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传(10)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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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黄盖传》并注。
②《三国志•吴书•韩当传》。
③《三国志•吴书•蒋钦传》。
④《三国志•吴书•周泰传》。
冶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擒合、狼，五县平定，拜昭信中郎将。”①
授严峻为骑都尉。严峻，字曼才，彭城人。“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据说，其人“性质直纯厚，其于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补益”。因此，张昭推荐给孙权，孙权授严峻为骑都尉、从事中郎。②
为吕蒙增兵，拜平北都尉。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治今河南新蔡东北）人。少年时期即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英勇和机智。史载，吕蒙“少南渡，依姊夫邓当。（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恚欲罚之，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邓当的属下因吕蒙年小而看不起他，侮辱他，说：“彼竖子何能为？此欲以肉喂虎耳。”蒙大怒，杀吏，出走，继而自首，“策召见奇之，引置左右”。不久，邓当死，张昭荐蒙代领邓当兵，拜别部司马。孙权继任后，想把诸小将的兵马重新整编，“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吕蒙得知消息，暗地里借钱为士兵“作绛衣（深红色的衣服）行滕（绑腿）”。检阅之日，“陈列赫然，兵人练习，权见之大悦”。孙权当即把别人的部属划归吕蒙，“增其兵”。不久，从讨丹杨，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领广德（安徽今县）长。③
授徐盛、潘璋别部司马。徐盛，字文响，琅邪莒（今山东莒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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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岱传》。
②《三国志•吴书•严峻传》。
③《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人，“遭乱，客居吴，以勇气闻。孙权统事，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长”。①潘璋，字文珪，东郡发干（治今山东聊城西北）人，在孙权做阳羡长的时候，便已追随左右，据说“权奇爱之，因使召募，得百余人，遂以为将。讨山贼有功。”孙权统事，亦署潘璋为别部司马。②
第六，招延俊秀，聘求名士，破格擢用年轻人。
以步骘为主记。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江苏今县）人，“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三国志》步骘本传注引《吴书》对步骘的为人做了简短概括，说：“骘妍道艺，靡不贯览，性宽雅沉深，能降志辱身。”关于“降志辱身”，《步骘传》记录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据说，会稽焦征羌（姓焦名矫，曾为征羌令）郡之豪族，本人及其亲属宾客皆放纵横行，"骘与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名片），奉瓜以献征羌。”当时，焦征羌正在内室，等了两个多小时不出来接见，卫旌不能忍耐，想走，步骘急忙阻止，对卫旌说：“本所以来，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为高，只结怨耳。”又耐心等了好久，焦征羌才推开窗户，“身隐几坐帐中”与之相见，“设席致地，坐骘、旌于牖外”。据说，“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吃饭的时候，征羌“身享大案，肴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卫旌拒不进食，步骘却“极饭致饱”，然后辞出。卫旌愤怒地对步骘说：“何能忍此？”骘则坦然地说：“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可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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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徐盛传》。
②《三国志•吴书•潘璋传》。
心怀大志而颇有一点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的精神。孙权得知其名，而召为主记。
擢骆统试为乌程相。骆统，字公绪，会稽乌伤（今浙江义乌）人。父亲骆俊，官至陈相。袁术“军众饥困，就俊求粮”，俊不予，袁术便派人将其暗杀了。父亲死后，母改嫁，做了华歆的小妻。八岁的时候，骆统回到会稽，靠嫡母（骆俊的正妻）抚养成人。乐善好施，少年“显名”。孙权被授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时，骆统二十岁。孙权将其遽拔民间，试为乌程相。不久，骆统即显出了卓越的能力，“民户过万，咸叹其惠理”。孙权很高兴，即予骆统嘉奖，“召为功曹，行骑都尉，妻以从兄（孙）辅女”。①
破格提拔朱然为余姚长。朱然，字义封，朱治姐姐的儿子，本姓施氏，“初（朱）治未有子，（朱）然年十三，乃启（孙）策乞以为嗣。策命丹杨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吴，策优以礼贺”。到吴后，朱然曾与孙权一起读书，两人很要好。“至权统事，以然为余姚长，时年十九。后迁山阴令，加折冲校尉，督五县。权奇其能，分丹杨为临川郡，然为太守，授兵二千人。”②
