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等于佛家的一句话:“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但是还有两句相反的话,所谓“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慈悲有时生出祸害来了;有时候将就一下,给他一个方便,结果就出下流。所以专门一味只讲仁慈,没有方法,这个仁慈是没有用的,“徒善不足以为政”,这是不行的,尤其是从事政治。
我们这里同学好人特别多,善人特别多,学佛念《金刚经》,都学成善男子、善女人了。不过,善归善,不能做事,要做事的时候,是非善恶不能混淆,不能马虎,徒善就不足以为政,所以要有规矩,要有方法。
“徒法不能以自行”,你光讲规矩,光讲方法,也不行啊!像我们有些同学办事,“老师叫我这么办”,回来我就骂他,你不晓得变通吗?做事情那么呆板。所以,“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原则。
这里我们看出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从战国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政治,都是根据这两句话的原则。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乱跑,自由啊,民主啊,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民主?都没有弄清楚。尤其美国式的自由怎么来的?要注意哦,先要研究一下美国的文化是怎么来的。美国有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有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民主也分好几个形态,这是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基本是建立在法治上,所以不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乱跑,自己应该仔细研究,然后回来再看自己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才能了解我们几千年来的政治体制。尽管是帝王政治制度,内容却是真民主,当然要找出许多证据来。西方的民主到现在,看起来是民主的体制,但它的内容是真独裁,乃至集体的独裁更厉害,更难办。
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
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皇帝,都有著作。老实讲,他们那些著作,比汉、唐、宋代的著作还要好,对于杂家、霸术、权术等,他们全套都懂。而且入关之后,由顺治开始,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四代一百多年之间,都是受佛学禅宗、律宗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但却为一般历史学者所忽略、轻视过去了。
讲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就使我们联想到帝王政治的原则。不但过去帝王政治,都是以这两句话为中心,今后社会的民主政治也是一样,实际上对于个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譬如说,我们在座许多学佛修道的人,我经常说笑话:看到年轻人学佛修道我就害怕,一个一个修得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善得都过了分。但是,徒善不足以修道,徒善也不足以成佛,因为学佛是要讲行履的,也要讲方法的,念咒子啊,打坐啊。但是徒法也不能以自行。所以《孟子》这两句照样可以套用,一点都不错,讲个人修养也是一样。
青年同学们特别注意,这是为人处世的准则,推而广之,对于一个工商界的领袖,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乃至政治上的领导人,这两句话是天经地义的原则,不能违反,也不可以违反。甚至我们在座的大和尚们,将来领众也是这个道理。你看《百丈清规》的内容,再把释迦牟尼佛的戒律翻开来看一看,都不出《孟子》这个原则。所以古今中外的圣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原则都是相同的,不会有差别的。什么叫作世间法?哪个是出世法?大智慧的人,世间出世间一定是合一的,是一样的。
一般人都认为孔孟之道是呆板的,只讲仁,其实有个秘密,现在把它揭穿。至少在我读书的经验,虽然读书不多,还没有看到过有人具体把它揭穿的。孔子同孟子有个密宗。孔子写了一部《春秋》,他自己感叹:“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两句话有什么秘密呢?先说为什么知我者《春秋》。《春秋》记录了乱臣贼子、帝王一切的错误不良行为,一切的怪事,造成了社会乱象、历史演变。对此应该负责的是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读书人,以及担负教育责任的人,是这些人的罪过,所以他们要负历史的责任。这是《春秋》的目的。所以说,对于《春秋》,“乱臣贼子惧”。这是正面的了解,知我者《春秋》,懂得它的精神所在。
什么是罪我者《春秋》呢?有些人懂了《春秋》,才会用权谋,才会用手段,所以《春秋》也是一本谋略之书,也是一本兵书。懂了《春秋》相反的一面,谋略就很厉害了,所以天下事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人读了历史而学好的,变成好人;读了历史学不好的,所有的坏本事都学会了。一个坏人学问越好,做坏事的本事就越大,所以学足以济其奸。
