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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什么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有道德思想,没有德业的成果,只能说他有道,不见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业的成果,道与德配合,才叫“道德”。
历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因为那时谈到“为政”,讲究“德”字。到秦、汉以后,只讲事功,所谓“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于此,等而下之,连霸业都谈不上,连事功都没有,光是拿偷鸡摸狗的手段窃国而已。
天
“天”字,真是“我的天哪”!读古书,碰到这个“天”字,如果要仔细研究,也不是那么容易,同是一“天”,看它用在哪里,又是哪一“天”的意义。我们现在把它归纳起来,也与“道”字一样,有五个内涵。
一是指天文学上天体之天,也可以说,包括了无量无边的太空。可不是吗?外国叫航行太空,我们叫航天,并没有两样,各自文化不同,用字不同而已。这是科学的天。
二是宗教性的天,这是表示在地球人类之上,另外有个仿佛依稀,看不见、摸不着的主宰,叫它为天。在我们上古以来的传统习惯上,有时和“帝”字、“皇”字是同一意义。不过,“帝”或“皇”是把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加上些人格化的意思而已。如果用“天”字,就抽象得多。在意识上,便有“天人之际”,自有一个主宰存在的意思。
三是形而上哲学的天,它既不代表陈列日月星辰的天体,统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又不是宗教性的唯心之天。它既非心和物,又是心和物与一切万象的根源。它犹如萧梁时代,傅善慧大师所说的一首诗“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的天。简言之,它是哲学上所谓的“本体”之天。
四是心理情绪上的天。它如一般人习惯性所默认的“命”和“运”关联的天。所谓“天理良心”,这是心理道德行为上所倚仗的精神的天。又如说“穷极则呼天,痛极则呼父母”,是纯粹唯心的天。
五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作为时间和空间连锁代号的天,例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今天、明天、昨天,以及西天、东天等。
总之,先要了解这几个中国古书中,“天”字的差别意义,这在研究《中庸》一书时,更为重要。
大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礼记》中记载:古人八岁入“小学”。先由学习洒扫应对开始,渐渐地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洒扫,是人生基本的生活卫生和劳作。应对,是人与人之间,所谓人伦之际的言语、礼貌、态度。
“六艺”所包括的内容很广。礼,是文化的总和统称。乐,是生活的艺术,当然也包括了音乐。射,是学习武功,上古的武器,以弓箭为主,所以用射箭的“射”字做代表。御,是驾驭马匹和马车等驾驶技能。书,是指文字学,包括对公文的学习。数,是指算术和数学,是上古科学的基本先驱。
由八岁入“小学”,到二十岁已经不算是童子,在家族中,要举行“冠礼”,算是正式成人了。但在“冠礼”之前,又有一说,十八岁束发,也算成人了。所谓“束发而冠”以后,再要进修就学,那就要学“大学”了。
《大学》,是不是古代所说的成之人学呢?或是如宋儒朱晦庵先生所注,含糊其词地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呢?假定说,《大学》劈头第一句所说的“大学之道”,确是指定是大人之学。那么,怎样才算是大人?或者如中国文化三千年来的习惯,凡是做官,甚至捐官并未补实缺的,都称作大人呢?但不管是曾子的原意,或朱熹的注解,《大学》一书,绝不是专门教做官做吏的人学习的。
从字源学上来看,“大人”这个名词,首先出现在中国文化宝典中,所谓群经之首的《易经》里,就有二十九处之多。例如,在《乾卦·九二》《乾卦·九五》“利见大人”,《升卦》的“用见大人”,《革卦·九五》“大人虎变”,等等。但很遗憾,在《易经》上,每次提到大人,也都没有确切的定义,是指做大官的大人,或是年龄成长的大人。但《乾卦·文言》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这样的“大人”,连鬼神都无可奈何他,天也改变不了他,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说到这里,我先说一段往事。
当年我在成都时,曾经和一位宿儒老师——蓬溪梁子彦先生,畅论这个问题。梁先生的学问,是对朱熹的“道问学”和陆象山的“尊德性”的调和论者。可是我们经过辩证,他只有说:依子之见如何?我就对他说:如果高推《大学》《中庸》为孔门传承的大学问,那我便可说,《大学》是从《乾卦·文言》引申而来的发挥;《中庸》是从《坤卦·文言》引申而来的阐扬。《坤卦·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梁先生听了说:你这一说法,真有发前人所未说的见地。只是这样一来,这个“大人”就很难有了。我说:不然!宋儒们不是主张人人可以为尧舜吗?那么,人人也即是“大人”啊!
