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是孙氏世仇。前已述及,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孙坚攻刘表,刘表令黄祖迎击孙坚于樊、邓之间(今湖北襄樊境),“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今湖北襄樊)”。胜利在望,孙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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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 祢衡传》、《三国志• 魏书• 荀彧传》注引《典略• 祢衡传》。
马”出行巡视,“为祖军士所射杀。”孙坚被乱箭射死以后,孙氏功业受到极大挫折,几难再振。后来,孙策据有江南,力量稍备,即谋复仇。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发兵重创黄祖于沙羡县,“锋刃所截,炎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迸走”。这就是说,黄祖家属部曲,虽然被杀殆尽,但黄祖逃过一死,孙策兄弟的杀父之仇未能彻底得报。
黄祖深知决定生死的未来的战争总归是无法避免的。他紧紧依靠刘表,与刘表相互为用,全力备战:一、积极募兵,仅三四年的时间,便又重新组建起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二、刘表特设章陵郡(治今湖北枣阳东),用黄祖的儿子黄射为章陵太守,遥领其职,就近治兵,驻扎沙羡至柴桑(今江西九江)一线,以与黄祖为掩角之势;三、为了分散对方的兵力,刘表还加强了据守鄱阳湖畔的侄子刘磐的力量,用以牵制孙权名将太史慈等(按:太史慈死于建安十一年);四、不断骚边,示强,虚张声势。历史记载,在孙权尚未发动之前,刘表、黄祖数次支使刘磐、黄射犯边。《三国志•徐盛传》说,徐盛以五百人“守柴桑长,拒黄祖”,黄祖的儿子黄射率领数千人顺流而下攻击徐盛,“盛时吏士不满二百,与相拒击,伤射吏士千余人”,然后开门出战,大破黄射,“射遂绝迹不复为寇”。
听鲁肃之议,第一次出征
孙权必征黄祖,但何时用兵并不是随机的。就形势和辖属关系言,征黄祖就是对刘表用兵,而当时刘表虽弱,但孙权并不完全具备这样的势力。所以内部便产生了分歧,一方是鲁肃、甘宁等一班武将,一方是张昭等一班文臣。
前面提到,鲁肃初见孙权时就曾献计:抓住曹操胶着北方战事而无暇南顾的机会,“剿除黄祖,进伐刘表”。此说虽然受到孙权赞许,但遭到张昭“訾毁”。孙权没有听张昭的,而是命令诸将极备战。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发动了第一次征讨黄祖的战争。
孙权为什么在这一时间开始发动战争呢?
第一,统事三年,为政、用人、处理家族内争等问题都取得了好的成就,权力地位已经相对稳定;
第二,抚山越,讨不服,取得了不少局部战争的胜利,辖内略显稳定,诸将佩服,愿为之战;
第三,与荆州接壤的重要据点布防已经基本就绪。中护军周瑜继领江夏太守,驻宫亭(即宫亭湖,今鄱阳湖),柴桑长徐盛镇守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二人统制水陆,紧扼浔阳江(今江西九江北之一段长江名称)要冲;建昌都尉太史慈驻守海垦、建昌,抗住了刘表的局部用兵,基本控制了鄱阳湖以西一线;
第四,曹操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北前线收拾袁谭、袁尚兄弟,孙权北面防守压力较小,没有曹操南来之虞,敢于放手灵活调动自己的军队;
第五,是年,曹操为了促进袁谭、袁尚兄弟内变,依从郭嘉的计谋,示以南征刘表的假象,曾耀兵南下,军驻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刘表因此大为紧张,不敢轻举妄动,不得不备兵防操;
第六,刘备军事势力在荆州的迅速发展,刘表在心理上感受到了威胁,不能不有所防备,因而也使他不敢将过多的主力调离襄阳一带,而去支援黄祖;
第七,刘表年衰,二子争立已趋白热,内部争斗很激烈;亲曹派搞得刘表心神不定。
诸此可见,在这一时间发动征讨黄祖的战争是非常适宜的。初冬十月,孙权亲率征虏中郎将吕范,荡寇中郎将程普,别部司马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开赴前线,并督同周瑜、徐盛等,水陆并进,向黄祖发起进攻。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彻底击垮了黄祖的水军,一路前进,很快兵临黄祖的大本营沙羡城下。
从历史记载分析,当时的沙羡(按:夏口在沙羡境。后来吴改沙羡为鄂城)城防是相当巩固的,所以没能即时攻破。是役,孙权的重大损失是破贼校尉凌操牺牲。凌操“从讨江夏,人夏口,先登,破其前锋,轻舟独进,中流矢死”。①《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说,凌操是被甘宁射死的。当时,甘宁正在黄祖那里效力,“权讨祖,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
