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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两汉学术思想，自经汉武帝与董仲舒辈的提倡，“罢黜百家，一尊于儒”，使孔、孟、荀以来之儒家思想，一变而为两汉经师儒家的天下，于是训诂、注疏与各主一家的传经风气，弥漫朝野，由学术思想的权威经师、博士，与选举孝廉、拔用贤良方正的制度互相交错，而造成东汉后期的世家阀阅（门第）的弊端，以致形成党锢之祸，使学术思想与政治因素，互为表里而促成政治社会的乱源。
汉初承战国与秦室的变乱，文化学术凋敝已尽，西汉传经与注疏的工作，实在甚为重要。但自东汉末期，注疏传经，已经流于支离烦琐，借此从事学问而博取功名，则为唯一工具，如要真实寻出天人文化思想的奥义，已如强弩之末，势已不能透过纸背了。所以两汉学术，一到三国阶段，便相当空泛而黯淡，恰在这个时期，佛教学术思想，挟新颖玄奥的哲学，源源输入，因此而形成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的形态。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颓废与新运，一般多归过于三玄之学的勃兴与清谈风气的腐败。其实，如果了解两汉历史文化的演变，对三玄之学与清谈兴起的原因，就不会诿过于少数读书人，如何晏、王弼之流了。
在中国历史上领导学术思想的转变，少数有识之士，固然可以开创风气，但真实形成力量的，仍然属于实际政治中的领导人物。孔子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然如此，后世领导方向的正确与否，还是不能例外。初唐君臣，领导学术思想，而启发佛、道两教。宋初君臣，领导儒家而产生理学，后来明、清两代，无一而不如此，所以说学术风气的转移，在于一二人者，绝不是少数坐议立谈、空言之士可以做得到的。
总之，魏晋三玄之学与清谈风气的形成，它的偏向，既不是老庄思想的罪过，也不是佛学般若谈空说妙的错误。细读历史，便知是受魏武（曹操）父子（曹丕、曹植）的文学情调所影响。何晏、王弼都是少年贵族，恃宠气骄，既不能从事洁静精微的学问，又不能做疏通知远的功夫，而以老庄思想的风流外表，互为三玄注解。那是文学的、哲学的必然结果，所以从纯粹的哲学立场看魏晋南北朝的思想，除了佛学以外，所谓三玄之学，只是文学的哲学而已。由玄学再变而有清谈的风气，由清谈而造成无用之用，置天下国家事于风花雪月之间，那是势所必然的结果。
佛教的文化贡献
佛教学术思想，又由于两晋、南北朝西陲氏族的崛起，互相争霸而入主中原，于是推波助澜而使佛学东来的洪流，源源不绝，因而奠定隋唐之间中国佛教，与中国佛学成长的根基。或有认为南北朝间佛学的输入，是凭借西陲氏族的武力入侵而注入，等于清朝末期西方宗教向中国的传教情形一样。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资料上，非常明白，不可混为一谈。
事实上，南北朝之间西陲氏族的入侵，因为他们文化根基过于浅薄，本来便毫无文化思想可言，与宗教政治更不相干，只是一种盲目的凶顽残贼而已，后来如石赵、姚秦的作为，全赖感染佛教的教化，而稍戢其淫威，如北魏的情形，更因受到佛学的熏陶，而融会接受儒、道两家文化的结果，那是史有明文，毋庸争议了。总之，南北朝的佛学，因为与中国儒、道两家文化的互相融会，奠定隋唐以后中国文化与中国佛学勃兴的阶段。西域来中国的名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等人，无一不是英睿特出之士，而毕生致力于佛学文化事业，对中国文化思想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泯。
此外，在人物方面，如因译经事业，发明中国的音韵之学，便有以此名家的沈约，因佛学的译述而启发文法，即有著作《文心雕龙》的刘勰，又如云冈石窟与唐代敦煌壁画，以及音乐、诗歌、艺术等的发达，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但必须记得，自东汉以来到隋唐之间，由印度佛教思想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佛学，其间经历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过程，约有四五百年的时间，才形成唐代的文化。温故而知新，现在要谈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虽然时移势易，加上现代科学工具的发达，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在短时期内，或一个世纪中便可望其成就的，所以我们生在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趋势，与自身所负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责任，更须有所警惕而加倍努力。
佛教勃兴与三教融合
