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传(24)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据载，吕蒙趋袭三郡，兵到，致书长沙、桂阳二郡，皆服。其中，颇得刘备和诸葛亮信任的年未三十的长沙太守廖立弃城而去。历史记谓：“（孙）权遣吕蒙奄袭三郡，（廖）立脱身（逃）走，自归先主。”①桂阳太守，本由赵云兼领，云已入蜀，城守力薄，自然难以抗敌。只有零陵太守郝普据城不降。
刘备得知孙权出兵夺三郡，情知形势严峻，遂以诸葛亮镇守成都，自己率兵五万回到公安（湖北今县），并使关羽率领三万兵至益阳（湖南今市）境，列开了誓保三郡架势。一场大的战争即将不可避免。
孙权闻讯，则即重新部署军队，使鲁肃率领万人由巴丘趋屯益阳（今湖南益阳东），同时急召吕蒙等，“使舍零陵，急还助肃”，准备在益阳境内迎战关羽。
吕蒙接到“急还助肃”的信后，秘而不宣，立即将一个谋划好的利用零陵太守郝普旧友邓玄之诱降郝普的计划付诸实施了。吕蒙“夜召诸将，授以方略”，故作姿态，假称明天早晨就要攻城，声云郝普不识事务，说：“郝子太（普字）闻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随即煞有介事地对邓玄之等人讲了一些假的军事情报，一说刘备远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二说关羽已经吃了败仗：“关羽在南郡，今至尊（指孙权）身自临之。近者破樊本屯，（关羽）救鄙，逆为孙规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亲见也。”结论是：“彼方（刘备）首尾倒悬，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吕蒙让邓玄之进城转达这些“情报”和威胁：“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孙权）遣兵，相继于道。今子太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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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廖立传》。
蹄中鱼，冀赖江汉，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归者，可也。今吾计力度虑，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度此家（指郝普）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
邓玄之见到郝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听之”。既而郝普出降，“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然后，吕蒙将孙权命他“急还援肃”的信给郝普看。因为计谋得逞，高兴得拍手大笑。郝普见书，始知刘备已在公安而关羽兵屯益阳，形势颇对自己有利，虽然“惭恨入地”，但为时已晚。
郝普降，吕蒙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孙权已在实际上控制了三郡。①
鲁肃、关羽“单刀俱会”
史载，“（鲁）肃住益阳，与（关）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可见，鲁肃虽然是主邀方，但会见地点并不是如小说家所说的在孙吴一边，而是在两军之间，且各在百步之外驻有精兵。所谓“单刀赴会”也不仅是关羽，双方是对等的。所以，对于这次相会，双方都是“诸将军单刀俱会”，都有点紧张。相对来说，关羽傲气十足，表现倒也坦然；鲁肃一方反而心中有点打鼓。
《三国志• 鲁肃传》注引《吴书》说：“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鲁肃度其大势，认为尚不至此，因对大家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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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吴主传》。
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
会见时，鲁肃首先发话，责备关羽，说：“国家（按：指孙权）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
话音未落，关羽一方，坐有一人说：“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立，说：“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此人离开会所。此人是谁？肯定不是如《三国演义》所说的周仓，因为周仓的身份只能立后，不能与坐；且话语也不合周仓性格。
关羽对鲁肃回答说：“乌林之役，左将军（刘备）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鲁肃说：“不然。始与豫州（刘备）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竭），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孙权）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指关羽）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得济？”《左传• 僖公二十八年》有谓“师直为壮，曲为老”。“师曲为老，将何得济”云，就是说，你们没有道理地赖在这里，赖在这里是必定要失败的。关羽很不善辩，竟被说得“无以答”。