正当全力攻城,有望捉住黄祖的时候,孙权接到了后方的告急情报。豫章、丹阳、庐陵、吴、会稽等郡的山越全面“复动”,形势紧急,直接威胁孙氏政权的统治。权衡利弊轻重,孙权自然明白,镇抚山越比捉拿黄祖更为重要。因此,不得不下令班师,第一次出征功亏于垂成。
甘宁称说荆州形势。第二次和第三次出征
建安八年至十一年,孙权全力镇压了一些地方的山越暴乱。镇抚行动取得相当成功,孙权的军事力量非但没有削弱,而且得到更大的扩充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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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凌统传》。
同时,周瑜、董袭等在此期间,也受命完成了进犯到刘表边缘地区、进而扫清附近“山贼”、消灭来犯之敌的任务。建安十一年,孙权督周瑜率领绥远将军孙瑜等讨麻、保二屯(在今湖北嘉鱼境)“山贼”,周瑜“枭其渠帅,囚俘万余口”,补充了军队,“还备宫亭”。继而,约在建安十二年,黄祖遣其将邓龙率兵数千人侵入柴桑境,周瑜"追讨击,生虏(邓)龙送吴”。①
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甘宁来归,促进了再伐黄祖的进程。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据说,他是秦丞相甘茂的后代。甘茂是南阳下蔡人,因此历史上又称“宁本南阳人,其先(按:指先祖)客于巴郡”。甘宁年轻时候即以豪侠闻名,史谓“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音er,羽毛饰物)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与人相处,不管是一般人等,还是地方官吏,对自己好,"接待隆厚者"便与其“交欢”;否则,即让自己的属下“夺其资货”。因此,地方官吏都很怕他,以至不敢当班做事。《三国志•甘宁传》注引韦曜《吴书》还说:“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其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后来,渐悟所作所为之非,陡然改变,“止不攻劫,颇读诸子”,并曾做过县吏、郡丞,但不久又弃官归家了。继而,“乃往依刘表,因居南阳”。据载,他没有受到刘表的重视,“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于是归吴”。《三国志》注引《吴书》还说:“宁将童客八百人就刘表。表儒人,不习军事。时诸英豪各各起兵,宁观表事实,终必无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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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欲东入吴。黄祖在夏口,军不得过,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礼之。”甘宁救过黄祖的命。孙权第一次讨黄祖时,"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死孙权的破贼校尉凌操,黄祖免于一死。然而,“祖既得免,军罢还营,待宁如初”,依然不予重用。据说,黄祖属下都督苏飞“数荐宁,祖不用”。不仅如此,黄祖还企图瓦解甘宁的部曲,“令人化诱其客”,不少人渐渐离宁而去。甘宁很失望,很苦闷,“欲去,恐不获免”,但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苏飞知道甘宁想要离开,一天苏飞对甘宁说:“吾荐子者数矣,主(指黄祖)不能用。日月逾迈,人生几何,宜自远图,庶遇知己。”甘宁说:“虽有其志,未知所由。”苏飞说,我去向黄祖讲讲请他放你出去做邾县(在今湖北黄冈境)长,你到了那里以后,看机行事。黄祖听从了苏飞的建议,让甘宁做邾县长。甘宁到了邾县以后,“招怀亡客并义从者,得数百人”,遂即归吴。
甘宁入吴,“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于旧臣”。甘宁甚知荆州之要,因而即陈征黄祖、伐刘表、奄有荆州之计。主要内容约为:
第一,申述西取荆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音 jiao,通骄),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
第二,申述西伐刘表的急迫性:“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敬称孙权)不可后操图之。”
