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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朱治传》。
②《三国志•吴书•吕范传》。
从征伐,常冠军履锋。”因其颇有勇略,授为永平长。操在县,“平治山越,奸猾敛手”,不久又升迁为破贼校尉。①
第四,善待归属,诚用降将。
孙策不仅礼遇归降的郡守级朝廷命官,如王朗、华歆等,而且深纳王朗“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优哉”之谋。
刘繇牛渚失败后,"奔丹徒,遂溯江南保豫章,驻彭泽",不久病故。孙策西伐江夏,“还过豫章,收载繇丧,善遇其家”。②
太史慈,字子义,东莱黄(今山东龙口)人。初平年间,北海相孔融被黄巾军围困时,曾为其单马出城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受到孔融、刘备和时人的重视。后投靠同乡扬州刺史刘繇,但不受刘繇器重。大概仅仅给了一个相当于侦察排长的职务,"但使慈侦视轻重”。太史慈“独与一骑卒”出去执行任务,恰巧遭遇孙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头盔,音 móu)”。刘繇失败时,太史慈没有跟随刘繇逃亡豫章,而是“遁于芜湖,亡于山中”,自为丹阳太守,拉起了自己的一支队伍,“大为山越所附”。然而,乌合之众难抵孙策,“策躬自攻讨,遂见囚执”。孙策见到太史慈,即解其缚,握着他的手说:“宁识神亭时邪(按:太史慈在神亭曾力战孙策。神亭,在今安徽宣州境,一说在今江苏丹阳境或金坛境)?若卿尔时得我云何?”太史慈回答说:“未可量也。”策大笑说:“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当即任命太史慈为门下督,“还吴授兵,拜折冲中郎将”。继而,分海昬、建昌(今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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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凌统传》。
②《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奉新境)左右六县,以慈为建昌都尉,督率诸将抗拒刘表军队的人寇。①
祖郎,陵阳(今安徽青阳县南)人,丹阳境内山越头领。孙策生擒祖郎以后,对郎说,“尔昔袭击孤,斫孤马鞍”,今天“创军立事”,我将“除弃宿恨,惟取能用”。这一点,不仅对你,对谁都一样,“汝莫恐怖”。据载,“郎即叩头谢罪”,策即为其解缚破械,“赐衣服,署门下贼曹”。祖郎同太史慈一样,既已归附,忠心为策所用,“及军还,郎与太史慈俱在前导军,人以为荣”。②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浙江今市)人,本为会稽太守王朗的佐吏功曹。孙策征会稽,虞翻劝王朗退避孙策,王朗没有听取虞翻的意见,结果“拒战败绩,亡走浮海”。虞翻“追随营护,到东部候官(今福建福州),候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王朗深知大势已定,不愿连累属下,因对虞翻说:“卿有老母,可以还矣。”虞翻回到会稽,孙策亲自到虞翻的家里,送上一封信,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勿谓孙策作郡吏相待也。”随即“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虞翻忠心报主,不久即立大功。孙策欲取豫章,翻奉命到豫章,“被褥(单衣)葛巾与歆相见”,陈以利害。华歆是个颇明大势而甚会顺应潮流的人物,结果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华歆明旦出城,“葛巾(便装)迎策”(按:一说“遣吏迎策”)的场面。据载,孙策既定豫章,引军还吴,飨赐军士,计功行赏,大赞虞翻“博学洽闻”,并即遣其还郡,代守会稽。策对翻说:“孤有征讨事,未得还府,卿复以功曹为吾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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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
②《三国志•吴书•孙辅传》注引《江表传》。
何,守会稽耳。”可见信任之重。①
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为郡吏,继而先后做剡(音shàn,治今浙江嵊州西南)长、太末(今浙江金华)长。“诛恶养善”,威震山越。建安元年,孙策临郡,举为孝廉,先后命为永宁(今浙江永嘉)长、领会稽郡南部都尉事。后成孙权名将。
全柔,吴郡钱唐人,“汉灵帝时举孝廉,补尚书郎右丞,董卓之乱,弃官归,州辟别驾从事,诏书就拜会稽东部都尉。”据载,孙策率兵到吴,全柔“举兵先附”,孙策即上表朝廷用柔为丹阳都尉。②
谋划大的发展
孙策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归取江东,“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者”。不数年,政权初奠并基本上控制了江东政局。同时开始了面对各路诸侯(军阀)的行动,以谋更大的发展。
第一,书责袁术。
