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传(19)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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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的胜利。诚如王夫之所说：“一时之大计，无有出于此者。”
第三，战术运用得当。其一，料敌周密，对于敌人的数量、战斗力都做出了合理地分析，敢于以少制敌；其二，有效地利用了曹操自傲轻敌、虑事不周、急于求成的弱点，敢于行诈降之计，并获得成功；其三，有效地利用了天时地利条件，出敌不意，火烧敌人战船成功。
就曹操方面说，笔者曾在《曹操传》中作如下分析：
从思想上说，曹操其人极易激动，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每当轻易取胜常手舞足蹈，歌咏随之，几至忘乎所以；每当受阻，常生激愤，以至乱杀无辜。曹操南征荆州，本承北伐乌桓获得大胜之后，骄傲情绪很重，所以不能冷静分析形势，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自认天下无敌。及至兵不血刃，荆州投降，威震四海，孙、刘诸敌难与争锋，曹操的头脑就更加膨胀了。他只看到了自己的优势所在，以为只要大兵压境，即可所向披靡，该用的策略、常用的战术都不再运用了。甚至向以重视人才著称的他，竟对送上门来的人才也不再虚怀相待了。史载，益州牧刘璋很想巴结曹操，听说曹操已克荆州，便派别驾张松向操致敬，表示愿“受征役，遣兵给军”，以求交接。张松为人短小放荡，然识达精果。他本想乘机投靠曹操，为曹操西取益州献谋。但曹操以貌取人，看不起张松，觉得已经取得荆州、赶走了刘备，这样其貌不扬的人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不复存录松”。
大军南下，两弱难对一强，如要图存，孙刘必将联合的形势本来是明摆着的，以曹操之才智应该能看到这一点，但他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先是认为孙权必杀刘备，继则不把孙刘联合放在眼里，从而不考虑采用多次用过而且行之有效的离间策略，也不考虑各个击破战术的运用。
从战略上说，第一，他贻误了战机，没有乘胜把刘备彻底击溃。刘备当阳惨败，已是惊弓之鸟，其兵力亦极有限，如果在刘备东走时，追而歼之完全可能，即使不能全歼，刘备将被迫南走苍梧，而大军进取夏口，进而扼住夏口、樊口要冲之地，汉沔以西全处自己控制之中，那形势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夏口距离柴桑已不甚远，如果那时给孙权送上一封恐吓信，其威胁效果就会大得多，肯定就不止张昭、秦松等人主张投降了。第二，他弃其所长，用其所短而与敌之所长相较，使之在特定条件下，优势兵力转化为劣势。这正是敌方敢于抵抗的主要出发点。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周瑜所说的“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乃“用兵之患”。但曹操却没有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他以玄武湖上风平浪静中所练之兵投之大风大浪中，自顾尚且不暇，何来战斗力。如果用己之长，不试图依靠新附的、心怀狐疑的荆州水兵取胜，而靠自己久经征战的陆军为主谋战，自江陵长驱东下，扼江两岸，然后视机以远倍于敌而非疲病的水军战于于己有利的战场，则取胜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战术上说，第一，如前所述，曹操不用贾诩之策，贻误战机，兵进非时；第二，曹操其人深知兵法之要，尤善水、火之攻，但他为了解决士兵晕船却只考虑燃眉之急，竟将战舰连锁起来，而未谋及易被火攻的危险。而且水寨陆营紧紧相连，一旦战船被烧，迅即延及陆营，士兵惶恐，全军大乱难制。他也只好自顾性命，弃军而逃，其惨不可言状。一把火，把他统一中国的迷梦彻底摧毁。第三，曹操其人最善用诈，但他竟不识黄盖之诈，完全相信黄盖真降，而不做任何一点防范。如果稍存戒心，做些防患于未然的必要部署，至少陆营可保，不致大溃。这实际也是他傲敌思想所致。
当然还有些绝非人谋的原因，诸如：第一，疫病流行。曹操就是把失败原因归于疾病的，他说：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①
这实是自我解嘲、不愿面对现实。按理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如能冷静虑事，不难想到这一点。疾疫流行，的确削弱了战斗力，的确是导致曹操失败的客观原因之一；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人谋失当的问题。凡事预则立，不预而成大误，所以作为统帅则难辞其咎。第二，“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寒冬刮东风、南风殊难料及，所以裴松之为其辩解说“天实为之，岂人事哉”②。严格说来，冬天间有东风南风并非偶见，作为统帅亦应知天时之变。第三，迷失路途，致使败兵再次受创。曹操败退中几为刘备所擒当是事实，他在给孙权书中称“赤壁之困，过云梦泽中，有大雾，遂便失道”③，也当是事实。
总之，赤壁之战，包括江陵争夺战，曹败而孙刘获胜，原因是多方面的。若用简短的话概括，曹操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原来的力量对比，而在于曹操自身：他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轻敌，导致虑事不周，战术失当，优势变成劣势；孙刘胜利的原因也是重在自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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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注。
③《与孙权书》，《曹操集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2页。
