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传(7)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关键内容。历史的考订，时空定位应是最重要的判断依据。因此，窃以为历史上根本不曾存在过孙策企图乘曹操北征之机而袭许的军事行动。
同理，《三国志•张纮传》说：“建安四年，策（再次）遣纮奉章至许宫，（曹操控制下的朝廷）留（纮）为侍御史”。这是事实。但说建安五年四月间“曹公闻策薨，欲因丧伐吴”，张纮力谏，“以为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才没成为事实，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此时，曹操刚刚打垮了刘备，正与袁绍对峙于官渡，不仅无暇南顾，而且不合曹操的战略部署。曹操的战略部署和对孙策的态度当如《张纮传》注引《吴书》所说：“纮至，与在朝公卿及知旧述策材略绝异，平定三郡，风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诚，乃心王室。时曹公为司空，欲加恩厚，以悦远人，至乃优文褒崇（孙策），改号加封，（并）辟纮为掾，补侍御史，后以纮为九江太守”。①
第三，计破刘勋。
刘勋，庐江太守，原为袁术的心腹。前面讲到，袁术曾向庐江太守陆康求米，康不与，即遣孙策攻康，并对孙策说打败了陆康便让他做庐江太守。及至打败陆康，袁术食言，而用其故吏刘勋。这说明，孙策与刘勋本来就有嫌隙。况且袁术死后，刘勋立即背叛了故主。建安四年，袁术兵败，郁愤结病，呕血而死。《孙策传》说，“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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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在《曹操传》中曾肯定了“曹操与袁绍相拒官渡时，孙策曾谋袭许、迎汉帝”和曹操准备“因丧伐吴”的记载，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记载是靠不住的，存在很多说不通的地方。
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当时，孙策很想得到袁术余众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半路被刘勋收编，自然心中不甘。据载，孙策表面与（刘）勋“好盟”，劝刘勋攻取“豫章上缭宗民”。《三国志•刘晔传》说：“时（刘）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卑辞厚币，以书说勋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富，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勋信之，又得策珠宝、葛越（葛布），喜悦。”刘勋不听刘晔的劝阻，兴兵伐上缭，孙策乘机“轻军晨夜袭拔庐江”，勋众全部投降。刘勋“独与麾下数百人”投归曹操而去。①《江表传》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另外版本的记述。其文略为：
时策西讨黄祖，行及石城，闻勋轻身诣海昏，便分遣从兄贲、辅率八千人于彭泽待勋，自与周瑜率二万人步袭皖城，即克之，得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并术、勋妻子。表用汝南李术为庐江太守，给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东诣吴。贲、辅又于彭泽破勋。勋走入楚江，从寻阳（今湖北黄梅境）步上到置马亭，闻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今湖北大冶境）。至（流）沂（按：流沂地近西塞），筑垒自守，告急于刘表，求救于黄祖。祖遣太子（按：当为大子或长子之误）射船军五千人助勋。策复就攻，大破勋。勋与偕北归曹公，射亦遁走。
以《江表传》所记内容看，孙策并非设下圈套"乘虚而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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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是乘刘勋“轻出”而取之。记载虽然不同，但都反映了孙策的用兵之能。
孙策破袭刘勋的意义很大，不仅是铲除了一股地方势力，控制了江北战略地区，而且收得袁术余众数万，壮大了队伍。
第四，讨黄祖。
黄祖是荆州牧刘表的重要将领。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孙坚征刘表时“为（黄）祖军士所射杀”。所以，孙策、孙权兄弟含恨在胸，誓报杀父之仇。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秋，孙策大破刘勋以后，"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攻黄祖"。刘表派遣侄子刘虎和部属韩晞率领“长矛五千，来为黄祖先锋”。十二月，孙策的军队至沙羡（在今湖北武汉市境），大破黄祖。因为孙策曾接受过朝廷的诏令“与司空曹公、卫将军董承、益州牧刘璋等并力讨袁术、刘表”①，所以算是受命征讨，得胜后很是得意地给皇帝上奏了一道表章，生动而夸张地记述了战斗情况和所获战果：
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刘表遣将助祖，并来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行奉业校尉孙权、行先登校尉韩当、行武锋校尉黄盖等同时俱进。身跨马擽（音luè，通掠）陈，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竞用命。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日加辰时，祖乃溃烂。锋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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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截，炎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进走。获其妻息男女七人，斩（刘）虎、韩晞已下二万余级，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虽（刘）表未禽，祖宿狡猾，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鸱张，以祖气息，而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表孤特之虏，成鬼行尸。诚皆圣朝神武远振，臣讨有罪，得效微勤。①
打败了黄祖，孙策控制了武昌以下长江地面。本来，曹操对孙策的策略是“抚纳之”、“制而用之”，给予封赏，让他牵制袁术和刘表。既至孙策节节胜利，以曹操之善谋，又不能不感到忧虑。《孙策传》注引《吴历》反映了曹操的这一心态：“曹公闻策平定江南，意甚难之，常呼‘猘儿（小疯狗，意为勇猛少年）难与争锋也。’”
第五，伐陈登。
陈登，字元龙，下邳人。《三国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说：“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二十五岁，举孝廉，被任命为东阳（今安徽天长西北）长，继而被徐州牧陶谦表为典农校尉，是陶谦的得力部属，曾积极促成陶谦“让徐州”于刘备的事。吕布打垮刘备以后，曾派陈登到许求得徐州牧之职。登见曹操，大讲吕布的坏话，“因陈（吕）布勇而无计，轻于去就，宜早图之"之谋。曹操因此即用登为广陵太守（治今江苏扬州东北），“令阴合众以图吕布”。登在广陵，明审赏罚，威信宣布，“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爱之”。曹操讨吕布，“登率郡兵为军先驱”。吕布“伏诛”以后，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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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
