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传(20)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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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选》卷42。
战书。它明确告诉孙权，新的讨伐战争即将开始了。当然，孙权从未对曹操抱有幻想，更无谋降之思。
积极面对曹操威胁
孙权面对曹操的威胁，自然不会退缩。退缩没有出路。他采取了积极面对的态度。
第一，继续同刘备联合，稳定西线，相互表请朝廷升迁或默认对方职爵。刘备表荐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权则默认刘备自领荆州牧，并分南郡之长江以南地给刘备，甚至“进（嫁）妹固好”。（详见下章）
第二，以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吕范为彭泽太守。继而，又分豫章为鄱阳郡，步骘为太守；分长沙为汉昌郡，鲁肃为太守。有效控制西线，确保无虞，为其在东线亲自为帅、督兵抗操创造有利条件。不幸的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周瑜病故。孙权以鲁肃为奋威校尉，代周瑜领兵，并令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继续奉行联合刘备的策略，“劝孙权以荆州借刘备，与共拒曹操，权从之”（按：“借”为吴人语，荆州南四郡实刘备自取。详见下章）。①
第三，指挥中心东移、北上。建安十四年三月，曹操自赤壁退还谯县（今安徽亳州市），练兵待战，孙权也将指挥中心东移，自柴桑回吴。十六年，孙权徙治秣陵（今江苏江宁），十七年修石头城（位今江苏南京西），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张纮传》注引《江表传》记载，长史张纮对孙权说：“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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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五年。
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不久，“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献帝春秋》记载了刘备同孙权的对话：“刘备之京（今江苏镇江），谓孙权曰：‘吴（今江苏苏州）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据说，刘备又对孙权说，就地理形势看，“芜湖近濡须”，也是个好地方。孙权说：“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可见，孙权不都吴而徙治秣陵，最重要的是便于指挥北抗曹操，是出于军事的考虑。
第四，再平山越之乱，以保抗曹后方巩固。丹阳郡诸县地近抗曹前阵，赤壁战争期间及以后，局势骤然再度紧张，发生了以夥县陈仆、祖山和歙县金奇、毛甘等为首的暴乱。孙权即拔镇压山越的名将、平东校尉贺齐为威武中郎将，转讨丹阳郡之夥、歙（均安徽今县）。贺齐在此进行了又一次残酷地屠杀行动。史载，贺齐到达之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约在今浙江淳安、金华境）先降”，贺齐向孙权提议“以叶乡为始新县（治今浙江淳安西）。”从而，建起了一个后方军事基地。当时，"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可见：时有越民四万余户屯聚在今安徽与浙江接壤的群山中。据说，诸山形势峻峭，易守难攻，“林历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楣，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军住经日，将吏患之。”贺齐亲临前阵，“身出周行，观视形便”，遂即“阴募轻捷士，为作铁弋（按：铁钎），密于隐险贼所不备处，以弋拓（斩山）[堑]为缘道，夜令潜上，乃多县（悬）布以援下人”，将士攀援悬布而上者“百数人，四面流布，俱鸣鼓角”。突然之间，越民“夜闻鼓声四合，谓大军悉已得上，惊惧惑乱，不知所为，守路备险者，皆走还依众”。因此，贺齐大军得以顺利上山，“大破仆等，其余皆降，凡斩首七千。”然后，贺齐向孙权上表“分歙为新定、黎阳、休阳”。孙权遂以黟、歙、新定、黎阳、休阳、始新六县，割为新都郡（治今浙江淳安西），“齐为太守，立府于始新，加偏将军”。① 讨越中郎将蒋钦也受命参加了镇压行动，《三国志•蒋钦传》说，“贺齐讨黟贼，（蒋）钦督万兵，与齐并力，黟贼平定”。
继而，又对豫章、丹阳两郡内越民的武装暴动进行了平定。这些军事行动，既利于域内的相对稳定，也利于备兵抗曹。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孙权令贺齐进讨，“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②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毗邻丹阳郡的鄱阳（属豫章郡，今江西波阳）县民尤突起事，并北联曹操，接受曹操“印绶”，反抗孙吴统治。丹阳郡的陵阳（治今安徽青阳南）、始安（按：当为安吴，治今安徽泾县西南）、泾县（安徽今县）三县山越“皆与（尤）突相应”。史称，贺齐与陆逊讨破（尤）突，“斩首数千，余党震服，丹阳三县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③
