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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得知皖城失守，顿觉受辱，因而大怒，就像发了疯似的不冷静。时值秋雨时节，大雨绵绵，曹操决定再次亲征孙权。从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看出曹操当时是何等的不冷静：“太祖（操）欲征吴而大霖雨，三军多不愿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谏者，教曰：‘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曹操决心很大，部下多不敢言，丞相主簿贾逵接受教令后，感到实在是不具备出兵的条件，事关重大，不得不谏，因与同僚三主簿上书谏阻，曹操大怒，将贾逵等收监，问是谁的主意，贾逵坦称是自己的主意，遂主动蹲进牢狱。曹操得知贾逵已经戴上了刑具，怒气稍消，头脑慢慢冷静下来，因而不久又下了一道教令：“逵无恶意，原复其职。”②“原”是赦免之意。“无恶意”不等于无罪，“原”其罪，复其职，只不过是从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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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并注引《吴书》。
②《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
罢了。
曹操执意征孙权，遂以儿子临淄侯曹植守邺，于建安十九年七月亲征。时有丞相参军傅干再谏：“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①这种迂阔之论，当然说服不了曹操。
曹操七月出兵，十月回邺，前后不过三个月，战况如何，双方史籍均无明记，大概未曾有过重大接触。或如傅干所说，举十万之众屯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②曹军未能得机，难逞其能，“军遂无功”。曹操面对现实，始悟贾逵、傅干等言有道理，亦知与其胶着于此，不如趁夏侯渊平凉得胜之威回军而西取张鲁。
孙权征皖得利和曹操出兵“无功”，使孙权基本控制住了合肥以南、长江以北的局势。并且能够利用曹操西顾之机，抽出兵力，对付刘备。
合肥失利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西征张鲁。此时，刘备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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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取得益州。孙权、刘备经过一段时间的摩擦，也达成了妥协，分割荆州。孙权得到湘江以东之荆州三郡，暂时没有理由西向用兵，但在东线却是难得的机会，于是八月间便乘曹操在西之机率众十万围合肥。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吕蒙、凌统、甘宁、蒋钦、陈武和贺齐、徐盛等。
史载，曹操西征张鲁，出发前曾写了一道秘密教令让护军薛悌带给他的合肥守军将领们，封套的边上写着“贼至乃发”四字。孙权兵至，张辽、乐进、李典、薛悌等一起把教令打开，教令上写着：“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为什么这样分派呢？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此说当有一定道理。看了教令以后，诸将以众寡不敌而疑之，只有张辽领会到曹操的用心所在，因对大家说：“公（曹操）远征在外，比救至，彼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乐进等犹豫不定，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素与张辽不和，但为张辽的坚决赴敌精神所打动，慨然说：“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于是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将士。明日大战，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史称：“权大惊，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遂安，诸将咸服。”战斗很激烈，历史的记载也颇精彩，但陈寿之笔显然有点褒张辽而贬孙权的味道。①
孙权围合肥十余日，初战失利，城不可拔，只好撤军。撤军过程中，差一点成了张辽的俘虏，“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② 权赖得诸将奋战，才免于难。
史载，孙权撤军，前部已发，惟与吕蒙、凌统、甘宁等少部分将士尚在合肥以东之逍遥津北，张辽得知消息，立即率领步骑突袭过去。甘宁、凌统、蒋钦、陈武与吕蒙等力战。甘宁部属“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张辽“步骑奄至”，甘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按：看来，经过七八年时间，此时甘、凌二人已能协同作战了），并“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③吕蒙“以死扞卫”④，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扦孙权出”。⑤
孙权乘马至津桥，桥“丈余无板”，马不能过。幸亲近监谷利跟随，他让孙权抱紧马鞍，放松缰绳，“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骏马受鞭，腾跃而起，“遂得超度”。⑥
孙权过桥，得到奋武将军贺齐的接应。《三国志• 贺齐传》说，贺齐从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齐引兵拒击，得盛所失”，救了徐盛一命。既而，孙权“为张辽所掩袭于津北，几至危殆。齐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人大船，始得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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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李典传》。
②《三国志•魏书•张辽传》。
③《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④《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⑤《三国志 • 吴书 • 凌统传》。
⑥《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孙权过桥以后，凌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据说，桥败路绝，凌统“被甲潜行”，回到孙权所在之地，孙权已经上船，“权既御船，见之惊喜。统痛亲近无反（返）者，悲不自胜”。孙权亲自用衣袖为凌统擦泪，安慰说：“公绩（凌统字），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①凌统受伤很重，孙权“遂留统于舟，尽易其衣服。其创赖得卓氏良药，故得不死。”②
