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传(16)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他拒守边埸，离开新野；二是表示“亲热”，将他羁縻于襄阳，使离军事。刘备对于刘表的心思自然明白。因此，他能自觉而有效地利用刘表所提供的条件，既能暂安于荆州地域，又能适度发展自己，相机而动。
史载，刘表使刘备“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今河南南阳东北）。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①可见是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离开了新野，驻扎在同曹操军事接壤的地区；并且曾经主动发动过一次战役，取得小胜。这次战争，规模虽然不大，但因对方是曹操的名将，所以大大增强了刘备在荆州地界的威望，也更加增大了刘表对刘备的疑虑，使刘表感觉到让刘备远离自己而亲临军事前线，并不是制约的好办法。于是又让他离开军事前线，率领部伍屯驻樊城。这样，从地域上看，无疑，更有利于掌握和窥测刘备的动向。但是，这样又不免使刘表产生了新的疑虑。《三国志• 先主传》注引《世语》说：“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以蒯越等为代表的亲曹势力则联合刘表妻子蔡氏以及蔡瑁、张允等姻亲势力，多次设计，想把刘备除掉。
建安十二年以后，刘表与刘备的关系，相对来说，形式上比较“融洽”了。这既有刘备谋事、处事、虚与委蛇和善于掩饰方面的原因，也有刘表迫于形势方面的原因。所谓迫于形势，第一，刘表知道曹操南征荆州已经摆到日程上了。这是最重要的。第二，黄祖覆灭，荆州失去江夏要冲，吴兵已成压境之势。第三，刘备坐地日大，网罗益众，刘表深深感到了刘备的威胁。及至弥留，他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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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陷入子孙难保其国的恐慌之中。第四，特别让刘表担心的是，荆州内部出现了严重危机。
刘备、诸葛亮有效地利用并促进了荆州的内部矛盾，分化了荆州力量。刘表迫于外有强邻（北有曹操，东有孙权）、近有刘备军事力量的存在、内患自己和儿子们“才不足以御（刘）备”，而又面临刘琦、刘琮兄弟互不相容的严峻形势，病重期间玩了一个“托国”的把戏，试图稳住刘备，以保荆州牧的权力平稳过渡到自己儿子刘琮的手里。这就是《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所说：“（刘）表病，上（刘）备领荆州刺史。”注引《魏书》所说：“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当时，刘表已经立次子刘琮为嗣，刘备自然明白刘表的本意所在，因而当即表示：“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意谓“您的儿子都很好，不必担心，您就放心地走吧"。据说，刘表死后，有人劝刘备“宜从表言”，即宣布遵照刘表的遗言夺了荆州牧的位子。刘备说：“此人（指刘表）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
这就是被历代诸儒和治史者以及小说家所极度赞赏的德者之风。实质上，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南朝宋人裴松之已经指出：“（刘）表夫妻素爱（刘）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刘）备，此亦不然之言。”刘表其人，“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①。所以，如果将其视为刘表耍的政治花招，自然就会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刘表死后，蔡瑁、张允等遂以刘琮为嗣。刘琮继为镇南将军、荆州牧，以刘表的“成武侯”印授刘琦。刘琦不得继承荆州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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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职，勃然大怒，将侯印“投之地”（摔在地上），立即部署，准备乘奔丧的机会“作难”。①
刘琦想乘“奔丧”的机会而“作难”的计划，未及发动，曹操的大军已经到达新野，因此不得不将军队撤回待机。假设不是这样，刘表的儿子们自然必如袁绍的儿子们一样，大战一场，而最终得利的将是刘备。
从刘备方面来说，他不接受荆州之托，绝非良德有加，更非内心不欲，而是不敢。第一，荆州的实际权力主要控制在刘表的心腹大将蒯越、别驾刘先、以及妻弟蔡瑁和外甥张允等人的手里，这些人都是竭力抵制并想杀害刘备的；第二，曹操和孙权都在向荆州用兵，曹军已临国门，吴将屡蚕边塌。刘备如果贸然自为，野心就会暴露无遗，立即就会成为曹操、孙权的征讨目标。
刘备在荆州的日益发展，既是曹操深以为忌的，也是孙权所不愿看到的。但当曹操完成了北方统一战争后，孙权、鲁肃、周瑜等都认识到危机已经来临，出路不在进攻荆州，取荆州而有之，也不在联合刘表，而在联合刘备，“共治曹操”。
曹操南取荆州，加大了对孙权的军事威胁
曹操早有南取荆州之志。建安六年春，曹操“以袁绍新破，欲以其间击刘表”。他的重要心腹、尚书令荀彧觉得条件尚不成熟，指出：“（袁）绍既新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乘虚以出人后，则公（操）事去矣。”②因此，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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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刘表传》。
②《资治通鉴》卷64，汉献帝建安六年。
操没有发动这次行动。八年八月，曹操“击刘表，军于西平（河南今县）”。十二年，北征乌桓结束后，立即部署南征。他采用荀彧提出的“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①的策略，建安十三年七月间，迅速到达南阳一线。
曹操疾趋宛、叶，刘表死了，荆州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已如前述。
曹操占有荆州，兵控长江中流，大军即可顺流而下，加重了对孙权的军事威胁。与此同时，曹操已派张辽、于禁、臧霸等讨平潜山、六安等地反叛，控制了合肥一线。这样，孙权的北面防线概与曹操的军事控制线接壤，长江水军和沿江重要据点，均处在曹操军队上下夹击的态势之中。
据载，早在建安七年九月，曹操就曾对孙权进行过书面恫吓，“下书责孙权送儿子做人质”。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指出：“操盖以此觇孙权，而观其所以应之。”②孙权听从周瑜的意见，没有答应曹操的无理要求。虞溥《江表传》详细记录了孙权、周瑜等的决策经过。
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按：权母吴夫人）前定议，瑜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至于南海，传业延祚，九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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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②《资治通鉴》卷64，汉献帝建安七年。
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人，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孙策字）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