第五，用吕蒙之议，预作濡须坞。史载，吕蒙“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数进奇计，又劝权夹濡须水口（今安徽无为县东北）立坞。”④《三国志•吕蒙传》注引《吴录》说，“权欲作坞，诸将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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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②《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③《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④《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上岸击贼，洗足上船，何用坞为？’吕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之。”①可见，战前孙权、吕蒙已经做好了以战略防御为主的准备，自然不为曹操的威胁所动。
第六，把战将周泰、甘宁等调来东线听用。根据记载看，贺齐、蒋钦镇压山越以后，都留在了东线。周泰、甘宁、朱然、徐盛、凌统、潘璋、宋谦、陈武、朱桓等也先后部署在了丹阳郡境。
二、濡须战守与合肥失利
综上可见，赤壁战后，曹操、孙权均为双方再战积极准备，未曾稍懈。一切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行动都围绕着未来不可避免的战争而统筹酝酿着。但建安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的大部时间双方没有大的直接军事行动和军事接触。就曹操一方来说，这是因为：第一，曹操的主要精力用在巩固内部，先后发出了影响深远的《求贤令》和《让县自明本志令》，作铜雀台，并以自己的儿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封曹植、曹据、曹豹三子为侯，借此把“让县”的损失收了回来，并建起了一道从今山东平原到今河北饶阳、涿州的防线，构成了根据地邺的屏障；第二，曹操的主要兵力用在西北方面，讨张鲁，伐关中，亲征马超、韩遂和关中诸将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之反，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孙权的方面，策略也做了一些调整。他除了必须筹划如何应对必将来临的曹操的来犯外，还必须考虑以下问题，一是对付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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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吴录》。
的新策略；二是巩固和加强既得地盘的统治；三是趁北面稍安之机，向南经营，加快将岭南置于治下的步伐。
曹操用兵西北，亲征马超、韩遂等是他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避免两面或多面作战、将来得以分别专兵孙权和刘备的考虑。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操自关中回邺，又做了一些巩固权力的事，得到了“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待遇，扩大了自己封地魏郡的区辖范围，为封公建国做好了最后的准备，惟缺同孙权一战，再壮兵威。
曹操的军队，襄樊一线及淮南主力部队又经过九个月的训练备战，士气复振，于是冬十月，便又开始亲征孙权了。
濡须第一战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以号称步骑四十万之大军（按：实际兵力不会有这么多）进军濡须口。孙权率领孙瑜、孙皎、甘宁、蒋钦、周泰、董袭、朱然、徐盛等，与曹操“相拒月余”。事实证明，曹操对于南向用兵的天时地利依然估计不足，接战之初便即陷入被动。史载，曹操进军以张辽、臧霸为先锋，“行遇霖雨，大军先及，水遂长，贼（按：指孙权的军队）船稍进”，将士们见此便想起赤壁之败，皆不安，就连张辽也感到害怕，想撤兵，臧霸止之，对张辽说，曹公“明于利钝”，怎么能不管我们呢？果如臧霸所料，第二天曹操即令大军发起攻击。这一仗，孙权江西大营被攻破，都督公孙阳被曹操俘获。
孙权得知江西大营有失，亲率众七万御操，并以甘宁领三千人为前部督。孙权密令甘宁“夜入魏军”，甘宁乃选手下健儿百余人，径至曹操营下，“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曹军突遭袭击，惊慌万状，失声鼓噪，及至点起火把，“举火如星”，甘宁已退还本营，将士们“作鼓吹，称万岁”，一片欢腾。甘宁当夜去见孙权，权也极为高兴，说：“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①
双方相持月余，但军事上的主动权基本控制在孙权一方。不久，孙权再次发动攻势。据《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说：“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可见战果相当可观。又说：“权数挑战，公（曹操）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曹操的将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由此可见，孙权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竟能乘轻船而入曹军，甚至已经撤走又突然返回对曹军“鼓吹”一通，实在是无异于示威。《吴主传》注引《魏略》记得更有点离谱：“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我在前面已经指出，《魏略》记载是不可信的，一是孙权尚不至如此放肆，二是曹操亦不至如此愚钝，三是同《吴历》所记迥别。但不管怎么样，曹操吃了败仗，致使“坚守不出”，当是真的。如果不是这样，便不会有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②