至于隋唐以后，儒、释、道三家学术阵容的形成，当然有其历史背景，远因已如上述，近因则另有新的面目。
由于唐室李氏宗亲，自唐太宗以来，即诏定道教为国教，尊奉李老君为教主，因此而奠定道教在唐代政教上的根基。又因为唐室君臣醉心佛学，故虽尊奉道教，实则佛、道并重，但在人事地位上，略加分别而已。
自初唐，开国将相多数为文中子王通的门人。而王通讲学，对于儒、释、道三家学说思想，择其善者而从之，素来不分畛域。因此，一般读书人，号称儒者的知识分子，多已有儒、佛不分，儒、道无别的学术思想。即使如中唐以后，一位得力于墨家，而以文章名世，号称为儒家正统的韩愈，虽闹过史称“排佛”的大事，其实，还是后人正反双方的渲染过度。细读韩愈排佛的文章与历史的事实，他当时只是对佛教制度与某一类佛教徒的不满，并非对佛学本身多有攻击。
而且自韩愈以后，直到宋、元、明、清几代理学家们的儒者，排斥佛教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说它废弃伦常，无父无君的出家制度。此外，少数有关佛学的批评，到底都是门外汉的外行话，无足轻重。如从深入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于佛教毫无损失，所以当代名僧禅德，极少出来说话。真正打击宗教本身的，往往出于宗教徒的自身，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定例，凡为任何宗教的人士，应当深省。
唐代佛学的勃兴，影响中国文化每一部门，直到后世普及日本与东方各国，约有三大原因。由于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佛教人才辈起，创立中国佛学各宗义理，因此而普遍影响唐代的中国文教。因南顿北渐的禅宗风气，普遍宏开，唐代文学与所有文化学术，如蜜入水，如盐加味，随处充满禅意的生机。同时，因百丈禅师创立丛林的寺院制度，使佛教十宗学派，一律托庇宇下，奠定中国佛教与中国佛学的特色而照耀古今中外。因玄奘法师自印度留学回国，翻译佛经事业的影响，以及佛学唯识法相的翻译完成，使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哲学思想，确立逻辑的思维体系。因此而与儒、道两家，左右逢源，互相吞吐诸子百家之长，而构成中国文化三大巨流的特质。
佛法到了中国以后，到了禅宗这里，剥掉了一切宗教外衣，赤裸裸地用中国文化来表达，一句经典一句佛都拿掉了，这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特别之处。唐代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世界。现在大家常常讲中国文化，我常问大家中国文化是什么？不懂禅，就不懂中国文化，所谓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合一归到禅，它是中国文化学术的一种。
禅宗把一切宗教的外衣都剥掉了，没有宗教的迷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指出一切众生个个是佛，如何找出自己生命未生以前的本来功能，直接走这个路线，就是禅。那么，中国从达摩禅师以后，统统走这个路线，从梁武帝以后直到唐代，这一把火就很大了，可以说禅宗几乎影响了全世界。
西方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西方哲学文化史叫黑暗时期，天主教的那个幕拉下来，完全是自己困在教廷里研究神学，所谓现代科学文明的影子都还没有。而在这个时候，整个东方像太阳一样，光芒照遍了全世界，尤其是朝鲜、日本，在禅的整个笼罩之下，也包括我们本土的儒家、道家。从轩辕黄帝开始，渐渐变成诸子百家的学问，因为禅一来，等于诸子百家的文化都是豆浆，还不能变成豆腐，豆浆变豆腐必须靠那个卤水，一点下去变成豆腐了。诸子百家所有文化中心的那一点，就是禅。
这一点，整个东方文化起了大的不同作用，现代科学追求的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包括信息科学都在内。
新思潮的兴衰
物壮则衰，事穷则变，佛学禅宗经晚唐五代以后，它的蜕变与转向，也是文化历史的必然趋势。所以一到宋初，由于开国君臣崇尚孔孟学说，于是读书人士当然是儒家之徒的知识分子，便在有意无意之间，吸收隋唐以后四百年来佛学修养的精神与方法，摇身一变，而产生理学濂、洛、关、闽的门庭。
理学家们讲学的方法与作风，书院制度的规模，无一而不从禅宗形态蜕变的。平心而论，要说宋明理学等于儒家的禅宗，佛教禅宗，例如佛家的儒、道，实在不算过分，但这只是言其形式，如究其实质内容的异同，就大有分别了。
禅宗、理学，经过两宋两三百年的互相推排，及其末流，同时皆趋没落。禅宗有默照（沉默）邪禅及狂禅的混杂，理学有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纷争，一逢元朝武力入侵，挟佛教密宗的喇嘛教的卷入，便使亦儒亦佛的两家巨室，就都生出支离破碎的蔓草荆棘了。从此使明代近三百年的文教，笼罩在一片不是狂禅的理学，即是理学的狂禅气象之中。虽然有王阳明创立履践笃实的良知良能的学说，但依违儒、佛之间，毕竟大有问题存在。因此使明末清初的大儒们，讥为“圣人满街走”“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等，确有原因，并非纯属意气用事。清初佛学与禅宗，虽有雍正的再度提倡，但因既定的国策，始终以外崇喇嘛教而羁縻西北边陲，故亦一蹶不振，无能为力了。
