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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盖修降书一封，派人送给曹操，书称：“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毁。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②
这封降书，正与曹操心中所想相符，认为黄盖归降，实属情理中事。为了慎重，他还特别召见送信人，密密审问了一番。此等送信人，绝非等闲之辈，必定既有胆识，又有辩才，把黄盖欲降之意表述得更加清楚。于是，曹操让送信人向黄盖转达他的口谕：“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③并约定归降时的信号。看来，当时并未约定具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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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三国演义》说送信人是阚泽，于史无征。
周瑜、黄盖得知曹操允降，立即进行战斗准备，"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①万事具备，只欠东南之风。
我在《刘备传》中指出，至于《三国演义》中说的“草船借箭”，则完全是移花接木。《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记载建安十八年孙权抵抗曹操进攻濡须口的战役，说：“（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个情节的确很精彩，所以被演说三国评话的人和罗贯中移花接木地变成了赤壁战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原型。实际上，这个记载是不可信的。重要理由是，《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也记载了这次战役，情况完全不同。《吴历》说：“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又说：“权数挑战，（曹）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这说明，这次战役，曹操虽然受到了损失，但并没有让士兵乱发弓箭，而是明令“不得妄发”。既如此，“草船借箭”事，自然是不曾发生过。
《三国演义》说，诸葛亮为周瑜“借东风”。这自然又是不可能的。“借东风”，不见史传，最早见于《搜神记》一类不经之书。
其实，时值隆冬，多刮北风，但按气象规律，几天严寒日过后，亦常间有稍暖之日，风向亦或变为东风、南风、东南风。据说，十一月十二日甲子日（公元208年12月7日）这一天，晴空风暖，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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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南风起①，及至午夜风急，黄盖即以所备之船舰出发，以十艘并列向前，余船以次俱进。到了江的中心，众船举帆，黄盖手举火把，告诉部下，使众兵齐声大叫“我们是来投降的”。曹军吏士毫无戒备，出营立观，“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离操军二里许，黄盖命令各船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柴”。顷刻之间，“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②周瑜等指挥轻锐船只，随继其后，雷鼓大进。曹军大溃，战船被烧，并且延及岸上，陆寨也难保守了，又加病卒甚多，曹操知道不可久留，于是下令自焚余船，引军西走。
不少记载将刘备作为战争主体。《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时）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注引《山阳公载记》也说，“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这可能是就整体而说的。因为形式上孙权是应刘备的“请救”而出兵的，所以视刘备为战争主体。实际上，刘备只起了配合作用。相对来说，《三国志•先主传》和《吴主传》的记载比较客观一些。《先主传》说：“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吴主传》说“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治史者大都认为，当以《周瑜传》及其注引《江表传》为是，主要是周瑜烧毁了曹操的战舰，而不取曹操的船舰“为备所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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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松之注谓：“（曹操）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有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可见，实为南风，“东风”云云，为后起之说。
②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并注《江表传》。
说法。
还应指出的是，曹操的很大一部分船只实是自己在退军途中烧毁的。《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孙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里，固有自我解嘲的成分，但亦当反映了一定事实。所以，《三国志•郭嘉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太祖（操）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另，《读史方舆纪要》卷77巴陵县曹公洲注说“即孟德为孙权所败，烧船处”。巴丘，山名，在湖南岳阳市湘水右岸；巴陵，即今湖南岳阳。岳阳距赤壁、乌林不下百里之遥，可见曹操烧船多数是在退却中为了避免以船资敌，出于战略的需要而主动采取的措施。《吴主传》也承认这一点，说：“公（操）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刘备的主要作用在陆战方面。相传，周瑜在谋划水战的同时，派兵在乌林一侧登陆，刘备也自蜀山（今湖北汉阳西）向乌林进发①，所以他们能在曹操败退之时形成共同追击之势。曹操西走，周瑜军队紧追其后，刘备的军队也自今湖北仙桃市境急向西南方向行进，予以截击。
曹操在其船只被烧或自烧以后，“引军从华容道（在今湖北监利境）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②幸得张辽、许褚等接应，才得脱险。应该指出的是，曹操在华容道并没有遭到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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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76鱼岳山条：“先主会吴拒操，曾驻跸于蜀山。”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军的伏击，更没有关羽放走曹操的事情发生。据载，“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的确如操所料，刘备行动慢了一步，曹军已过，他才赶到，虽然放了一把火，但是正如记载所说：“寻亦放火，而无所及”①。
周瑜、刘备水陆并进，追赶曹操，直至南郡（治江陵）城下。操军兼以疾疫，死者大半。曹操既已失败，又恐后方不稳，于是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然后率领残部北还。