曹操“坚守不出”，难以为功，又值春雨，再次出现了不宜于北方将士作战的条件。孙权看准了这点，但又自知不可能把曹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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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甘宁传》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吴历》。
溃，因而写信给曹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外又夹上一个纸条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据说，曹操阅后，不仅不怒，反而很高兴地对诸将说：“孙权不欺孤！”于是撤军而还①。孙权亦不追。
濡须之第一战，对于孙权意义重大，一是振奋了士气，二是得民十余万户。《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此战之前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结果“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此战的重大损失是，偏将军董袭所督五楼船（按：可能是为孙权或他的指挥部准备的一艘大船）遇暴风倾覆，董袭意外死亡。《三国志•董袭传》记载：“曹公出濡须，袭从权赴之，使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左右都撤到小船上去，大家请董袭到小船上来。董袭愤怒地说：“受将军（按：指孙权）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大家都不敢再劝，“其夜船败，袭死”。
征皖城
曹操自濡须口撤军，四月回到邺城。撤军原因固有出师不利、春水将至、胜负难卜、不宜继续暴师在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不能长时间离开政治中心。此前西征韩遂、马超，建安十六年七月出兵，次年正月还邺，前后近七个月；此次用兵孙权，建安十七年十月东出，次年四月还邺，又是近七个月的时间。看似偶然，实有内在的必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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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吴历》。
曹操在其还邺前后，通过汉献帝实施了两件大事，一是正月庚寅（公元213年2月10日）“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十四州为司、豫、冀、兖、徐、青、荆、扬、益、梁、雍、并、幽、交；复为九州，则省司、凉、幽、并四州，其中最大的要害变动是割幽、并二州及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四郡入冀州。正如胡三省所说，并十四州复为九州，“此曹操自领冀州牧，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耳。”①二是五月丙申（6月16日）“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可见，曹操撤兵，如其说是军事原因，毋宁说是出于政治大局的统筹与考虑。
曹操撤军，非如乌林兵败而返。他从容作了一些御敌部署，一使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今安徽潜山县），大开稻田。三派间谍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
曹操扩地晋爵、封公建国，用心完全昭示于天下，大大震动了孙权、刘备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闰五月，孙权主动发起了向皖城的进攻。时之皖城虽在曹操控制之下，但实为孤城一座。
孙权和大将吕蒙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态势。史载，"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蒙使人诱之，不从，则伺隙袭击，奇遂缩退，其部伍孙子才、宋豪等，皆携负老弱，诣蒙降。”针对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的情况，吕蒙对孙权说：“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②于是，孙权决定亲自征皖。从征者有吕蒙、甘宁、鲁肃等。
孙权亲自率军征皖，“引见诸将，问以计策”，诸将皆劝“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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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八年注。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山，添攻具”，吕蒙急趋孙权面前建议速攻，指出三点：一是必须抢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拿下，“治攻具及土山，必历日乃成，城备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图也。”二是作战环境不允许拖延时日，“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经日，水必向尽，（船只）还道艰难，蒙窃危之。”三是敌城不固，我军气盛，利于速战，“今观此城，不能甚固，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及水以归，全胜之道也。”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