当然属于夸张性的描述。
劝刘表袭击曹操后路
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刀袁绍“惭愤，发病呕血”而死。嗣
①关于“的卢”马的来历和故事，晋人傅玄《乘舆马赋》说：“刘备之初降也（按：指归依曹操），太祖（曹操）赐之骢马，使（刘冬）自至厩选之，名马以百数，莫可意者，次至下厩，有的颅（卢）马委弃莫视，瘦瘁骨立，刘备抚而取之，众莫不笑之。其后刘备奔于荆州，逸足电发，追不可逮，众乃服焉。”（转自［清］枕世骏《三国志补注》卷五）“的卢（颅）”马的名字，《伯乐相马经》说：“马白额入口至由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见南朝人刘义卿《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
后，曹操曾在先征刘表，还是先彻底解决袁绍的儿子袁尚（自领冀州牧）、袁谭（青州刺史）、袁熙（幽州剌史）及其外甥高干（并州刺史）霸居北方的问题，犹豫过。我在《曹操传》中曾作如下表述：自建安七年九月至第二年二月，曹操大战袁谭、袁尚于黎阳，最后谭、尚败退还邺，谭、尚败退之后，诸将欲乘胜追击，曹操欲待其变而攻之。郭嘉更知袁氏内部状况，劝操待变，对操说，袁绍爱此二子，生前没有定下立谁，现花郭图、逢纪等分别为谭、尚的谋臣，必交斗其间，他们回军之后必将分裂，“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①“何谓“若征”？就是摆出一个征讨的架势，并不是真正的用兵。曹操最善示假，而且屡屡得手。他称赞并采纳了郭嘉的计谋，遂示以南征刘表的假象，建安八年五月率军自北还许，然后大张旗鼓“南征”。果如曹操、郭嘉所料，不久，袁氏兄弟反目，袁谭攻袁尚，谭败，兵还南皮（今县）；袁尚率兵攻谭，谭又败，奔平原（今县）。谭不僅得“唇亡齿寒”、“兄弟阋于墙”的严重后果，竟遣辛毗向首操求救。时，操已耀兵南下，军驻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辛毗至西平见操，转达袁谭求救之意，因为军已南向，群下多以为刘表强，袁氏兄弟不足忧，应该先平刘表。荀攸则支持曹操、郭嘉的预谋，认为应该乘乱而取河北。荀攸做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认为刘表虽强但不可怕，“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二是指出袁氏仍有势力，如果“兄弟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构恶，此势不两全，及其乱而取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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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时不可失也”①。在此谋略的指导下，不几年，曹操便消灭了袁谭，打败了袁尚，稳定了北方，自已兼做了冀州牧。
建安十一年（公元207年），曹操决定北征乌桓，进而彻底消灭袁绍儿子袁尚、袁熙的残余势力。荆州得此消息时，刘备曾劝说刘表乘机袭许。刘表没有听从刘备的意见，即史籍所称：“表不能用。”应该说，刘备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付诸实施，可以对曹操的后方构成威胁。当时，曹操的许多将领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说：“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为变，事不可悔。”②这种意见的基点是，袁尚与乌桓不能联合，不可怕，而可怕的是刘备、刘表乘操北征，而袭其后。
当吋，曹操的重要谋士、军谋祭酒郭嘉则看得更远，深刻分析了北方形势以及刘表与刘备的关系，支持曹操征乌桓。郭嘉说：“公（操）虽威震天下，胡（乌桓）侍其远，必不没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袁）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咸服，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刘表），（袁）尚因乌丸（即乌桓）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入一动，民夷倶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③郭嘉的分析很透彻，一是乌桓无备，可掩而袭之；二是袁氏仍有影响，但袁氏兄弟尚未把势力收拢起来；三是刘表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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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荀攸传》。
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③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坐而论道，“坐谈客耳”，不是忧；四是刘表对刘备存有戒心，指出刘备其人及其军事存在客观上已对刘表形成了制约，郭嘉深刻的分
析，切中要害，从而坚定了曹操的决心，遂起兵北上。
