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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再为王道下一个定义,“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则不在乎土地是否广大、人民是否众多、武力是否强大、经济是否雄厚等问题了。他并且举出历史的例子做说明。
这里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尧、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纯粹的、不着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这里所举的,是后世所称道的吊民伐罪——有所为而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这一典型,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他说,像商汤开始起来的时候,领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开始建国的时候,领土也不过百里而已。幅员如此之小,他们却能够施行仁政,因为他们在施行之初并不是企图扩大领土,成为大国,也没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个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动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个大国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中国的历史哲学中充满了儒家的色彩,而儒家从孔子开始,首先提出汤武吊民伐罪的革命事业。孔子平常不多谈汤武革命,到了孟子的时候,才比较提到汤武革命吊民伐罪的王道精神。
但是,古人很多对于汤武的革命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齐太公世家》里,他很巧妙地表明了对汤武革命的看法,《史记》之难懂,就在这种高明的处理手法。当他记叙周文王和周武王如何创业、如何兴起时,全篇都是好话。但是他的文章里有块“骨头”,这块骨头没有摆在这里,而是摆在《齐太公世家》里。齐太公就是姜太公,当他遇到文王、成为文王的辅政以后,司马迁用“阴谋修德”这四个字点出文王把道德仁义作为阴谋的手段,说明文王、武王还是假借仁义而已。文王与姜太公两人“阴谋修德”,这四个字,就表明了司马迁的看法,说出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他的文章真厉害,好像把一个钉子钉到另一个不受注意的地方。你不把这个钉子找出来,则全篇的关键、整个的观念就搞不清楚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历史哲学家司马迁的观点!历史哲学家们所要求的,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负责,所以他是不顾一切的,只为发挥正义而秉笔直书。但是,历史上多少还是有些隐晦的地方,基于私德,司马迁不便做露骨的批评;基于公道,司马迁又不得不说出微言大义。于是他运用高明的智慧、优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完成了这部巨著。所以,这部《史记》传下来,他敢吹这个牛说“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因此我们读《史记》,必须细心体会。否则,很多关键就忽略过去了,而不能懂得《史记》的真义。
孟子更进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后世的霸道以权力和武力去征服别人、慑服别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慑服的那些人,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被降服或佩服这种征服者。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及,无法对抗,只好投降,做出服从的表示而已。做人也是同样道理,假如你比别人狠,比别人能干,比别人有钱有势,别人只有听你的,只好对你好了。譬如说你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你公司里的职员因为要向你领薪水,只好听你的,但是他心里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孟子又提出另一面:“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凡是以道德来服人的,是使别人内心高兴、心甘情愿去服从他,这就是王道。像孔子,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既无财又无势,什么都没有,自己还一度落魄到没有饭吃。可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这些忠心耿耿的学生,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跟着这位老师,连饿饭的时候都跟着老师一起饿饭。因为孔子的修养、道德使他们衷心地敬仰,故而服从他,这就是以德服人的道德精神。
孔子也因此成为“素王”。这个“素王”是非常崇高的尊称,也就是千秋万世的王,等于佛教尊称释迦牟尼佛为“空王”一样。空王的含义则更为豁达,什么都不要,他并不想坐在大殿里垂目而称王。你来烧香是如此,不来烧香也是如此。所以空王、素王,都是一样极端高明。
孟子这一段画龙点睛之笔就在“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一句话,点出孔子“以德服人”而成就千秋素王之业。素王不是争取一时的功名富贵,不是要富有四海或保有天下的一代王业。换句话说,真正的王道德业有两种:一种是有实际的行为,见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表达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另一种便如孔子一样有素王之尊,永垂万古。我们拿西方文化的名词来说,这是精神文化的王国,永远属于孔子的天下。
“《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孟子接着又引《诗经·大雅》颂扬文王的话,东、南、西、北四方四境,普天之下,凡是有思想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文王的。这种诗句的咏叹,就是歌颂王道的精神、王道的政治。所以王道就是这样,谁都会心悦而诚服的。
(选自《孟子与公孙丑》)
为政到底在人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了,从古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的,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点。现代的青年看起来,会认为这种书落后到极点,实在应该烧掉。如果我们真了解了,就觉得非常深刻,非常有味道。这八个字前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词,后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来做动词。“君君”就是说领导人做到自己真正是一个领导人。领导人有领导人的道德。就这“君君”两个字,就可以写一部叫“领导人的道德修养及其哲学”的大书,或者作为政治系或哲学系同学写博士论文的题目。君是君,领导人就是一个领导人。臣是臣,做干部的有干部的立场,规规矩矩是个好干部,好的宰相,好的辅助人。这个话连起来讲,如果君不君,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这时臣也不臣了。“父父,子子”,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做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但是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