当然，关羽虽督荆州事，但无权决定割让土地这样的大事，所以会见虽然沟通了看法，但不果而终。① 自然，也无所谓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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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并注。
湘水为界分荆州
历史的结局是，这场蓄势待发的战争并没有打起来。《三国志•鲁肃传》说，鲁肃与关羽会见后，“（刘）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显然，这样讲述事物的因果关系是不对的。真正的原因，当如《吴主传》所说，“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可见，是曹操的进一步向西北用兵，构成了对刘备的威胁，又促使孙、刘两家再次联合起来。①
历史的时间表亦足证明这一点。这就是：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定蜀；二十年五月，孙权便遣诸葛瑾使蜀，欲得荆州三郡，结果被刘备拒绝，怒而自置三郡长吏；同月，关羽尽逐孙权三郡长吏，孙权即遣吕蒙督兵二万，以武力夺三郡，双方进入战争状态；约六月，刘备带兵回到公安，部署部队，为力保荆州准备同孙权决战。此前，刘备对吴的态度是强硬的；此后，形势突变，秋七月，曹操的军队到达阳平（今陕西勉县西），打败张鲁守军，张鲁溃奔巴中，曹操占领南郑，尽得汉中。北抗曹操，阻止魏军入蜀，成为刘备的当务之急。
孙刘的再次联合，同首次联合一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刘备来说，虽然失地，但能够将主要兵力集中到汉中一线，从而比较好地扼住了益州“北门”，确保了益州的安全。很明显，就当时的大局来看，刘备在东线“以土地换和平”的决策是正确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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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阅《三国志》之《先主传》、《关羽传》、《吴主传》、《鲁肃传》、《吕蒙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资治通鉴》卷67，等。
是，这也伏下了刘备必然全失荆州的危机。
汉末，赤壁之战以后，荆州七郡，南阳基本在曹操的手里，江夏、南郡属孙刘交叉共有，其余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本由刘备控制。刘备的东部防线大体在鄱阳湖、赣水一线。分荆州三郡与孙权后，即以洞庭湖、湘水为界，刘备不仅失掉了湘水以东和沿江的土地，而且孙权的势力直接构成了对于南郡、公安、益阳等地关羽驻军的威胁，为孙权谋击关羽和后来夷陵之战打败刘备提供了地理上的优势。所以，严格地说来，曹操出兵汉中，迫使刘备同孙权重新联合，对于孙权来说，倒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对于刘备来说，虽然得以集中兵力于汉中，但在东边却伏下了严重的危机。

第七章 把刘备的势力赶出荆州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曹操出兵击孙权，兵驻居巢。孙权保濡须，“在濡须口拒守”。二十二年二月，曹操“逼攻之”，孙权后撤。孙权虽退，但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依然不失为一次成功的防御。三月，曹操撤兵，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双方处在对峙但并不紧张的态势中。然而，就在此时，孙权突然做出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决定：“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曹操当即"报使修好，誓重结婚”。①一个以孙权“请降”为前提的各自为用的临时同盟，戏剧性地形成了。
一、战略调整
孙权和曹操都做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形式上发其端者是孙权，实则是双方共同的需要，也是孙、刘、曹三方军事大势所使然。
第一，先此，刘备顺利取蜀，已入成都，宣布自领益州牧，建起了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②的地方政权。但他并不放弃荆州。史称，刘备“复领益州牧”。“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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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云云，表明他不仅是荆州牧，而且还是益州牧，已经是兼牧荆、益二州的强大军政集团了。他摆开的架式，就是东拒孙权，北抗曹操。况且刘备入蜀前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的部署，已曾是一种准军事对峙状态了。
