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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坚死后，军队陡然陷入困境。侄子孙贲还算明智，脱离同刘表的接触，“摄帅余众，扶送灵柩”，归附袁术，从而保全了孙坚苦历数年所建立起来的队伍。袁术从鲁阳迁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孙贲“又依之”。孙氏势力犹在，又加当时袁绍、袁术兄弟矛盾尖锐，正值袁绍“用会稽周昂为九江太守”，袁术即派孙贲“攻破（周）昂于阴陵（治今安徽定远西北）”。因此，袁术“复表（孙）贲为豫州刺史”。刺史是相对独立的一方封疆大吏。当时，袁术的头衔亦不过是扬州刺史。孙贲继孙坚复为豫州刺史，这对袁术来说，自然不便统制，所以不久袁术又去掉了孙贲的豫州刺史头衔，“转丹阳都尉，行征虏将军”。① 这样，孙坚部众的统制权便基本被袁术控制了。
二、兄长创基开国
孙坚有五个儿子：策、权、翊（一名俨）、匡、朗（一名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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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贲传》。
时制，孙坚的乌程侯爵位应由其长子孙策继承，孙策为了没有拘束地谋展自己的宏图，主动将爵位让与四弟孙匡。
孙策（公元175—200年），字伯符。陈寿说，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凌中夏”。①孙盛说，孙氏“创基立事，（孙）策之由也”，“策为首事之君，有吴开国之主”。②可见，孙策人生虽短，但少年英气和开国初肇之功却受到了历史家的重视。
志在江东创基
孙坚死时，孙策年仅十七岁。他改变了父亲孙坚试图在豫扬之间立业的谋划。
史载：孙坚被朱儁“表请为佐军司马”以后，离开下邳出征，家属“留著寿春（今安徽寿县）”，不久孙策根据周瑜的建议，带领母亲移居到舒（今安徽舒城）。在舒，年仅十余岁的孙策，便已开始谋划大事。为史所称者有三：
一为“交结知名”。《江表传》说：“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声誉发闻。”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与周瑜相结。史称：“有周瑜者，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闻策声闻，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劝策徙居舒，策从之。”到舒以后，“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所以《三国志》孙策本传夸张地说“江、淮间人咸向之”。
二为问谋张纮，确立收兵吴会，据有长江而立业的战略。孙坚死后，孙贲扶送灵柩，“还葬曲阿（今江苏丹阳）”。丧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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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②《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孙盛语。
完以后，孙策带领家众“渡江居江都（江苏今市，属扬州市，在江北）”。① 此时，广陵（治今江苏扬州东北）人张纮因母丧在家。孙策数次到张纮那里去，“咨以世务”。两人有过很长的一段对话，孙策就自己初步酝酿的战略思想征求张纮的意见。孙策对张纮说：“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孙坚）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术）求先君余兵，就舅氏（吴景）于丹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张纮初作婉拒。孙策涕泣横流，诚恳求教。张纮见孙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言”，推心置腹回答说：“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孙策听了张纮的话，坚定了信念，高兴地说：“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颇之忧。”②
三为谋得父亲旧部。战略目标确定以后，孙策即将“老母弱弟”托付给张纮，起身西行至寿春见袁术，试图实现其欲得父亲“余兵”的计划。《江表传》载：“策径到寿春见袁术，涕泣而言曰：‘亡父昔从长沙人讨董卓，与明使君（按：指袁术）会于南阳，同盟结好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惟先人旧恩，欲自凭结，愿明使君垂察其诚。’”据说，“术甚贵异之”，然而“未肯还其父兵”。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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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历》。
让孙策自行招募，对孙策说：“孤始用贵舅（吴景）为丹杨（按：即丹阳，下同）太守，贤从（堂兄弟）伯阳（按：孙贲字伯阳）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第一次求兵未得。策遂“载母”回到了曲阿，归依舅父、丹阳太守吴景。同时，开始了招募活动。通过各种关系，“因缘召募得数百人”。但刚起步便遭遇严重挫折，“而为泾县（属丹阳郡。安徽今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于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第二次“复往见术”。袁术“甚奇之，以坚部曲还策”。同时，“太傅马日䃅杖节安集关东，在寿春以礼辟策，表拜怀义校尉”。年轻的孙策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风度，使得袁术及其周围诸将大加佩服。袁术“大将乔蕤、张勋皆倾心敬焉”，术亦常叹：“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①
为实现目标而战