正当孙策的势力在江东迅速发展的时候,建安二年(公元197 年),袁术僭号,在寿春称帝。袁术的行为遭到朝野上下的广泛反对。孙策在袁术称帝前夕,给袁术送去了一封千言长信(按:授意谋士张纮代为起草),讲了九条不可僭号的理由,对袁术深加斥责,明确表明了自己忠于汉室、反对僭号的态度,并借机宣示了自已的军事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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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并注引《江表传》、《吴历》;《三国志•魏书•华歆传》。
②《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一谓有失人心。指出:当此天下大乱之际,你袁术“当与天下合谋,以诛丑类。舍而不图,有自取之志,非海内所望”;
二谓有违臣子之体。指出:“幼主非有恶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胁于强臣,若无过而夺之,惧未合于汤、武之事”;
三谓自取败亡。指出:董卓虽然“狂狡”,尚且未敢“废主自与”,现四方兵起,“皆玩敌而便战斗”,如若僭号,就要面对各路强兵的反对,“适足趣祸”;
四谓天命不容。指出:“天下神器,不可虚干,必须天赞与人力也”。殷汤、周武、汉高(刘邦)、世祖(刘秀)“皆因民困悴于桀、纣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无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于幼主,未见受命之应验,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号”,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是不可能的;
五谓背义逆势而动者必败。指出:“天子之贵,四海之富,谁不欲焉!义不可,势不得耳",如陈胜、项籍、王莽、公孙述之徒,“皆南面称孤,莫之能济”。这说明,帝王之位,是不能强求的;
六谓汉统不能动摇。指出:“幼主(刘协)岐嶷,若除其逼,去其鲠,必成中兴之业”,即使另立君主,“犹望推宗室之谱属,论近亲之贤良,以绍刘统,以固汉宗”,根本轮不到你;
七谓面临做汉室忠臣和自取败亡两种选择。指出:“(袁氏)五世为相,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当此乱世,一是做忠贞者,“夙夜思惟,所以扶国家之蹶顿,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报汉室之恩”;二是做强取者,“将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孰不从我?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也,谁能违我?盍乘累世之势,起而取之哉?”两条道路,结果必将完全不同,不能不认真考虑;
八谓明人应该懂得审时度势而行。指出:"所贵于圣哲者,以其审于机宜,慎于举措,若难图之事,难保之势,以激群敌之气,以生众人之心,公义故不可,私计又不利”,明人是不干这种事的;
九谓谶纬迷信不可信。针对袁术深迷谶纬之说,指出“世人多惑于图纬而牵非类,比合文字以悦所事,苟以阿上惑众,终有后悔者,自往迄今,未尝无之,不可不深择而熟思”。
孙策此举,产生了广泛影响,获得了不少分数。其一,受到了由曹操控制的汉朝廷的高度重视,从而被正式追授为会稽太守,并且封侯拜将,结束了由袁术假借朝廷名义所授将军号和“自领”会稽太守的历史,成为真正的朝廷命官;其二,彻底结束了自孙坚以来孙氏军事势力深受袁术掣肘的历史。正如《资治通鉴》卷62所载:“(袁)术始自以为有淮南之众,料策必与己合,及得其书,愁沮发疾。既不纳其言,策遂与之绝。”其三,一个深明大义、忠于汉室、据长江而雄有江东的军事集团首领显露于世;其四,影响了汉末大局,引起各路军阀瞩目,凡谋大事者,不能不考虑这一军事存在。
第二,北联曹操。遣使入朝,取得更高合法名义。
孙策书责袁术僭号之时,也正是曹操准备东伐袁术的时候。曹操东伐袁术有两大战略考虑,一是封赏吕布,激化吕布、袁术之间的矛盾;二是笼络孙策,让其联兵讨术。孙策同袁术绝交,正好让曹操找到一个由头,建安二年夏,遣议郎王铺(音b)送达诏书,追扬孙坚,大赞孙策,即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并命其与吕布和当时代理吴郡太守的安东将军陈瑀共同讨伐袁术。孙策迅速做出正确决策,虽然不久前在给袁术的信中还称“曹操放毒东徐”,但此时立变态度,表示愿意受命。不过,孙策嫌 “以骑都尉领郡为轻,欲得将军号”。据载,王铺很明智,灵机一动,“承制”(按:秉承皇帝的旨意,用皇帝的名义)给孙策以明汉将军的称号。①
得到朝廷承认和封赏,孙策很是高兴,当即上表谢封、受命,表明了立场。《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载其表文:
臣以固陋,孤特边陲。陛下广播高泽,不遗细节,以臣袭爵,兼典名郡。仰荣顾宠,所不克堪。兴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吴郡曲阿得袁术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将军;至被诏书,乃知诈擅。虽辄捐废,犹用悚悸。臣年十七,丧失所怙(按:指父亲死去),惧有不任堂构(按:堂构,比如先人遗业)之鄙,以忝析薪之戒(按:《左传》有谓:“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喻守业之难),诚无(霍)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将弱冠佐命。臣初领兵,年未弱冠,虽驽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袁)术狂惑,为恶深重。臣凭威灵,奉辞伐罪,庶必献捷,以报所授。