赤壁之战，孙刘联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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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夺取江陵，迫曹军远离江防
曹操北还以后，周瑜、程普进取南郡，“与（曹）仁相对，各隔大江”。《三国志•吴主传》说：“（周）瑜、（曹）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江陵）走。”
孙权最终取得江陵，迫使曹军远离长江防线，是其赤壁战争胜利的延续和组成部分，也是孙刘联合的又一战果。
孙权能够迫使曹军弃江陵而撤至襄阳的最重要的原因为：
一是周瑜、吕蒙、甘宁等进取夷陵的战役取得了胜利。史载，甘宁“攻曹仁于南郡，未拔。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时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宁受攻累日，敌设高楼，雨射城中，士众皆惧，惟宁谈笑自若。”①曹仁“分众攻宁”，宁兵少“困急”，遣使向周瑜求援。当时，“诸将以兵少不足分”，均感为难。吕蒙向周瑜、程普献计两条，其一，出敌不意，速战速决，留少量兵力围曹仁于南郡，以优势兵力救甘宁。吕蒙对周瑜、程普说：“留凌公绩（按：凌统与甘宁有杀父之嫌，所以不令同行赴救），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其二，断敌归路，夺敌战马。吕蒙“说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周瑜接受了吕蒙建议。“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此战意义重大，史家评价甚高，《三国志》作者陈寿说：“于是将士形势自倍，乃渡江立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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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相攻击，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①
二是为刘备增兵，令断曹仁归路，曹军感到恐慌。周瑜、刘备将曹仁等包围在江陵城中一年多。刘备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随）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周瑜听从了刘备的意见，遂“以二千人益之”②。这说明，赤壁战后孙刘有过再次的军事上的联合行动。他们的联合行动，更使曹仁感到孤城难守，忧断后路，因此曹操不得不命令曹仁主动放弃江陵，退守襄阳。
三是孙权在东线发动了策应进攻。史载，十三年十二月，“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很明显，这是一次策应性的军事行动，不在于攻城略地，而在于在长江下流制造军事紧张态势。所以，“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③孙权虽退，但使曹操看到了东、西两线作战颇难兼顾的不利局面。显然，对于曹操来说，东线比西线更重要。
四是江陵城外的决战胜利。史载，“宁围既解，（瑜）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战斗进行得很激烈，“瑜亲跨马操陈，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④
诸多记载，都突出了周瑜、吕蒙、甘宁等的谋略与战斗精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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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吴录》。夏水，在今江陵东北，注入汉水，故汉水亦称夏水。
③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④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不提或很少提到刘备曾派张飞同吴军一起西上，对吴军入据夷陵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也不提刘备带兵断曹仁后路事，显然是不公平的。
另外，曹操赤壁惨败之后，面临严重的内部政治压力，不得不全力应付，军事上的削弱，不利战线过长，也是重要原因。
三、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曹仁北退，孙权遂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为江夏太守，屯沙羡（今汉口西南）；吕范为彭泽（治今江西湖口东）太守；吕蒙为寻阳（治今湖北黄梅西南）令。这样，孙权便完全控制了西起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经武昌，柴桑（治今江西九江西南），东至于海的长江防线。
周瑜做了南郡太守，分南岸地给刘备，刘备“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今湖北公安境）”。先此，已经投降曹军的荆州吏士“多叛来投备”，刘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①，并乘周瑜、曹仁相持之际，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先表刘琦为荆州牧，琦病死，遂自为荆州牧，治公安。
我在《曹操传》中指出，赤壁战前曹操的优势是非常大的。这些优势不仅曹操以为自豪，也是孙刘两家所共认的。从诸葛亮、张昭等人的话语中以及当时的力量对比看，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自感在道义上难与争锋；第二，曹操以新胜之军南下，其气自盛，及至取得荆州，吏卒更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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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三，曹操取荆州，收到“威震四海”之效，孙、刘为之丧胆；第四，曹操原有兵力十五六万人，合荆州水陆八万人，计二十余万人，数倍于孙、刘两家之兵。
曹操既然具有如此的优势，那为什么战争的结局却是孙权、刘备得到全面胜利而曹操失败了呢？
就孙权、刘备方面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孙权、刘备都处在生死存亡关头，困兽犹斗，上下共奋。刘备与曹操，势不共存，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和退路。这是明摆着的。孙权的出路，鲁肃、周瑜也已分析透彻，战则有望获胜，可图大事，降则寄人篱下，失去基地，不知所归，终至羁縻异地而亡。因此，孙权部属除了张昭、秦松等缺乏抗曹信心外，众多将帅大都是主战派，能够团结一心，誓死对敌。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孙权、刘备，从战略形势来说，均近如此。
第二，战略联合的胜利。孙权、刘备以及鲁肃、周瑜、诸葛亮都看到了联合抗曹的重要性，并且着力付诸实行。毋庸讳言，赤壁战争中主要战斗武装是孙权的军队，刘备及其部属在决定胜负的水战中的作用不大。但关羽、张飞、赵云等在牵制曹操兵力方面都发挥了作用，而且在追击曹操的追击战中成为主力。所以，有的记载便将刘备作为战争主体，说“（曹）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① 实际上，刘备只起了配合作用。曹操的很大一部分船只是他自己在退军途中烧毁的。曹操为什么后退中又把船只烧了呢？无疑，主要是联军紧追，曹操为了避免以船资敌，出于战略的需要而不得不主动采取的一种措施。总之，孙刘联合，确保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