辟陆绩为奏曹掾。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父亲陆康，汉末为庐江太守。据载，绩年六岁，随父到九江见袁术。袁术用橘子招待他们，陆绩偷偷将三个橘子揣在怀里，辞别的时候，弯腰拜辞，橘子“堕地”，袁术见状，说：“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想带回去给母亲吃。”因此，袁术“大奇之”。有一次，孙策与张昭、张纮、秦松等讨论天下形势，都认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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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骆统传》。
② 《三国志•吴书•朱然传》。
而平之”。当时，陆绩“年少末坐”，毫无顾忌，当即大声说：“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未安也。”童稚之气，溢于言表，但大家对他的言说都很惊异。史称，陆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可见，他年龄虽然不大，却已有点名气。因此，孙权统事，即用其所长，把这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辟为奏曹掾"。奏曹掾是主管奏议的佐吏。不过，孙权重其才能，但不喜欢他说话太直。后来用擢升的办法派他出去做郁林太守，并加偏将军称号，给兵二千人。①
用陆逊做幕府令史，继领海昌县事。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本名议，世江东大族。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陆）康在官。袁术与康有隙，将攻康，康遣逊及亲戚还吴。”陆逊比侄子陆绩年长四五岁。孙权为将军，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陆逊二十一岁，“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令史是主管文书的小官。不久，便表现出了很好的才能，被派出做海昌（今浙江海宁境）屯田都尉，并领县事。据载，海昌县连年亢旱，陆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②
征是仪专典机密。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今山东昌乐境）人，“本姓氏，初为县吏，后仕（北海）郡。郡相孔融嘲仪，言‘氏'字‘民’无上，可改为‘是’，乃遂改焉。后依刘繇，避乱江东。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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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陆绩传》。
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败，仪徙会稽。”孙权“优文征仪”，给予充分信任，令其“专典机密”。后拜骑都尉。①
用胡综为金曹从事。胡综，字伟则，汝南固始（河南今县）人，“少孤，母带领他避难江东。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行（官名），留吴与孙权共读书”。孙策死后，孙权即以与己同年的胡综为金曹从事。后来，从讨黄祖，拜鄂长，继与是仪、徐详俱典军国密事。②
三、外部有利条件
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年未弱冠而据有六郡之地，成为雄踞江南的一方之主，内部和自身的条件固然很重要，但这也是“天时地利”和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形势使然。
内部的不利和有利条件，前面的叙述已经大体清楚。概括起来说，不利条件有三：第一，“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孙权突以新主统事，人心更加不稳，“士民狼狈，颇有同异”的形势更趋紧张；第二，“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境内并未完全控制，山民暴动时有发生；第三，家族内部有人企图夺取权力，不仅三弟孙翊想谋军权，而且堂兄孙暠亦想乘丧兴兵。
自然，诸此种种皆不足以动摇孙权的地位，因为他有更多更强的有利条件：第一，孙坚、孙策父子创下的基业，在那部曲忠心依附主人的时代，非孙氏少敢窥其位者；第二，孙策死时，其子尚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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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是仪传》。
② 《三国志•吴书•胡综传》。
足以立，孙权是其诸弟中年龄最长、能力最强、业绩最著者，从继统的规则说，孙权理当其任；第三，孙策的遗命就像历代皇帝“遗诏”一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确保了孙权的地位；第四，母亲吴氏“助治军国”，使孙坚、孙策的部属更加坚定地团结在孙权的周围。如史所载：“及权少年统业，（吴）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裨益。”《三国志•董袭传》说，“策薨，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妃嫔传》载，建安七年，夫人“临薨（按：虞喜《志林》说不同，认为权母吴夫人死于建安十二年），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诸此，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另外，吴越故地的丰富经济资源和地理环境，也为政权初建提供了重要的保证。论者或谓，江南经济是在南北朝以后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只能是就整体相对而言。实际上，吴郡、会稽郡等临海之地很久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当发展。春秋时代的吴国、越国都曾是有相当经济基础的一代军事强国。吴王夫差力能战楚、挫越、伐齐，北会诸侯，“欲霸中国以全周室”①；越王句践（句，音gōu）兵败，卧薪尝胆，“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为质于吴，返国七年，即能“拊循其士兵，欲用以报吴”。平吴后，即能以兵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他的后代又曾“兴师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② 至汉，经济更有发展。《汉书• 地理志》说：“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汉书•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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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吴太伯世家》。
