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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孙权方面说，他有效地抗住了曹操的来犯，使曹操合肥以南只有皖城、居巢等少数据点，确保了长江防线的控制和巩固；彻底粉碎了曹操渡江而战，进而统一全国的迷梦；得机发展并锻炼了军队，得有余力，内平山越，近夺荆州，西窥益蜀，南抚交州。从而奠定并巩固了鼎足江南的立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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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第六章 荆州借还之争
赤壁战前，孙刘两家，形势所迫，为了共同利益而各怀异志地结成了临时联盟。这是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联盟。从其应对共同敌人的需要来说，他们是诚心诚意的，但从其各自的未来考虑，他们又不能不是各怀异志，所以从开始就是不巩固的。战争中，周瑜对刘备之傲慢不敬，以及刘备心怀狐疑，预为自己留有后路，都说明了这一点。① 既至战争结束，矛盾立时显现出来。
一、限制刘备的活动空间
吴人认为曹操是他们打退的，荆州辖地理所当然地应该归吴所有。因此在如何安置（确切地说是如何对付）刘备方面费起周折来。
使刘备居于狭小地区之内
《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说，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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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人孙盛曾为刘备预留后路进行辩解，说：“刘备雄才，处必亡之地，告急于吴，而获奔助，无缘复顾望江渚而怀后计。《江表传》之言，当是吴人欲专美之辞。”窃以为，略考刘备为人，不难发现，《江表传》的记载和评论，应当是可信的。
岸地给刘备，刘备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今湖北公安）。
所谓“南岸地”并不是长江以南所有荆州四郡的地盘，而是南郡的长江以南的近江地区。这一点，前人已有辨证。如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驳胡三省注通鉴所谓“荆州八郡，瑜既以江南四郡给备，备又欲得江汉间四郡”时指出，“……周瑜分南岸地给备者，即指油口立营之地，非谓江南四郡也。若已给江南四郡，又欲兼得江汉间四郡，将置周瑜、程普于何地乎！（时，周、程二人分领南郡、江夏太守）且公瑾方深忌先主，上疏以猥割土地为虑，岂肯遽给四郡乎！是南岸之地仅限于油口立营之地无疑。”
汉末，南郡辖地十七城，大部在江北，江南部分很小，只有近江之今湖北公安、宜都、秭归等地。而宜都以西，孙权和刘备的军队都还没有到达。所以，周瑜给予刘备的实际地盘是很小的。
试图将刘备羁縻于吴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刘备为求土地，到京（京口，今江苏镇江）见孙权。周瑜、吕范等一班武将纷纷建议孙权把刘备扣留下来。周瑜上疏给孙权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雄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关、张），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塌，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吕范传》也记载，“刘备诣京见权，范（按：这时吕范为彭泽太守）密请留备（按：留，不准离去，即扣留的意思）。”
周瑜、吕范的意见，实属短视，缺乏政治家风度。鲁肃不同意他们的想法。所以，鲁肃当听到吕范劝孙权扣留刘备的话后，立即表示“不可”，因对孙权说：“将军（指孙权）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将军）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刘）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①
孙权认为鲁肃的意见是对的，“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刘）备难卒制”，没有接受周瑜和吕范的意见。②
据《三国志•庞统传》注引《江表传》说，刘备后来得知东吴曾有扣留之议，因而问庞统：“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指周瑜）密有白事，劝仲谋（孙权）相留，有之乎？”庞统回答：“有之。”刘备不禁后怕，惊叹说：“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此诚出于险涂，非万全之计也。”
“借荆州”
刘备得到暂时的喘息机会，收拢了原来刘表的部属，发展了自己的军队。《江表传》载，赤壁战后，“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③《资治通鉴》卷66的记载，则避开“借”字，称：“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
所谓“借”，是站在孙吴的立场上说的，不见于《蜀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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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周瑜传》。
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是鲁肃首倡其说，所以，《三国志•吴主传》明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
“借荆州”的决策，确切地说，就是允许刘备收取江南四郡。这对于孙刘两家都是有利的。我们可以从曹操的态度体味到它的正确性。据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①
从刘备的角度看，“借荆州”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所以后人常论其非。实际上，赤壁战中刘备也是出了力的。刘备向南拓地，是自主的军事行动，“求取四郡”只不过是期望得到孙权的默认罢了。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借荆州之非》说：“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当操南下时，孙氏江东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诸将咸劝权迎操，权独不愿，会备遣诸葛亮来结好，权遂欲藉备共拒操。其时但求敌操，未敢冀得荆州也。亮之说权也，权即曰非刘豫州莫可敌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随亮诣备，并力拒操，是且欲以备为拒操之主而己为从矣。亮又曰：‘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此论很有道理。
刘备并没有被孙权、周瑜设的限制所束缚，而是在给孙权打了招呼以后，便即开始了实际行动。
刘备先表举刘表的儿子刘琦为荆州牧。这是明智之举。这样做不仅利于收纳刘表之众，更利于收服原属刘表治下之荆州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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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诸郡。然后，南征江南荆州辖地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武陵（治今湖南常德西）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治今湖南郴州）太守赵范、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太守刘度皆降。根据记载分析，刘备南征，除武陵太守金旋微有抗拒，因而“为备所攻劫死”外，基本上没有遇到严重地抵抗。①《三国演义》中收四郡的精彩战争场面，大都是虚拟的。