同样的道理,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倡仁道。仁道的密宗在什么地方呢?那些专门爱人、仁慈,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不叫仁,因为“徒善不足以为政”。这是孟子所反对的。“徒法不能以自行”,谁懂啊?其实后世汉、唐、宋、元、明、清,每一个开创的帝王,都懂孔孟的仁政,都了解仁政并不是呆板的仁义思想。
(选自《孟子与离娄》《老子他说》《原本大学微言》)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论语·尧曰》中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这里引用的几句话,是说周代以后,就是这种做法。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由宗法社会的基础而来的。
所谓“兴灭国”,在春秋战国以前,“国”是个地方政治单位,诸侯分封为“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上百个国。有些小国不算,大国也有几十个。在过去中国这个制度,就是所谓的“封建”。封建制度,中西截然不同。中国的封建,以宗法社会氏族为中心,就是以血统为基础,并不是西方的封建,以奴役、权势为基础。
过去历史上的这些诸侯之国,当其中一个国家快要灭亡了,乃至已经灭亡绝后了时,其他的国还要找到这国家的后人,扶助他起来复国,这就是所谓“兴灭国”。“继绝世”,是这个国家即使绝后,也要想办法使它继续存在。这就是中国文化对于国际政治的精神,也就是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涵。
所以周武王统一了中国以后分封诸侯,一度有两三百个国家,而所封的并不全是周文王的儿子,如当时的宋国,就是殷商的后代,许多都是曾经一度灭亡的,周武王再封建,把这种国家重新建立起来。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后世,如刘邦、项羽他们起来推翻秦始皇的暴政,当项家初起的时候,还不敢自己称王,要找出楚国最后一个皇帝的孙子怀王出来,奉为义帝。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奇怪,项家起来就起来了,为什么要找个小孩子出来为帝?这就是宗法社会的思想,必须找个帽子戴上。这固然是项家的权术,但从道德的观点看,中国人始终有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
后来刘邦称帝,又为秦始皇,以及楚、魏、齐等灭国无后的想办法使他们续绝。《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湣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以汉高祖的为人来讲,素来具有豁达大度的胸襟,自然便合中国文化精神的大原则,所以刘邦后人,在中国历史的政权上,能够先后达四百年之久。
我对外国朋友说,这是他们办不到的。拿美国来说,尽管他们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经济市场的野心。过去我们中国帮助一个国家,尤其帮助附庸国家,平了它的内乱,建立或稳定了它自己好的政权,就把兵撤回来,只有一个条件,岁岁来朝。如唐初“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时代,财物上我们实际贴很多,但绝没有领土或经济的野心,这是中国文化与众不同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哲学思想。现在美国既非王道,霸道也没有搞好,所以想走这个路子可走不通,结果许多的国家,像切西瓜一样,被它切成了两半。所以我说他们到底不过两百年历史,这一方面若要到中国来当学生,至少还要学一百年。以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全世界历史文化的精神,在这个对比下,就看得出来,人类应该走什么路。
“举逸民”,所谓“逸民”,就是纣王的时代,许多人不同意纣王的做法逃走了,避世于海外。到了周武王统一天下以后,把这些人都找回来,给他们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与思想,这样人心就归顺了。
由这三点来讲,我们看自己的历史,过去讲仁讲义,现在讲就很难了。过去某人的家庭出了问题,朋友就把这个家庭的担子挑起来,这就是义,也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以前我们疏忽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特殊社会的组织,另一个是宗法社会的被破坏。这相当重要,中国人过去的祠堂,初一、十五都召集族中的年轻人读训,那时读的尽管是清朝的圣谕——康熙写的广训,教人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做好人好事,原来是作为政治的安定力量,后来变成宗法社会非常好的中心思想。我们当时疏忽了这些东西,只有爱好自己文化的人,感到非常严重。现在更加上思想的离析,这些东西被破坏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了解,这些精神,在宗法社会中,为朋友卖命、替朋友挑担子的这些事,普遍得很。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几千年“兴灭国,继绝世”深厚文化教育的结果。