们适时而有效地利用了曹操的弱点，成功地利用了联盟形成的合力、利用了天时地利条件，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变劣势为优势，最终以少胜多，以弱制强，获得胜利。
赤壁之战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第一，曹操南进之势受到遏制，天下三分成为必然趋势。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①此论很有道理。第二，赤壁之战等于给曹操头上泼了一盆冷水，所以不久他便冷静了。虽然在口头上他依然不断强调客观原因，但实际上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把自己从狂躁的情绪中拉回现实，重谋进取，政治重点放在了巩固权力，应付内部反对势力，军事上开始做重大战略调整，考虑用兵西北。第三，赤壁之战等于给孙刘两家打了强心针。自此，孙权便公然东西两线同时部兵，表现出了绝不同曹操妥协的阵势；刘备则得机南征四郡，代刘琦而自为荆州牧，势力发展，竟使孙权感到害怕，伏下了孙刘争夺荆州的军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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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第五章 北抗曹操
赤壁战后，孙权与曹操形成了直接的军事对峙。孙权甚知，曹操不会善罢甘休，再次来犯，势不可免。并知曹操必将力避其短，短期内不会在大江会战，而长江以北的合肥、庐江、潜山一线将成为先期争夺焦点。因此，他把战略重点向东转移，一切政治、军事行动都围绕着在东线北抗曹操展开。
一、主动应敌
形势多变，曹操和孙权的战略战术也都因时因势而异，有时此方主动出击，彼方被动应战，有时则相反，彼方主动出击，此方被动应战。
乘曹军之敝，兵围合肥
前面提到，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按：《资治通鉴》系于十四年），孙权在东线发动了策应进攻。这次进攻对于迫使曹操江陵驻军曹仁“委城而走”有作用。然而，就当时的力量对比看，曹操虽然兵败赤壁，但在东线仍占优势。所以结果是：“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①
具体情况，我在《曹操传》一书中曾做如下概括：孙权趁曹操赤壁败归之际，即以准备增援周瑜之兵，进攻合肥，守将张辽、李典等奋力抵抗，久攻不下。曹操遣将军张喜带一千骑兵，并让他经过汝南时再把汝南兵带上，去救援合肥。但军队又发生了传染病，所以久而未至。情况紧急，扬州别驾蒋济同刺史定了一计，诡称收到张喜的书信，信中说曹操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今安徽霍丘西），让守军快派主簿去迎接。同时派出三批使者带上书信入城“语城中守将”，实是故意让孙权一方获得这一假情报。果然，三批人中的二批被孙权的人捉到。孙权得到假情报，以为曹操的救兵真的来了，便撤军了。
孙权此战不胜，除其力量不及外，战术也有不妥。据《三国志•张纮传》及注引《吴书》说，孙权以张纮为长史，从征合肥，合肥城久围不拔，张纮向孙权指出：“古之围城，开其一面，以疑众心。今围之甚密，攻之又急，诚惧并命戮力。死战之寇，固难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宽之，以观其变。”张纮的意见，没有得到孙权及其将领们的同意，史称“议者不同”。及至曹操的救兵来到，“数至围下，驰骋挑战”，孙权又表现得很不冷静，竟然想率领少数轻骑“突敌”，幸被张纮阻止。张纮对孙权说：“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按：孟贲、夏育皆古之勇士），怀霸王之计。”孙权听从了张纮的建议，没有贸然行动，随即顺利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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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据载，回师以后，孙权依然心有不甘，“既还，明年将复出军”。张纮又阻止了一次没有把握的军事行动。张纮对孙权讲了三点：一为用兵“贵于时动”，指出“自古帝王受命之君，虽有皇灵佐于上，文德播于下，亦赖武功以昭其勋。然而贵于时动，乃后为威耳”；二为兵需休整，指出长期战争，师旅疲困，“宜且隐息师徒”；三为施德政，积蓄物力、人力，以顺天命，提出了一些颇为迂腐但也不无道理的论点，即所谓“广开播殖，任贤使能，务崇宽惠，顺天命以行诛，可不劳而定也。”孙权接受了张纮的说教，“于是遂止不行”。①
曹操东线再示兵
曹操从赤壁实战中体验到，没有经过训练有素的水军主力，要想征服孙权是不可能的；同时深感孙刘联盟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为了再征孙权、重集力量和瓦解孙刘联盟，更为了加强内部权力、稳固地位，曹操需要经常地向外示兵。所以，战后不久，曹操便在长江以北（东）之扬州所属丹阳、庐江诸郡县，积极备战，开始了新的行动。
第一，作轻舟，治水军。根据记载判断，曹操在谯，很快便把赤壁败下来的残兵集拢起来，而且抓紧时间造作船只，投入了军事训练。所以，不到四个月即有了一支新的水军队伍。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七月，军队自谯起程，由涡河顺流而下，入淮河，出肥水，驰援合肥守军。据载，曹丕参与了这次重整军旅的活动，并随军东征，情绪很高涨，因作《浮淮赋》，描述了当时的军事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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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张纮传》。
其序说：“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运，泛舟万艘。时余从行。始入淮口，行洎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盛唐之狩，舶胪千里，殆不过也。”曹操军旅恢复之快，使孙权感到紧张。