第二，孙权在刘备取得益州以后，令中司马诸葛瑾赴蜀求见刘备，“欲得荆州”，遭到刘备的拒绝；令吕蒙夺取三郡，引得刘备“引兵五万下公安”，关羽进兵益阳，孙权不得不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以抗关羽”，并亲临前线，进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几乎酿成严重的军事冲突；最后虽然以湘水为界，分得三郡，但仍然心有不甘，并甚感关羽军事存在的威胁；孙权妹妹被遣（或接）回吴，一桩政治婚姻的结束，加深了孙刘裂痕，意味着孙刘联盟的破裂成为不可避免；横江将军鲁肃病死，联刘抗曹之声不再，夺荆州、驱关羽之议又复嚣然。
第三，曹操刚刚进爵为王，正为自己“设天子旌旗”而忙碌，为确立接班人、立太子而伤脑筋，为巩固权威而不惜诛杀功臣中尉崔琰，黜免尚书仆射毛阶，为平许都之乱而滥杀无辜；在军事上，北需安抚乌桓、匈奴，西方虽已解决了西北马超、韩遂的军事存在，张鲁投降，兵临汉中，试图入益，但遭到刘备的抵抗。曹操刚刚回邺，刘备便听从法正的意见，立即亲自率兵进击汉中，并派张飞、马超等攻取曹操西北驻军重地下辩（今甘肃成县西），已经对曹操的汉中驻军构成威胁。
因此，时之孙权、曹操都注目刘备。孙权知其全力抗操难获大益，而赶走关羽夺回荆州倒是现实的需要；曹操亦知目前依然不具备彻底击溃孙权的条件，而刘备据有蜀汉，已成鼎足之势，因而正在考虑进一步讨伐刘备的计划。孙权派人请降，正得曹操之意，所以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魏、吴修好，此后，两军虽然遥相拒守，但除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孙权有过一次小的行动外，较长时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战斗。
吕蒙主兵，战略重点转向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年仅四十六岁、主张联刘抗曹的代表人物鲁肃病故了。周瑜死时，认为鲁肃“智略足任”，荐以自代。肃先后以奋威校尉、横江将军主兵，督守西线。七年间，鲁肃虽然对刘备、关羽也有警惕，但主张联合抗曹，所以孙刘两家虽有摩擦，但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是相对平静的。
鲁肃是位很有头脑的政治家、军事家。《三国志•鲁肃传》注引韦曜《吴书》说：“肃为人方严，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陈，手不释卷，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后，肃为之冠。”
鲁肃的战略重心是以北抗曹操为主。孙权因以论鲁肃有二长一短。后来，孙权有一次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吕蒙，讲到鲁肃时，孙权说：“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张昭）、文表（秦松），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仪）、苏（秦）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又说：“图取关羽，（吕蒙）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①
其实，历史地站在孙吴的角度看，鲁肃和吕蒙的不同战略主张反映着不同的历史现实，都是应该肯定的。我在《刘备传》和《曹操评传》中都曾经讲到，起初鲁肃坚决主张联刘抗曹，认为“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至吕蒙代鲁肃为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因而主张把重点转向关羽。对此两种主张，论者大都褒鲁肃而非吕蒙，认为天下大势，孙刘非联合不足以抗操，如果孙刘相争，必给曹操以渔利之机。我认为，从谋划打败曹操的角度说，此说不无道理，但却明显地表露出一种非历史的观点。这在客观上是把曹操置于非正义一方，立论完全着眼于如何打败曹操。事实上，曹操、孙权、刘备三方是相对独立的三个实体，各自决策的出发点，均在于权衡三方关系，进而考虑自己的利益所在。三角的关系，对任何一方来说，其他两方都是自己的敌人或潜在敌人。联合一方对另一方，有力地抗击或抑制、削弱了另一方，于己是有利的。但如果致使临时联合的一方，实即潜在的敌人乘机大大发展起来，也是于己不利的。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就东吴的利益说，没有孙刘联合便没有赤壁的胜利。但后来情况不同了。所以，起初鲁肃劝孙权联刘抗曹是正确的；后来孙权、吕蒙一变而为取援曹操、进攻关羽，亦是对的。刘备的势力正趋迅猛发展，东取房陵、上庸，益州与荆州便在地理上从北到南联在一起，而关羽亦在荆州诸郡坐大。不难看出，就当时的军事形势言，关羽对吴的威胁远远超过了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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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对吴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