另一点,“兴灭国,继绝世”的观念,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的侠义道精神。侠义的义,是义气的意思,也是从这个精神来的。我曾经提过,仁义的“仁”字,在世界各国的文字中,有同意义的同义字。但是侠义道的“义”字,在世界各国文字中,都没有同义的字,只有我们中国文化讲侠义、义气。这是对朋友的一种精神,为了朋友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朋友死了,应该对他的孩子负责教养,培养教育到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甚而有的公私机构,对于员工的遗孤,都还照顾培植。当然,现在社会这种情形比较少了。过去我就看到好几个朋友,这样照顾亡友的孤儿寡妇,一直到孩子长大成家为止。这种侠义的精神,路见不平的,帮助人的,看见孤苦给予援助的,就是根据“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发展出来的。
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由“兴灭国,继绝世”的观念再发挥起来,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文化许多与众不同的优点。尽管我们看见现在的这个社会,都感叹世风不古,好像特别势利、讲现实。但是据我所了解,凡是中国人,先天的在血统里面、下意识中,还是保存了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只是因时代不同,教育方法不同,知识范围不同,而有衰微之征。一旦我们的国家民族,恢复到祥和安定、注意礼义教育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民族精神,是不会变的。
(选自《论语别裁》)


第八章 传统教育的启示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假如有人问,孔子的学术思想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可以大胆地引用这四句话作答,这就是他的中心。也可以说是孔子教育的真正目的,立己立人,都是这四点。
第一项所说的“志于道”,又学个什么道呢?一般人说孔子说的是人道,不讲天道,因为天道邈远,属于形而上的范围。究竟有没有神的存在?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是属天道。“天道远”,并不是说与我们的空间距离远。如照现代观念来说,更不合理了,目前到月球只不过几天的事,怎么说远?这个“远”字实际上是高远的意思,指距离人类的知识程度太远。“人道迩”,人道比较浅近易懂。所以过于高远的暂时不要讲它,先把人们自己切身的问题解决了,再讲宇宙的问题。一般人说孔子只讲人道,这是后代的人为孔子下的定义,事实上孔子并没有这样说。
根据原文“志于道”,可以解释为形而上道,就是立志要高远,要希望达到的境界。这个“道”就包括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形而下的都有。这是教我们立志,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正如大家年轻时刚出社会做事,都立志取得功名富贵。就以赚钱为目的来说,起码也希望赚到几千万元。但立志尽管立志,事实上如今一个月只赚几千块。所以孔子说,做学问要把目标放得高远,这是第一个“志于道”的意思。
“据于德”,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换句话来说,“志于道”是搞哲学思想,“据于德”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古人解说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显,孔子告诉我们,思想是志于道,行为是依据德行。
“依于仁”,仁有体有用。仁的体是内心的修养,所谓性命之学、心性之学,这是内在的。表现于外用的则是爱人爱物,譬如墨子思想的兼爱,西方文化的博爱。“依于仁”,是依傍于仁,也就是说道与德如何发挥,在于对人对物有没有爱心。有了这个爱心,爱人、爱物、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扩而充之爱全天下。这是仁的发挥。
“依于仁”然后才能“游于艺”。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孔子当年的教育以六艺为主。其中的“礼”,以现代而言,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至于现代艺术的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则属于乐。“射”,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御”,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太空船。“书”,文学方面及历史方面。“数”则指科学方面。
人生对于道、德、仁、艺这四种文化思想上修养的要点都要懂。这四个重点的前一半“志于道,据于德”包括了精神思想,加上“依于仁,游于艺”作为生活处世的准绳,是他全部的原则。同时告诉每个人,具备这些要点,才叫学问。如无高远思想就未免太俗气,太现实的人生只有令自己厌烦。没有相当的德行为根据,人生是无根的,最后不能成熟。如果没有仁的内在修养,在心理上就没得安顿的地方。没有“游于艺”,知识学问不渊博,人生就枯燥了,所以这四点统统要。后人对这四个重点都有所偏重,其实讲孔子思想,要从这里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