乌桓亦称乌丸，本东胡之一部。《后汉书•乌桓传》称：“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居无常处，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忤悍塞，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乌桓长期臣服匈奴，每年都要给匈奴贡献牛马羊皮。西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初治辽宁凌源西南，徙治河北丰润东南）、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西）、辽东（治今辽宁辽阳北）五郡塞外，始置护乌桓校尉一以后时附时离。东汉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众五千余落；辽东有苏仆延，众千余落，右北平有乌延，众八百余落，均自称王。献帝初平年间，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侄子蹋顿代立，总摄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建安初，袁绍与公孙瓒相持，蹋顿遣使至绍求和亲，并助袁绍击破公孙瓒。袁绍假借皇帝的名义赐各部大人皆为单于，并以家人女为己女嫁给蹋顿。后难楼、苏仆延等共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因为袁绍曾厚待蹋顿，所以袁尚、袁熙兄弟兵败后投奔了他。
建安十二年八月，曹操大胜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万余。”袁尚、袁熙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九月，曹操从柳城撤兵，不久公孙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斩袁尚、袁熙及苏仆延等，将其人头送到曹操面前，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凯旋还邺。
曹操北伐乌桓的成功，稳定了北方；彻底消灭了袁氏势力，根除了心腹之患；公孙康内附，幽、冀不再有重大反对力量存在。从此再也无须“临观异同，心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①了。于是，南征刘表便即提到日程上。
至此，刘表也意识到自己将是下一个被征伐的目标，大大后悔了。《先主传》注引《汉晋春秋》说，曹公北征乌桓胜利自柳城还兵后，刘表曾对刘备说：“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刘备则对刘表安慰说：“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话虽这样说，但二人依然各怀疑虑，尤其是更加重了刘表对刘备的疑惧。郭嘉说的“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两句话，可谓是刘表心理特征的生动写照。
刘表临终玩“托国”花招
建安十二年以后，刘表与刘备的关系，相对来说，形式上比较“融洽”了。这既有刘备谋事、处事、虚与委蛇和善于掩饰方面的原因，也有刘表迫于形势方面的原因。
所谓迫于形势，第一，最重要的是刘表知道曹操在先后解决了吕布、袁术、袁绍父子、乌桓以后，南征荆州已经摆到日程上了。据载，曹操北征乌桓凯旋回邺，立即开始了南征刘表的准备：先是在邺做玄武池训练水军；继而调整政治机构，自为丞相，控制权力，排除异己，以求有一个安定的后方；同时抓紧调整军事部署，以张辽屯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于禁屯颍阴（今河南许昌），乐进屯阳翟（今河南禹县），镇兵许都附近；表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以其子马超为偏将军统其众，同时迁其家属至邺，让马腾及其家属做了实际上的人质，以减轻西北方向之忧。七月，曹操在进行或完成上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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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操集•步出夏门行》。
件大事之际，得知孙权已破江夏，斩黄祖，甚感时不我待。他知道，必须抢在孙权之前夺得荆州，否则一旦荆州为孙权所有，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因此，问计荀彧，荀彧提出了“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的策略曹操采纳了荀彧的意见，遂于秋七月，南征刘表，直趋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西南）。
其次，孙权屡次向荆州用兵，早在曹操出兵荆州之前，鲁肃即劝孙权乘曹操北岀之机而取荆州，指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其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奏务，剿除黄祖（刘表将、江夏太守），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②甘宁也劝孙权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酉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孙权）当早规之，不可后操。”③孙权听从了鲁肃、甘宁等人的意见，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西伐刘表的江夏（今湖北武昌）太守黄祖，“破其舟军”；十二年，再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复征黄祖，屠其城，“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④。可见，曹操、孙权都在觊觎荆州，而且都想遽而有之。荆州东线，北线都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