孙策奉诏讨袁术,大大影响了东方军事态势。在战略上,对于曹操和孙策都有重大意义。袁术彻底成了孤家寡人,陷入曹操、吕布、孙策的战略包围之中。
可惜的是,孙策讨伐袁术的行动,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史载:“是时,陈瑀屯海西,策奉诏治严(整装待发),当与(吕)布、(陈)瑀参同形势。行到钱唐,瑀阴图袭策。”陈瑀偷袭孙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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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的目的,可能是企图打垮孙策而占有江东。孙策发觉了陈瑀的阴谋,遣其将吕范、徐逸出其不备攻陈瑀于海西,大破之,陈瑀“单骑”走冀州,投奔了袁绍。①孙策的重大收获是“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并且全面地占有了吴郡。这样的结果,虽使孙策未得直接参与剿灭袁术的战争,但对于他有效地控制江东来说,却是更为重要的。
据载,孙策在建安元年即遣使向曹操控制的朝廷“贡献方物”。② 及至建安二年,他已完全站到曹操一边,明确表示忠于朝廷,并且支持曹操讨伐袁术的战争。建安三年,孙策又遣重要幕僚正议校尉张纮“贡方物,倍于元年所献”③。毫无疑问,这是重大的、明智的决策,所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时,正值吕布与袁术重新联合,曹操的战略需作新的调整,对孙策更是“欲抚纳之”。因此,“其年,制书转拜(孙策)讨逆将军,改封吴侯”。④
孙策得到了曹操代表皇帝以诏书所授予的更高封赏。这正式表明,他已是朝廷承认的盘踞一方的军事势力和地方政权。嗣后,历史便将顺理成章地演绎着孙氏家族由吴侯而为吴国主的历程。
吕布、袁术先后被曹操消灭,时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以曹操之智、之力,自然不会两面临敌,因而做出了更加明确的“欲抚之”的姿态,“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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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山阳公载记》。
②《通鉴考异》说:“策贡献在二年,非元年也。”
③《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④《资治通鉴》卷62,汉献帝建安三年;《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匡,又为子(曹)章取(孙)贲女,皆礼辟策弟(孙)权、(孙)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孙)权茂才”。①
据《三国志》孙策本传记载,后来双方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今河南许昌),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孙策传》注引《九州春秋》说得更具体:“策闻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众,自号大司马,将北袭许,恃其勇,行不设备,故及于难。”傅玄《傅子》也说:“曹公征柳城,(策)将袭许。”对于这些记载,历史家向有不同意见。晋人孙盛《异同评》认为这不是事实:第一,孙策无暇于此。指出:“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斯盖庸人之所鉴见(意为:这是平常人可以想得到的事),况策达于事势者乎?”第二,时间不合。指出:“袁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拒于官渡,谬矣。”第三,事不相及。“曹公征柳城,孙策将袭许”,有违事实,指出:“(孙)策见杀在(建安)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错尤甚矣。”裴松之不同意孙盛的论述,认为:第一,诸多著作都“记述若斯”,怎么都有如此疏忽;第二,黄祖刚被孙策打败,刘表“本无兼并之志”,强宗骁帅“禽灭已尽”,不能说孙策无暇出兵;第三,时间上可以说得通,“武帝(曹操)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乃策未死之前,久与袁绍交兵,则《国志》所云不为谬也。”很明显,裴松之多为推理之说,而且回避了各书所谓“曹操征柳城,孙策将袭许”这种严重悖于史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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