孙策在寿春，驻营于袁术大营附近，不时利用机会立威抚众，以期引起袁术的注意，从而获得外任。有一天，孙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于内厩”，孙策当即派人进入袁术营内将逃兵杀死，然后再到袁术那里表示“谢罪”。袁术不得不说：“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这件事影响很大，“由是军中益畏惮之”。但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从此，袁术更加注意制约孙策的发展。历史记载了两件事：其一，本来袁术答应让孙策做九江太守，“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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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袁术将多少人马还给孙策，孙策本传没有具体数字，《江表传》说“术以坚余兵千余人还策”。孙坚本来有众“数万人”，孙贲为都尉，行破虏将军，一部分军队自然应归孙贲掌握，另一部分，亦即大部分无疑已经编入袁术的直属部队。所谓“余兵”当指除此之外的尚未整编的部分。因此“余兵千余人”当近事实，而不是全部的孙坚“部曲”。
更用丹杨陈纪”；其二，袁术欲攻徐州，向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康不与，术大怒，“遣策攻康”，并对孙策说：“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及至打败陆康，拿下了庐江，袁术又复食言，而用其故吏刘勋为庐江太守。①
孙策对袁术完全失望，从而加快了脱离袁术而谋取江东（按：长江芜湖至南京段为西南/东北走向，所以江右称为江东，后来孙氏政权也因此被称为东吴）的步伐。
史载：“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杨，策从兄贲又为丹杨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贲退舍历阳（治今安徽和县境）。繇遣樊能、于麋东屯横江津（在今安徽和县东南），张英屯当利口（在今安徽和县东），以拒术。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连年不克。”两军长期处于胶着态势。时有孙坚旧部、督军校尉朱治，“知（袁）术政德不立，乃劝策还平江东”②。孙策决定利用这一良好机会，“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③《江表传》记载孙策对袁术说：“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吴景）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江东）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袁术知道孙策对没有得到九江、庐江太守事不满，外放不是好事，但他又认为“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都有相当势力，孙策“未必能定”，所以就答应了。
袁术表荐孙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当时，孙策“兵财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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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三国志•吴书•朱治传》。
③《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孙策沿途招募并收拢孙坚旧部，及至历阳，部众已有五六千人。同时，孙坚旧部、吴郡都尉朱治帮助孙策将孙策的母亲及弟弟孙权等从刘繇控制下的曲阿“徙于历阳”。策到历阳“又徙母阜陵（治今安徽全椒东南）”。然后，兵无后顾，“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①
《江表传》生动地描述了发生在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的孙策一战定乾坤的渡江战斗场面：“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在今安徽当涂北），尽得邸阁粮谷、战具”。当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笮融以刘繇为盟主。薛礼据秣陵城（治今江苏江宁境），笮融屯县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战，斩首五百余级，融即闭门不敢动。因渡江攻礼，礼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复合众袭夺牛渚屯。策闻之，还攻破能等，获男女万余人。”然后，再次攻融，不幸“为流矢所中，伤股，不能乘马，因自舆还牛渚营”。据说，有叛者告诉笮融：“孙郎被箭已死。”笮融大喜，即遣将于兹迎战孙策。孙策“遣步骑数百挑战，设伏于后，贼（按：指笮融军）出击之，锋刃未接而伪走，贼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策因往到融营下，令左右大呼曰：‘孙郎竟云何！’（按：高呼孙策怎么怎么说）贼于是惊怖夜遁。”笮融得知孙策没有死，“更深沟高垒，缮治守备”。孙策“以融所屯地势险固，乃舍去，攻破繇别将于海陵（按：当作梅陵，在今南京市境内），转攻湖孰（在今南京市境内）、江乘（在今江苏句容北），皆下之。”刘繇落魄，“弃军遁逃”，诸郡守亦皆“捐城郭奔走”。据载，随后刘繇与笮融发生火并，“繇奔丹徒（江苏今县），遂溯江南保豫章（治今江西南昌），驻彭泽（治今江西湖口东）。笮融先至，杀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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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朱治传》。
朱皓，入居郡中。繇进讨融，为融所破，更复招合属县，攻破融，融败走入山，为民所杀。”刘繇不久病卒①。