操“以功加拜（陈登）伏波将军”。据说，陈登“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江表传》载，“（陈）登即（陈）瑀之从兄子也”。这说明，陈瑀与陈登是叔侄关系。基于这些原因（当然，志在吞并江南是最主要的），陈登便乘孙策西征黄祖之机“阴复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害，以报瑀见破之辱”。战事是陈登挑起的，孙策为了巩固江东局势，不得不面对现实。况且以广陵战略地位之重要，只要条件具备，孙策也是必欲取之的。因此，解决了刘繇、华歆问题并打败了黄祖以后，建安五年二月回师伐登，“遣军攻登于匡琦城”（在今江苏淮安境。一说在今安徽当涂）。然而出师不利。陈登“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并即命令将士“宿整兵器”，准备出战。黎明时辰，陈登开南门，奔袭孙策军。策军大溃。再战，“登以兵不敌”，求救于曹操。虽然曹操没有可能派兵前来，但孙策的军队以为“大军到，望火惊溃”，又遭败绩。随后，孙策亲自率兵“复讨登”。不幸，“军到丹徒，须待运粮”，单骑出猎，遇害。
孙策对陈登的战争，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终使陈登难以在扬州地面立足，曹操控制的朝廷只好让陈登西撤，去做东城太守（治今安徽定远东南）。
孙策虽然失利，但把陈登赶出了广陵郡，战略意义极大，为以后孙吴政权有效控制长江防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曹操对于没有援助陈登而且将其调离的后果很懊丧。史称：“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曹操）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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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
英年早逝
孙策礼贤下士，善于用人，士民乐为其用。而且能够听取一些不同意见，重视母亲的教诲，对属下注意“舍过录功”，待之以诚。《三国志•妃嫔传》注引《会稽典录》记载，功曹魏腾，“以迕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他的母亲吴夫人知道了，“乃倚大井而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井中耳。'策大惊，遂释腾。”这件事，反映了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女人，史称“夫人智略权谲，类皆如此”，当属不虚。
正因如此，所以仅仅四五年的时间，孙策便拥有了一个文可谋国、武能征战的整齐的忠心为己所用的班子，拓疆展土，据有六郡，从而取得了占有长江下游的巨大成功。
但是，他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
一是特别看重自己的威望，非常讨厌别人“收众心”。例如，忌杀高岱和于吉。
张勃《吴录》说，有一个叫高岱的人，吴郡人，“受性聪达，轻财贵义。其友士拔奇，取于未显，所友八人，皆世之英伟也”。当时隐于余姚，孙策派人去请，准备诚心请教，“虚己候焉”。孙策听说高岱“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然而，有不怀好心的人从中挑拨，先是对孙策说高岱看不起他：“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并危言耸听地说，到时候你同他“论《传》”时，他有时会故意说“不知”，就能证明我说的话是对的。继而又对高岱说：“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高岱信以为真，“及与论《传》，或答不知”。孙策因而大怒，“以为轻己，乃囚之”。据说，高岱的一些“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按：意即静坐请愿）。这些人的行为，事与愿违，正好触动了孙策的大忌。孙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
虞溥《江表传》讲了一个不经故事，称：“时有道士琅邪于吉（亦作干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有一次，孙策在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小匣子），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孙策很气愤，当即命令手下将于吉抓了起来。信奉于吉的人们，“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吴夫人对孙策说：“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说：“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把我丢下不顾，都跑下楼去对他膜拜，所以“不可不除”。诸将连名乞求，孙策不允，“即催斩之，县（悬）首於市”。据载，一些迷信于吉的人，不认为于吉已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
对于这个故事，干宝《搜神记》更加神化，说："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当时大旱，“所在熇厉”（熇，音 hè，意为天热得像火烤一样），孙策早起亲自催督将士赶快起船，然而将吏却大多围到了于吉身边，不听号令，策因此大怒，说：“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即命人把于吉抓了起来。孙策呵问于吉说：“天旱不雨，道涂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于是令人把于吉绑起来放在地上让烈日暴晒，“使请雨”，对于吉说，“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就赦免了你，否则就杀了你。据说，“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搜神记》甚至把孙策之死同于吉被杀联系起来，说：“策既杀于吉，每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创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因扑镜大叫，创皆崩裂，须臾而死。”事本不经，《三国演义》又将其进一步神化，铺叙了更加荒诞的故事。
其实，根据历史考察，此事纯属虚构。第一，历史上是否有于吉其人值得怀疑，即使有其人，到建安初年是否还活着也值得怀疑。据载，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①。记载没有提到这位老师有多大年纪。既为人师，而且写出了大部头的涉及社会、天文、地理、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等内容庞杂的《太平清领书》（太平经），自然不会太年轻，若以四十岁计，到所谓孙策"欲袭许"的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年龄当在九十六岁至一百一十四岁之间。这样的年纪，怎么可能“往来吴、会”，又怎么可能随军行动，与孙策同行！第二，《江表传》记载这个故事的原文中有孙策说“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的句子。虞喜《志林》和裴松之注都指出，孙策死于前，张津死于后。既如此，孙策怎么可能讲到张津被杀呢？由此可见，这条记载是虚妄的。窃以为，不排除孙策确实杀过“以符水治病”、“以妖妄惑众”的一位道士，但他不大可能是于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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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襄楷传》及《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虞喜《志林》。
这个故事，可做两面观，第一，它说明孙策很可能同曹操一样，讨厌淫祀乱神，讨厌怪异邪说。这一点，应该肯定。第二，反映出孙策的确不容那种在自己面前喧宾夺主、影响自己威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