第三,申述欲图刘表“宜先取黄祖”之议。列举了可即兴兵的有利条件:一曰黄祖老迈昏庸,不得人心:“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二曰黄祖第一次受创以后尚未恢复元气:“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三曰征破黄祖的重大意义:“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按:又称扞关,在今湖北长阳境),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孙权认为甘宁的话很有道理,“深纳之”,然而又遭到张昭的反对。张昭认为不宜出兵,应该先稳定内部,说:“吴下业业(按:意为吴下形势令人担忧),若军果行,恐必致乱。”甘宁当即批评了张昭不求进取的精神,说:“国家(指孙权)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孙权本来有意再次发动征讨黄祖的战争,自然是听甘宁的,于是举杯对甘宁说:“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昭)之言乎(何必在乎张长史说什么)。”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孙权以第一次出征诸将,以及别部司马凌统等进行了第二次讨伐黄祖的战争。根据《三国志•孙权传》的“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的简短记载分析,这次征伐没有全面展开,虽然取得一定战果,但不够辉煌。究其原因,不得其详。极大可能是,母亲“疾笃”病危,孙权不得不罢兵回吴。《资治通鉴》卷65记载:“权母吴氏疾笃,引见张昭等,属(嘱)以后事而卒。”这说明,孙权紧往回赶,还是没有赶上母亲的最后一口气,所以其母弥留之际只好召见张昭等“嘱以后事”。
建安十三年春,孙权没有以“国丧不举兵”为训,第三次率领整装待发的军队开赴征伐黄祖的前线。这次,他以周瑜为前部大督,以刚刚升职为偏将军的董袭和年轻的破贼都尉凌统,以及平北都尉吕蒙等三人为前部先锋。
黄祖也已数年战备,所以战斗进行得很激烈。
《三国志•董袭传》说,黄祖“横两蒙冲(按:蒙冲是大的战船名字)挟守沔口(即汉口),以耕闾大绁(按:即棕榈大绳)系石为矴(音ding,固定船只用的石锚),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董)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
《三国志•凌统传》说,孙权“复征江夏,统为前锋,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数十里。行入右江,斩黄祖将张硕,尽获船人。还以白权,引军兼道,水陆并集。时吕蒙败其水军,而统先搏其城,于是大获。”
《三国志•吕蒙传》说,吕蒙“从征黄祖,祖令都督陈就逆以水军出战。蒙勒前锋,亲枭(陈)就首,将士乘胜,进攻其城。祖闻(陈)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
《三国志•孙权传》说,孙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
谁的功劳最大?从孙权的态度看,历史记载了四种情况:
其一,在追杀黄祖以后的第二天的庆祝会上,孙权举起酒杯对董袭说:“今日之会,断绁之功也。”
其二,在另一场合说:“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因此把吕蒙升为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
其三,凌统先此酒后杀死同部督陈勤,犯杀人罪,大破保屯“山贼”以后,“自拘于军正(按:军中执法者)”,孙权“使得以功赎罪”,属于戴罪之身,不宜大的封赏,而赐号承烈都尉,以示其继承
并完成了父亲凌操的意愿。
其四,甘宁陈计以后,孙权“遂西,果禽祖,尽获其士众”,孙权有言在先,“卿(指甘宁)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因此,战后“遂授宁兵,屯当口(约近夏口)”。应该指出的是,甘宁虽然拿出了用兵方略,但不可能直接参与讨伐黄祖的前阵军事行动,第一,他曾是黄祖的属下;第二,黄祖部属中不少人是他的朋友;第三,最重要的是他曾射死了凌统的父亲凌操,“凌统怨宁杀其父操,常欲杀宁”,所以很难相互配合。孙权自然会考虑这些情况。战后,孙权没有忘记甘宁之功,不仅授兵,而且在处理黄祖部属问题上还给了甘宁很大面子。据载,孙权出征之前,“先做两函(匣子),欲以盛(黄)祖及苏飞首”。孙权为诸将置酒,甘宁下席叩头,血涕交流,为苏飞求情,对孙权说:“(苏)飞畴昔旧恩,宁不值飞,固已损骸于沟壑,不得致命于麾下。今飞罪当夷戮,特从将军乞其首领。”孙权“感其言”,答应不杀,允其流亡。甘宁仍然长跪不起,恳言:“飞免分裂之祸(按:分裂,指身首异处),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岂当图亡哉!若尔,宁头当代人函。”因此,孙权很受感动,完全赦免了黄祖的重要将领、都督苏飞。显然,《三国演义》所谓甘宁“背射黄祖”,枭其首而归的描写是不真实的。
剿灭黄祖的重要意义,对于孙权来说:
第一,世仇得报,远慰先父在天之灵,近成兄长未赏之愿;
第二,西剪刘表,拓疆扩土,实际控制线,真正地越出扬州六郡,深入荆州,为以后夺取并拥有荆州,奠定了有利基础;
第三,兵扼汉沔,军驻江夏,江夏太守(治今湖北鄂城)周瑜同刘表的新任江夏太守刘琦相对夏口(即今汉口),有效地控制了长江水陆要冲,免去了上流来侵之虞,保证了下流安全,而且为以后进一步西下用兵提供了基地,得以顺利进军乌林赤壁,迎击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