第二，置扬州郡县长吏。扬州辖境跨越大江南北，曹操和孙权都想得而据之，是必争之地，所以双方都设置了扬州刺史。曹操、孙权既已处在战争对立状态，扬州地位更显重要，尽快备置扬州郡县长吏和确定镇将人选，从战争和备边意义说都是非常紧迫的。但以何人主治扬州，不能不慎。曹操毅然以身边重臣丞相主簿温恢出为扬州刺史，同时又遣甚得见重的原扬州别驾、现为丹阳太守的蒋济还州继任别驾。
第三，开芍陂屯田。曹操重视屯田，到建安中，已收“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①之效，使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曹操芍陂屯田的重要的目的是屯兵、备边，对付孙权。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因引淠水经白芍亭东积而成湖，故名。《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陂周一百二十许里，是战国时楚相孙叔敖所造，后经历代修治，陂周扩至二三百里，灌田百余万顷。据载，扬州刺史刘馥广屯田，曾修治芍陂、茄陂等以溉稻田。时刘馥已死，曹操军合肥，开芍陂，实是进一步开发扩大屯田规模。
第四，讨斩陈兰、梅成。曹操回谯以后不久，便有“庐江（今安徽潜山）人陈兰、梅成据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叛”②，先此还有庐江人雷绪起兵反叛。这样，在今安徽六安、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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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
②《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四年。
山、舒城、岳西、桐城、潜山一带便陷入混乱，影响了对于此一地带的控制，不利保合肥，南向用兵。因此，曹操先是派行领军夏侯渊击败雷绪，既而派荡寇将军张辽督张、牛盖等讨陈兰，派于禁、臧霸等讨梅成。
第五，增加合肥兵力，“使张辽、乐进、李典等率领七千余人屯合肥”。①
第六，密遣蒋干说周瑜。赤壁战后，曹操军谯期间（按：不是在赤壁战时），曾试图瓦解孙权的兵力和孙刘联盟。所以便有了密遣蒋干往说周瑜之举。蒋干，字子翼，九江人。据载，“干有仪容，以才辨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蒋干扮成一介书生，“布衣葛巾，自托私行”，以旧友往见周瑜。周瑜甚知蒋干来意，明确说：“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蒋干知周瑜难以说动，“终无所言”，回见曹操，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②曹操密说周瑜的企图没有获得成功。
第七，征讨西北，解除对孙权用兵的后顾之忧。建安十六年，曹操进行了西征张鲁、马超、韩遂等的军事行动。此举有其更重大的战略考虑，其中一点就是避免两面作战，为下一步与孙权作战做准备。
第八，令阮瑀捉刀对孙权进行威胁。十七年正月，曹操由西北回到邺城，备战孙权的条件差不多了，即让记室令史阮瑀以曹操的名义给孙权写了一封软硬兼施的长信。阮瑀是受命而作，所以信的内容完全反映着曹操的思想和计谋。信中先述旧好，说“离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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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张辽传》。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犹姻媾之义（指曹操曾把侄女许配给孙权弟孙匡，为儿子曹彰娶权堂兄孙贲之女为妻），恩情已深，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继而说“常思除弃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荣，流祚后嗣”；然后为自己赤壁失利辩护：“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舡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能败也”；同时假意表示，自己无意于荆州，“荆土本非己分，我尽与君，冀取其余，非取侵肌肤，有所割损也。思计此变，无伤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复还之。”然后为自己的备战活动打掩护：“往年在谯，新造舟舡，取足自载，以至九江，贵欲观湖濞之形，定江滨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战之计”。然后笔锋一转，威胁有加，一述自己完全有势力把你孙权打败，"以君之明，观孤术数，量君所据，相计土地，岂势少力乏，不能远举，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二讲水战挡不住王者师，“若恃水战，临江要塞，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三言历史上凡抗王师者如淮南王刘安、西汉隗嚣、东汉彭宠，都没有好下场。最后，给开设二条路，任孙权选取：其一，“内取子布（张昭），外击刘备，以效赤心，用复前好，则江表之任，长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观，上令圣朝无东顾之劳，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荣，孤受其利，岂不快哉！”其二，“若怜子布，愿言俱存，亦能倾心去恨，顺君之情，更与从事，取其后善，但擒刘备，亦足为效。”就是说，如能把张昭、刘备都杀掉，我给你高位重爵；如果舍不得杀张昭，只要把刘备擒杀也可以得到谅解。① 这份富有文采的长信，是招降书，亦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