总之，由于以上的简述，对于佛学与中国过去文化历史的因缘，大概已可了解其重点了。
（选自《禅宗与道家》《洞山指月》）
第三章 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词
先认几个字
我们中国的文字，自远古以来，就不同于其他一些民族的文字。中国字是方块字，它与印度的梵文、埃及上古的象形文字，都以个体图形来表达思维语言的内涵意义。所以到了汉代，便有专门研究文字学的学问，以“六书”来说明中国文字的形成及其用法。所谓“六书”的内容，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属于汉学中最出色的“小学”和“训诂”的范围。
那么，我提出读古书须先理解“道”“德”“天”等字，以及“大人”一词是什么意思。这也与汉代文字学的“小学”“训诂”很有相关之处。因为我们要研究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诸子百家书籍，尤其是儒、道两家的书，对以上的几个字，用在不同语句、不同篇章里的含义，并不可只做同一意义的理解。否则，很容易把自己的思维意识引入歧途，那就偏差太远了。
道
“道”字，便有五个不同内涵。
一是道路的道。换言之，一条路，就叫作道。很多古代书上的注解“道者，径路也”，就是这个意思。
二是一个理则，或为一个方法上的原理、原则的浓缩之名词。例如，《易经·系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医药上的定理，有叫医道，或药物之道。用于政治上的原则，便叫政道。用于军事，叫兵道。又如《孙子》十三篇中所用的一句话：“兵者，诡道也。”甚至自古以来，已经为人们惯用的口头语，所谓“盗亦有道”，或者“天道”“地道”“人道”等的“道”字，都是指有某一个特定法则的道。
三是形而上哲学的代号，如《易经·系传》所说“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是指物理世界、物质世间有形有相的东西；“器”字就是指有形有相的东西。那么，超越于物质或物理的有形有相之上，那个本来体性，那个能为“万象之主”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实在唯物的，还是抽象唯心的呢？这是我们自古祖先传统的答案，不是“物”，也不是“心”，心物两样，也还是它的作用现象而已。这无以名之的它，便叫作道。例如《老子》一书，首先提出“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就是从形而上说起。其实，“大学之道”的“道”，也是从形而上而来的理念。
四是讲话的意思，这是古代中原文化习惯的用词，你只要多看看中国古典民间通俗小说，就处处可见，“且听我慢慢道来”，或是“他道”“老婆子道”等，真是随手拈来，多不胜数。
五是在汉魏时期以后，这个“道”字，又变成某一个宗教或某一个学术宗派的最高主旨，或是主义的代号和标志，例如“侠义道”或“五斗米道”等。到了唐代，佛家也用它来做代号，如“道在寻常日用间”。道家更不用说，把它视为唯我道家独有的道了。推而衍之，到了宋代，非常有趣的，在儒家学说学派之外，却另立一“道学”的名词，自以为在“儒学”或“儒林”之外，别有薪传于孔孟心法之外的“道学”的道，岂不奇而怪哉！
德
我们现代人，一看到“德”字，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道德”，而且毫无疑问地，“道德”就是代表好人，不好的，便叫他“缺德”。其实，把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是汉魏以后，渐渐变成口语的习惯，尤其是从唐代开始，把《老子》一书称作《道德经》。因此，道德便成为人格行为最普通又是最高的标准了。但是，根据传统的五经文化，又有另一种解释，“德者，得也”。这是指已经达到某一种行为目的，便叫德。根据《尚书·皋陶谟》篇中的定义，共有九德——九种行为的标准：“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在《尚书·洪范》篇中，另外说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在《周礼·地官》篇中，又有讲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
另外有关“德”字，在魏晋以后，因为佛教、佛学的普及，提倡“布施”，教导人们必须将自己所有，尽心施放恩惠，给予众生，这样才有修行的功绩基础。由此采用《礼记》上一个同义词，叫作“功德”。后代人们有时讲到“德”字，就惯性地与“功德”一词连在一起，所以附带说明，以便大家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