②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刘濞传》说：“吴有豫章郡（按：当作故鄣郡，治今浙江安吉西北）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诸此，都说明今天江浙之沿海地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不亚于中原内陆地区。
但是，一个割据政权的存废，永远都同全国的客观形势相联系又相制约。中外历史概莫能外。无疑，外部的有利条件保证了孙权的诸侯地位，使其得机割江而治，得时迅速发展自己，得势抗衡中原。
北方多务
“北方多务”，局势混乱，曹操无暇南顾，是孙权得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建安五年十月，鲁肃向孙权献策时曾提出“因其（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建议。对于东吴来说，这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构想。所以，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特加批语，说：“江东君臣上下，本谋不过此耳。”“本谋”就是立国之谋；“不过此耳”就是此前和以后东吴君臣上下提出的所有谋略，都不能与此同日而语。
现代人喜欢说抓住机遇。“因北方多务”，讲的就是东吴要抓住北方战乱频仍、曹操无暇向南用兵的机遇，固土拓疆，发展自己。
那么，当时北方的形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在《曹操评传》中曾对东汉末年的形势做过三项分析：一曰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与斗争，动荡了东汉社会根基。指出，东汉后期百余年间，时而太后临朝，外戚掌权；时而宦官得势，专断朝廷。皇帝成了他们的傀儡。公元189年汉灵帝死，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握了政权。何进掌权后，把权宦蹇硕杀了。袁绍劝何进尽诛宦官，何进尚在犹豫不决之时，宦官首先发难，杀死何进。然后，袁绍尽杀宦官二千余人。继而董卓引兵入洛阳，废刘辩，杀何太后，立刘协，是为汉献帝。经过宦官与外戚的专权与斗争，中央的权力和威望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增大了，一些州郡牧守，更是竞相扩充自己的势力，手握重兵，成了实际上的各据一方之主。另外，由于地方上局势混乱，一些世豪地主武装也乘机发展了起来。二曰党锢之禁，为乱世的到来作了人才上的准备。党锢之祸，祸从宦官而来。“党人”有的被诛杀，有的被禁锢，但在社会上真正得分的却正是这些“党人”和太学生们。士人势力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外戚集团想依靠他们、利用他们。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官僚以自己能同“党人”沾点边为荣。宦官集团内部也起了分化，不少人同情“党人”，站到“党人”一边。禁锢“党人”，反使“党人”成名。士人议论朝政、褒贬人物形成风气。这种风气，既影响着已经做官的士族知识分子，也激励着诸多隐士关心社会。东汉末年及三国期间有那么多在朝的或乡居的知天下大势的智谋人物出现，都可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某些联系。三曰黄巾起义、军阀混战，为群雄争霸准备了条件。宦官与外戚交互专权，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增重了农民的负担。又加天灾频仍，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雹灾、震灾等等接连发生。天灾人祸，民不堪命，流离失所，饿遍地。劳动人民为了活命，不得不铤而走险——造反、暴动。诸多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鼓舞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志，同时也给汉朝政权以沉重打击，动摇了它的根基。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爆发。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它的历史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它点燃了反抗汉朝统治者的烈火，虽然被镇压了，但烈火的余烬一直在燃烧着；另一方面，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用兵者和州郡史守、地方豪强，甚至一些野心家趁机招兵买马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很快形成了一些各霸一方的军事集团，客观上为军阀混战创造了条件。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更深的灾难。数十年间，群雄割据，“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①，你争我夺，无有休止之时。军阀混战，受苦受难最多最大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渴望安定和统一。有本事的割据称霸者，相对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在战争中发展了自己；平庸之辈和逆潮流者、对广大民众施暴不恤者，受到历史的惩罚，由强变弱，由大变小，最终或被吞并，或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