梁先生被我逼急了,便说:你已经是这样的境界,达到这样“大人”的学养吗?我说:岂止我而已,你梁先生也是如此。他说:请你详说之。我便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我从来没有把天当作地,也没有把地当成天。上面是天,足踏的是地,谁说不合其德呢!“与日月合其明”,我从来没有昼夜颠倒,把夜里当白天啊!“与四时合其序”,我不会夏天穿皮袍,冬天穿单丝的衣服,春暖夏热,秋凉冬寒,我清楚得很,谁又不合其时序呢!“与鬼神合其吉凶”,谁也相信鬼神的渺茫难知,当然避之大吉,就如孔子也说“敬鬼神而远之”。趋吉避凶,即使是小孩子,也都自然知道。假使有个东西,生在天地之先,但既有了天地,它也不可以超过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除非它另有一个天地。所以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有鬼神,鬼神也跳不出天地自然的规律,所以说:“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我这样一说,梁先生便离开座位,抓住我的肩膀说:我已年过六十,平生第一次听到你这样明白的人伦之道的高论,照你所说,正好说明圣人本来就是一个常人。我太高兴了,要向你顶礼。这一下,慌得我赶快扶着他说:我是后生小子,出言狂放,不足为训,望老先生见谅,勿怪!勿罪!这一故事就到此为止,但梁先生从此便到处宣扬我,为我吹嘘。现在回想当年前辈的风范,如今就不容易见到了!
说到这里,我已经把《大学》里的“大人”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还不了解,勉强下个定义吧!凡有志于学,内养的功夫和外用的知识,皆能达到某一个水准,即称之为“大人”。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论语别裁》)
五经与中国文化的精神
《礼记》中有一篇《经解》,对于五经做总评。这怎么说法呢?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就是对五经扼要简单的介绍,对《诗》《书》《易》《礼》《乐》《春秋》以一两句话批评了。
《经解》篇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意思是,到一个地方,看社会风气,就可知道它的文教思想。
《经解》篇接着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所谓诗的教育,就是养成人的温柔敦厚。讲到温、良、恭、俭、让这个“温”字,就得注意孔子所说诗教的精神。
“疏通知远,《书》教也。”《书经》又叫《尚书》,是中国第一部 历史,也不只讲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文献的第一部资料。
现在西方人学历史(现在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多半是由西方的观念来的),是钻到历史学的牛角尖里去了,是专门对历史这门学识的研究,有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注解,历史对于某一个时代的影响。
中国过去的情形,学术家与文学家是不分的,学术家与哲学家也是不分的。中国人过去读历史的目的,是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过去而知道领导未来,所以它要我们“疏通知远”。人读了历史,要我们通达,透彻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远大。
这个“远大”的道理,我讲个最近的故事来说明。有一位做外交官的朋友出国就任,我送他一副对联,是抄袭古人的句子:“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一般人应当如此,外交官更要善于运用它。对于世局的变化,未来的发展,要有眼光,要看得远大。“宦情”是做官的情态,要有人格,尤其外交官,代表了国格,代表全民的人格,要有骨头,站得起来,少低头,并不讨厌“少低头”。不能将就人家,要怎样才做得到呢?就是懂得历史——疏通知远——这是《书经》的教育精神。
“广博易良,《乐》教也。”乐包括了音乐、艺术、文艺、运动等。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这些都包括在“乐”里,也就是所谓育乐的要旨,以养成“广博”伟大的胸襟。“易良”就是由坏变好,平易而善良。
“洁静精微,《易》教也。”《易经》的思想,是老祖宗们遗留下来的文化结晶。我们先民在文字尚未发明时,用八卦画图开始记事以表达意思。什么叫洁静呢?就是哲学的、宗教的圣洁。“精微”则属科学的。《易经》的思想是科学到哲学,融合了哲学、科学、宗教三种精神。所以说“洁静精微,《易》教也”。