孙权送不送儿子去做人质，看似简单，实则对于双方都很重要。对于孙权，如周瑜所说，送去人质，便受制于人，不得不惟曹操之命是从，最好的终极结果只不过是封侯而已，而建立帝王基业、称孤道寡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于曹操，要不要人质，是个战略问题。曹操一向重视人质问题。比如，他征张绣受挫后对诸将说：“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①他为了控制西北，钳制马超，用升官的方式把马腾调人京师做了人质。应该说，孙权不送人质，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但也加深了曹操的疑虑。他成了曹操取得荆州、饮马长江后的必然的再一个征讨对象。
曹操取得荆州，孙权、鲁肃等甚知大敌届临，不仅谋有荆州的远景即将化为泡影，而且自身难免有一次同曹操的存亡较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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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已至此，他们知道非联刘而不足以抗曹，于是加紧了联刘的步伐，鲁肃不畏跋涉之苦，见刘备于当阳。
刘备兵败当阳，鲁肃受命联刘成功
刘琮降操，受到最大影响的莫过于难容于曹操的刘备，其次便是正在觊觎荆州的孙权。刘备顿失所依，成了孤立之旅，所以特别紧张，特别愤怒。
刘琮遣使请降之时，刘备"屯樊，不知曹公卒至，（曹兵）至宛，（备）乃闻之，遂将其众去。”①又，《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孔衍《汉魏春秋》说：“刘琮乞降，不敢告备。备亦不知，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宋忠诣备宣旨。是时曹公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议。”
时之刘备，北临曹军压境，没有后路，只有南走江陵一途。据载，当时有人劝刘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刘备说：“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②笔者曾在《刘备传》中指出，度势而论，刘备已经没有机会和能力为此，所言难免自高而有假惺惺之嫌。
又，《三国志•先主传》说，诸葛亮曾经主张乘机消灭刘琮，占有荆州：“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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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汉魏春秋》。
然，非不忍，而实为不能。
对于诸葛亮劝刘备攻劫刘琮而乘机夺得荆州的事，“帝蜀寇魏”论者，如朱熹等为其未行而叹惜。然而，治史者度于形势，多有不信。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2引用的王懋竑的话是一种代表性的意见。王懋竑说：“夫跨有荆益乃隆中之本计，而以当日事势揆之，恐诸葛公未必出此。是时，曹操已在宛，军势甚盛，先主以羁旅之众，乘隙以攻人之国，纵琮可取，操其可御乎！”显然，这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刘备听到刘琮已降的消息后，率部张飞、赵云以及诸葛亮、徐庶等急趋南下。《先主传》注引《典略》说：“（刘）备过辞（刘）表墓，遂涕泣而去。”经过襄阳，一些不愿归依曹操的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大多归依刘备。沿途不断有人加入，“比到当阳（湖北今县），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辆）”。刘备背上了很大的“包袱”，行动迟缓，日行不过十余里。这是军事上的大忌。
当时有人劝刘备弃众而走，说：“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①无疑，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出此弃众而速保江陵的计策，历史讳言其名。就当时在刘备身边的几多谋人来看，糜竺、简雍、孙乾、伊籍等不谙军事，难虑及此，而能从军事角度出此策者，不是诸葛亮，就是徐庶，而最大的可能是诸葛亮②。刘备面对严峻形势，表现了一位“仁君”的胸怀，因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对此，晋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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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三国演义》说，从事中郎简雍劝刘备“速弃百姓而走”。查无任何根据。130
家习凿齿曾作过一番颇受后人尊崇的评论。他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①的确，刘备此举，在后人眼睛里获得了不少政治分数，从为政爱民的角度亦应给予一定肯定，但就当时言，说明刘备不善权衡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不具备军事大家的才能。
史载，曹操知江陵地处要冲，且有粮储、兵械之类，深恐为刘备据有，于是放弃辎重，轻军追击刘备，及到襄阳，听说刘备已南去，便督将曹纯和刚刚投降过来的刘表大将文聘率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终于在当阳县之长阪追上了刘备。曹操不顾所谓“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的兵法之忌，正是看到了刘备包袱重、行动缓、处事迟的弱点。
战斗很快结束，刘备惨败，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曹操大获其人众辎重。
刘备惨败，流窜无定，客观上成为孙权、鲁肃主动联合刘备的有利条件。据载，鲁肃到达夏口，闻曹操已向荆州进军，于是“晨夜兼道”。当赶到南郡时，刘琮已经投降曹操，刘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鲁肃只好改道，径迎向前，与刘备相遇于当阳长阪，“因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②，并“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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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生动地记录了鲁肃劝说刘备应同孙权结盟的对话：
鲁肃问刘备：“豫州（刘备自曹操表荐其为豫州牧，人们便常尊称为刘豫州）今欲何至？”
刘备回答：“与苍梧（广西今市）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鲁肃即劝刘备与孙权结盟，说：“孙讨虏（权）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使自结于东，崇联合之好，共济世业，而云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
此时，刘备正苦无安身之地，很高兴地接受了鲁肃的意见，便随鲁肃东走夏口。刘备自长阪斜趋东向走汉津（今湖北沙洋境），进驻鄂县（今湖北鄂州市）之樊口。路上幸好与此前派出的相约会师于江陵的关羽水军相遇，渡过沔水（今汉水），并得到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的接应，一起到了夏口（今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