孙策军入江南，很快便站稳了脚跟。一是“军令整肃，百姓怀之”。据说，起初“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及至，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竞以牛酒诣军。”二是孙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因此，“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三是“劳赐将士”，士众愿为其战。四是实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他发布命令，告诸各地：“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意即概不追究）；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意为一人从军，全家免除赋役）；不乐者，勿强也。”正因如此，“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现）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②
兵马既盛，孙策迅即着手清理抵抗势力，控制地方政权。根据《三国志》孙策本传和注引《吴录》、《江表传》等书看，当时要想巩固和扩大地盘，需要对付的势力主要有六部分：一是“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二是“乌程（今浙江吴兴）邹他、钱铜及前合浦（治今广东徐闻）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三是会稽太守王朗；四是吴郡太守许贡；五是丹阳地方宗帅祖郎和自称丹阳太守的太史慈；六是豫章太守华歆。
对山贼严白虎。史载，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部属“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孙策很有把握地对部属说：“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随即率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建安年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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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②《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并注《江表传》。
称侯官县，在今福建福州市西北，闽侯县境），乃攻破虎等”。《吴录》详载其事：“策自讨虎，虎高垒坚守，使其弟（严）舆请和。许之。舆请独与策会面约。既会，……策知其无能也，乃以手戟投之，（舆）立死。舆有勇力，虎众以其死也，甚惧。（策）进攻破之。”
对邹他、钱铜和王晟等。约与剿灭严白虎同年，孙策"引兵扑讨，皆攻破之”。《吴录》记载，策母吴氏对孙策说：“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按：指友情很深，不相顾忌，可以到后堂见对方的妻子），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于是舍王晟不死，其余人等统统“族诛”。又，“时山阴（今浙江绍兴）宿贼黄龙罗、周勃聚党数千人，策自出讨”，部属董袭力战群寇，“斩罗、勃首”。①
对王朗。《三国志•王朗传》载，朗曾为徐州牧陶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劝谦“勤王”。陶谦遣赵昱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会稽太守”。这说明，王朗是真正的朝廷命官，同诸多“自领”或通过别人向朝廷打个招呼“表荐”一下即自为之者不同，所以开始时他不把孙策放在眼里。“孙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三国志•孙静传》说，建安元年，“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在今浙江萧山境），策数度水战，不能克。”叔父孙静向孙策献计：“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查渎（在今浙江萧山境）南去此数十里，而道之要径也，宜从彼据其内，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者也。吾当自帅众为军前队，破之必矣。”于是，孙策诈令军中说：“顷连雨水浊，兵饮之多腹痛，令促具矍缶数百口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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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董袭传》。
水。”至昏暮，“罗以然火诨朗（按：意如《资治通鉴》卷63所说，夜间燃火为疑兵），便分军夜投查澶道，袭高迁屯（在今浙江诸暨境）。朗大惊。遣故丹杨太守周昕等帅兵前战。策破昕等，斩之，遂定会稽。”王朗失败以后，又从海上逃到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献帝春秋》记载，“孙策率军如闽、越讨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为兵所逼，遂诣军降。”孙策甚知朗有治政之能，“以朗儒雅”，只是进行了责备而不加害。可以看出，孙策令使者斥责王朗的言辞虽然强词夺理，但很厉害：“问逆贼故会稽太守王朗：朗受国恩当官，云何不惟报德，而阻兵安忍？大军征讨，幸免枭夷，不自扫屏，复聚党众，屯住郡境。远劳王诛，卒不悟顺。捕得云降，庶以欺诈，用全首领，得尔与不，具以状对。”这位后来高居曹魏相位的王朗，色厉内荏，表现得毫无气节，自称禽虏，无耻地自我表白，进而说：“缘前迷谬，被诘惭惧。朗愚浅驽怯，畏威自惊。又无良介，不早自归。于破亡之中，然后委命下隶。身轻罪重，死有余辜。申肛（刑具加在脖子上）就鞍（用套马的皮带绑起来），蹴足入绊（用绊马索绑住双脚），叱咤听声，东西惟命。”不过，习凿齿《汉晋春秋》则做了另外的记述，说：“孙策之始得朗也，谴让之。使张昭私问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晋人习凿齿史著甚丰，但其主观倾向甚浓。窃以为，《献帝春秋》的记述似当更近事实。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