至于“恭俭庄敬,《礼》教也”,是人格的修养,人品的熏陶。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也是孔子作的,也是历史。什么是“属辞比事”呢?看懂了《春秋》这个历史,可提供我们外交、政治,乃至其他人生方面的参考。因为人世上许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没有两样的,所以常有人说历史是重演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历史会重演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吗?也许可能,因为古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中国人是人,外国人还是人,人与人之间,形态不同,原则上却变不到哪里去,所以说历史是重演的。但是,不管历史重演不重演,尤其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于做人处世,处处都有前辈的经验。虽然古代的社会形态与我们的不同,原则上却没有两样,所以读了《春秋》,“属辞比事”,就知识渊博,知道某一件事情发生过,古人也曾有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善恶、处理方法都知道,这个就叫“比事”了,是“《春秋》教也”。
任何学问,有正反两面,五经也如此。《经解》对五经的批评,正面反面都讲了。
“故《诗》之失,愚。”老是去搞文学的人,变成读书读酸了的书呆子,很讨厌,那就是笨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到温柔敦厚而不愚。这样的人,才能爱任何一个人,爱任何一个朋友。所谓敦厚,对别人的缺点,容易包涵,容易原谅,对别人的过错,能慢慢地感化他,可是他并不是一个迂夫子,那么才是“深于诗者也”,这样才算是诗的教育。以下《书》《易》《礼》《乐》《春秋》,都是如此。
所以《经解》接着说:“《书》之失,诬。”读历史要注意,尤其读中国史更要注意,因为宋朝的历史是元朝人编的,元朝的历史是明朝人编的,明朝的历史是清朝人编的。事情相隔了这么久,而且各人的主观、成见又不同,所以历史上记载的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但有时候事实不一样,也不见得完整。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还要读历史的反面文章。反面文章看什么呢?看历朝的奏议,它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在当时是大臣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议和报告?可见所提的事出了毛病,否则就没有建议了。宋朝王荆公王安石就说过懒得读《春秋》,认为那是一本烂账簿。这也是认为“《书》之失,诬”的观念。
“《乐》之失,奢。”光是讲艺术等,又容易使社会风气变得太奢靡了。
“《易》之失,贼。”一个人如果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手掐八卦,未卜先知,别人还没有动他就知道了一切,这样好吗?坏得很!“察见渊鱼者不祥。”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修养,此人就鬼头鬼脑,花样层出了。所以学《易》能“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固然很重要,但“做人”更重要。如果做人没有做好,坏人的知识愈多,做坏事的本领愈大,于是就“《易》之失,贼”了。
“《礼》之失,烦。”礼很重要,过分讲礼就讨厌死了。等于说我们全照医学理论,两手就不敢摸面包。全听律师的话,连路都不敢走,动辄犯法。你要搞礼法,那烦透了。所以“礼”要恰到好处。
“《春秋》之失,乱。”懂了历史的春秋大义以后,固然是好,有时候读了历史又有问题。一个人不研究军事哲学,则这个人作为一个健全的国民不成问题,等到研究了军事哲学以后,相反地,他又容易闯乱。不会武术的人,最后可以寿终正寝;会了武术,反而不得好死,是一样的道理。
(选自《论语别裁》)
易:生生不息
《易经·系传》中说:“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生生之谓易”这一句话最重要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点,可从《易经》文化“生生”两个字中看出来。《易经》的道理是生生,也只有《易经》文化才能够提得出来,西方没有。你们研究西方文化,基督教、天主教,《旧约》《新约》里头,伊斯兰教的经典里头,乃至佛教的经典里头也一样,一切宗教只讲有关死的事,都鼓励大家不要怕死。只有中国《易经》文化能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死是阴的一面,也在道中;生是阳的一面,也在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