刘备占有江南四郡之后不久，刘琦病死。刘备“在群下的推举下”自为荆州牧，州治设在公安（湖北今县）。刘琦的数万之众，顺利地成为刘备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这样，刘备又有了江北部分地区。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十二月，刘备为了换得自领荆州牧的被承认，特意主动与孙权做了一笔交易，上表荐“（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有记载说，“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②
所谓孙权“以刘备为荆州牧”出自《资治通鉴》等著作，后人因之，不见《三国志》之《吴主传》与《先主传》。《吴主传》说：“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这条记载，“备领荆州牧”前没有“以”字。《先主传》以及《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亦无孙权对于刘备为荆州牧的态度的记述。我以为，孙权绝不可能同意并且主动让刘备做荆州牧。如果那样，吴人所谓刘备“借荆州”之说便成为荒唐了。孙权及其僚属不会犯如此战略性的、幼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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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三辅决录注》、《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②《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四年。
刘备自为荆州牧，便有资格和力量建设州级机构，委署自己的官吏了。史载，“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以飞为宜都太守（宜都郡为刘备分南郡而置）、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①；“以偏将军赵云领桂阳太守”。②至此，刘备对东汉末年荆州七郡③中的大部分地区（四郡，加南郡分置出的宜都郡，江夏郡部分地区）实现了直接控制。曹操在荆州地区仅控南阳（和由南阳南部、南郡北部析置的襄阳郡、章陵郡[治今湖北枣阳市境]以及由南阳西部分置的南乡郡），孙权仅控南郡、江夏部分地区。因此，客观地说，刘备已是真正的荆州之主，所控荆州地盘远较孙权为多。
二、表面相安，内怀疑忌
刘备征有江南四郡以后，坐地日大，势力渐强，“跨有荆益”的目标便自然提到日程上来。刘备、诸葛亮都很清楚，如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一定的步骤。其中，“结好孙权”，解除后顾之忧是不可少的。然后，一旦条件成熟，西取刘璋，占有巴蜀。回过头来，再同孙权周旋。
刘备力量的逐渐强大，顿使孙权感到威胁。但另一方面，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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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关羽传》、《张飞传》。
②《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四年。
③ 两汉郡置时有变化，《后汉书•地理志》载荆州七郡：南阳、南郡、江夏、长沙、武陵、零陵、桂阳，无章陵。所谓荆州八郡，注史者均据《汉官仪》加章陵。此可能是建安末年曹操将南阳之章陵诸县析出而置。
又知道，严重的危险依然来自北方。如此军事态势，孙权自然不敢两面受敌，构恶同刘备的关系。
刘备此时既有不小的地盘和势力，自然也觉腰板硬起来，所以也敢于再次至吴见孙权。
质言之，孙权和刘备当时都认识到北有强敌而不宜将对方吃掉。固结友好成为共同的需要。
“进妹固好”
《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这条记载说明，是孙权主动将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同父异母妹妹嫁给年已四十九岁的刘备的。历史上，特别喜欢突出周瑜的“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的计策。毫无疑问，这是孙权、周瑜计策的组成部分。是一桩双方自愿的政治婚姻。至于说刘备甘露寺招亲，孙权想乘机将其杀掉，幸吴国太主婚，才成其美事云云，都是文学家的虚妄之言。其实，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早在建安七年（一说十二年）已经死了。而孙权“进妹固好”是在建安十四年。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的妻子甘夫人病卒南郡。这件不幸的事，适为孙权和刘备“结好”的谋略提供了契机。据说，“先主至京（今江苏镇江）见权，绸缪恩纪”。①“绸缪恩纪”是指刘备与孙权的关系非常融洽呢，还是指刘备与孙权的妹妹情深义重呢，史记含糊。所以，卢弼著《三国志集解》注引说：“此处必有脱文，与下文意不相属。”我意不妨两方面看待，一是出于相互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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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的考虑，孙刘的表面关系的确很好，所以能有以后数年的和平共处；二是夫妻情深，达到了亲密“绸缪”的极致。
但从历史的记载看，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中。《三国志•法正传》说：“（权）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凛凛”是心中感到有一股阴森寒气而恐惧的意思。为什么这样呢？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得很对：“恐为所图也。”《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也说：“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据说，刘备为了壮胆，特意将赵云安排在身边：“先主以（赵）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不难想见，数年中，孙权时以妹妹为砝码胁迫刘备，刘备则亦始终处在戒备之中。
孙权是什么时候将妹妹接回去的？
《资治通鉴》卷66说，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权以妹妻备”，十六年“孙权闻备西上，遣舟船迎妹”。这样看来，他们的婚姻仅有两年的时间。此说源自《赵云传》注引《云别传》。《云别传》说：“先主人益州，（赵）云领留营司马……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刘禅）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三国演义》“赵云截江夺阿斗”就是据此演义而成的。
《三国志•穆皇后传》则载，“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刘备克蜀定益是建安十九年的事。《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也说，孙夫人回吴是刘备定益以后法正劝刘备主动做的事：“（法）正劝先主还之。”这样，刘备与孙权妹的婚姻大约维持了六七年。
《三国志集解》注引王昙意见说，孙夫人还吴是迫不得已的："法正已进刘瑁妻吴氏于宫中，舟船之迎，实夫人见几（机）之哲。是岁建安二十年乙未，正（孙）权袭取长沙分界联合之日。可想见，蜀主与夫人同牢已七年矣。”①窃以为，这个推断是接近于事实的。
历史表明，权妹返而难归，是这桩政治婚姻的必然历史悲剧。就孙权来说，迎妹回吴是谋略上的重大失误，不仅暴露了自己的意图，构恶双方关系，而且使刘备得以解脱。就刘备来说，自然当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是孙氏既回，刘备一身轻松，不仅纳妾数人，并且毫无顾忌地即纳刘焉儿子刘瑁的遗孀吴氏为夫人；二是加深了孙刘裂痕，在吴蜀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时，失去了一味有利的缓冲剂。一句话，这桩政治婚姻的结束，对于双方，都是弊大于利。同时也害苦了年轻貌美的无辜的孙氏夫人。孙夫人回吴后，寡居抑或他适，史失记载，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