更不幸的是，偏将军陈武“奋命战死”。据说，陈武“累有战功”，尤为孙权所“亲爱”。对于陈武的死，“权哀之，自临其葬”，并且“命以其（陈武）爱妾殉葬”，免其客二百家的赋税和徭役。③（按：孙权命陈武爱妾为陈武殉葬，甚为荒唐，反映出了他暴戾的一面，因而甚为历史所非。有的批评者甚至将这件事同孙吴国祚不永作出了必然性分析，如晋人孙盛说：“权仗计任术，以生从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张辽追击孙权，几乎把孙权捉到。《献帝春秋》记载：“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孙权合肥失利，兵败逍遥津，主观原因是他犯了同曹操在赤壁战争中同样的轻敌错误。他以为曹操大兵在西，合肥守军势单力薄，不足为惧，竟贸然进兵，甚至亲临前阵，把自己置于易于受敌的方位上。这一点，他和他的将领们在惨败以后都有感触。《江表传》载，孙权回到大船上以后，宴请诸将，庆祝免遭劫难，贺齐下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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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凌统传》。
②《三国志•吴书•凌统传》注引《吴书》。
③《三国志•吴书•陈武传》并注。
涕泣而言：“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按：意为如同天塌地陷），愿以此为终身诫。”孙权亲自向前为贺齐擦泪，说：“大惭！谨以尅心，非但书诸绅也。”（按：绅，大带。书诸绅，典出《论语》，子张问孔子，将孔子说的话写在衣服的大带子上，以防忘记）另外，事有凑巧，孙权的军队就像曹操军队在赤壁战时情形一样，染上了“疾疫”，严重削弱了战斗力。客观原因自然是敌方张辽等英勇善战、拒守成功，但究其根底，实乃曹操用兵谋略的胜利。晋人孙盛评论说：“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指操）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①
濡须第二战
孙权利用曹操西征张鲁之机，以优势兵力攻取合肥，未能成功。然后，双方相持经年，各自固边备战。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十一月，张鲁降操；十二月曹操自南郑还；次年二月回邺；五月晋爵为魏王；十月再次治兵，“亲执金鼓以令进退”，发兵征孙权。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十一月，曹操军至谯。《三国志•吴主传》说：“曹操次于居巢，遂攻濡须。”《资治通鉴》根据《武帝纪》，将其系于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正月，说“魏王操军居巢（今安徽无为），孙权保濡须”。二月，曹操进屯江西郝溪（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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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注引孙盛语。
在居巢以东，濡须以西），进攻拒守濡须口之孙权，“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操）遂逼攻之，权退走”①；三月，曹操“引军还，留伏波将军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②
这次战役，时间很短，也不激烈。参战者有濡须督吕蒙，丹阳太守、绥远将军孙瑜，护军校尉孙皎，折冲将军甘宁，宜春长周泰等。
《三国志•吕蒙传》说，“曹公又大出濡须，权以蒙为督，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于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锋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
《孙瑜传》说，孙瑜“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权欲交战，瑜说权持重，权不从，军果无功。”
《孙皎传》说，“是时曹公数出濡须，皎每赴拒，号为精锐。”
《甘宁传》记载：“曹公出濡须，宁为前部督，受敕出斫敌前营。……至二更时，衔枚出斫敌。敌惊动，遂退。”
《周泰传》说：“曹公出濡须，泰复赴击，曹公退，留督濡须”。③这说明，第二次“孙权保濡须”之战，同第一次一样，仍然是防御为主，打的是防御战，只是偶尔偷袭了一下。
曹操为什么匆匆撤军了呢？翻开《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便可见其端的。二十一年五月，曹操进爵为王；然后，五至七月，抓紧处理北方问题，先后接待了“代郡乌桓单于普富卢与其侯王来朝”和“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十月，“治兵，遂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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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二十二年。
③ 《三国志•吴书•周泰传》并注《江表传》。
权”；二十二年二月，曹操进军濡须口；三月，曹操“引军还”；四月，“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五月，作泮宫（学府）；六月，调整中央要职，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八月，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十月，戴上“十有二旒”的天子才能戴的冠冕，“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立曹丕为魏太子，有效地预防并解决了曹丕、曹植兄弟争立的问题。由此不难发现，曹操急于出兵，实是想在取得了汉中战略成果和晋爵为魏王以后，实施再一次的耀兵机会，自然也是想又一次给孙权一点颜色看看；急于撤军，是耀兵目的已经达到，更是为了谋划更大的政治行动。
濡须第二战与第一战不同，孙权虽然抗住了曹操的进攻，但主动权始终在敌人一方。此种情形，对于孙权以后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抗曹操的重要意义
赤壁战后，曹操与孙权在合肥、皖城、濡须口等地至少有四、五次的军事接触，双方各有小胜，但都无大的进展。有时，曹操甚或以数十万之众攻孙权，孙权亦以七万或十万之众御操，规模不可谓不大，但终未形成大的战斗，到头来曹操只好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而罢，而孙权也没有很大收获，甚至差一点成了曹操的俘虏。
既然如此，那么应当如何评价曹操和孙权的频频相互用兵呢？
就曹操方面说，我在《曹操传》一书中指出：首先，必须肯定曹操布防合肥，且以重要将领张辽、李典、乐进等拒守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其一，合肥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守，又扼孙权北取徐、扬之路；其二，合肥、居巢遥望建业，能够对孙权构成威胁；其三，把孙权的主要兵力长期率制于此，可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平安。魏吴接壤数千里，而十数年间只是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这也是曹操决策的精当所在，时而发兵打一下，把孙权的兵力和注意力率制住，以期达到让孙权围绕着自己的军事意图转的目的。
其次，曹操数次东击孙权，均属耀兵性质，而无彻底打垮孙吴的企图，所以虽然军无大胜，却起到了慑敌作用，使孙权不敢北向。史载，孙权曾想乘曹操西方用兵之机北取徐州，吕蒙立即指出：“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①君臣踌躇再三，终不敢动。
复次，曹操对孙权用兵战略上是可取的，但战术上却有得有失，频频失误。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依然不能正确地认识完全不同于北方的南方的天时地利，所以战常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