孔子答复了这一点,齐景公非常聪明,他说:好,我懂了。一个领导人自己不站在领导人的本位,越出范围,那么臣也不臣;一个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儿女就不像儿女。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的风气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国家的财富虽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思想。
有人说,民主社会没有这个君,我们研究过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都讲过,不用再讲了,是一样的道理。过去是一人领导万人,现在是万人领导所有的人。民主政体下每个人都是君。所以我对一个美国朋友,谈到美国的情形,我说中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两样。中国过去是帝王制度,没有民主自由的口号。而美国坏就坏在民主上,现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成问题。国际上美国到处去帮忙,而没有一个受到帮忙的国家感谢美国,问题就在美国式的民主。
我们过去的政治思想,尽管是君主制度,据我的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的精神,是以民主为基础,君主是一个执行的形态。现在美国式的民主,老实说是以君主独裁为基础,而以民主为形态。美国是什么民主?所有的领导人,乃至于总统,后面都有老板的。他们被操纵于资本家手中,说穿了,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
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譬如在明末崇祯时期,骆养性任大金吾之职。所谓大金吾是沿用汉朝的官名,近似于清朝的九门提督,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权很大。当时熊鱼山、姜如农两位言官——近似现代的监察委员,在历史上称作言官。皇帝在政治上的错误,言官都要提出来指摘的,这是中国过去监察御史的精神。纵然是皇帝错了,他照样提出来,错了就是错了。这两位御史很了不起,当时对皇帝有所批评。朝中的太监权臣,因为党派,把他们关在刑部大牢——清朝所谓天牢里。到了半夜里,皇帝亲笔下了一个条子,命令大金吾连夜把这两个监察御史提出去杀掉。
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这个条子,并不执行,坐下来写了一篇奏章。大意说天下言官犯了罪,如果要杀他,因为他是代表全国老百姓讲话的,所以应该明告天下,公布他的罪状,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然后再规定时间杀他。现在凭你这张条子,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里叫小太监送来,要我夜里去杀他,我是不敢执行的。换言之,无形中是说皇帝没有经过行政程序,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条子同奏本,一并送给皇帝,结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这件事也就算了,这两个人命也保住了。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止这一件事,类似的事件很多。不过现在我们读的历史太少了,只靠学校的历史课本、中国史大纲,就认为懂了中国历史。我觉得很好玩。中国历史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可惜一般人都没有好好注意。尤其说到政治哲学,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儒家、道家的这许多原则是对的。
为政到底在人,并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执法的还是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还是人政重要。
(选自《论语别裁》)
政治大原则: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大禹谟》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一切大原则。我们几千年来,有几个要点。你走资本主义的路线也可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也可以,甚至于帝王制度也可以,民主也可以,都有个政治的大原则。
这个政治的大原则在《大禹谟》里头就是“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是尧舜传下来的。你不要轻看这八个字,如果每两个字一个概念,写政治论文、经济学论文,都是博士论文的题材。
古代的中国字,如果平常不好学深思,随便读过去,会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做学问的道理,子思在《中庸》中告诉我们五个要点:“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做任何一门学问,甚至你们做事业、做工商业,考虑一个问题也是这样,要“博学之”,什么知识都要。可是,不要学了知识,就以为是学问,那是不行的,要“审问之”,要怀疑。譬如大家问我怎么打坐、学佛。我说你们很乖的,不要学这个。为什么?因为你们不会怀疑问题。学佛修道就要会审问,就是怀疑、追寻,什么是佛?什么是道?要仔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正面、反面研究了,还要再考虑。然后还要合于逻辑,就是“明辨之”。再“笃行之”,好好去实践。这是做学问的方法。
中国文化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是上古传统告诉做皇帝的,告诉大禹做帝王要注意这个。
第一个“正德”就包括很多了。政治的道德,一个做领导人本身的修养,你的思想,你的办法,如何使大众使人民,乃至你一个公司任何一个人,都能达到人品最高的修养。
经济方面如何“利用”呢?我们讲利用你、利用他,中国人这句俗话,几千年以前的根据就是《书经》上的。我们现在讲利用你,下意识的观念,这是很坏的一个名词,我打主意把你骗了叫“利用”。真正的“利用”不是这样的,是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利于别人,不是只利于自己。所以说“利用”就是经济学的范围,正德而后利用,政治道德达到最高时,“利用”万事万物,使万民得利。
然后,再讲“厚生”,是讲怎么样生产发展。
最后一个原则“惟和”,一切都要和平达到的,不是斗争达到的,也不是政争达到的,更不是用战争达到的。
实际上后世都不用“惟和”两个字了,只有六个字:正德,利用,厚生。包含了所有文化。
(选自《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
十二字说尽所有政治理想
我读了许多中西方有关的政治学的书,还不及中国民间传统流行的十二个字说得彻头彻尾、清清楚楚。是哪十二个字的真言咒语呢?那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居乐业”。
我们也常常在神庙中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看来好像很迷信,事实上,这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两句话包括了四件事,每一件都很难做到。
谁能领导天下国家达到这个目的,就可封神了!尤其有关天人之际的“风调雨顺”!换言之,这四个字,包括没有风灾、水灾、地震、旱灾等的内涵!至于人事和人道,统统在后面的八个字中,可惜一望便知,却一生也做不到。
安居很难,例如大家都有房子住,请问哪一位对自己所住的地方感到百分之百满意?我看一千个之中只有一两个。一般人组成家庭之后,都会存钱买房子,为什么?为的是安居。人人能够乐业也很难,所谓做一行,怨一行,为什么会怨?除了主观的心理因素外,更多的是宏观的社会原因所造成的。
无论什么政治主张、政治制度,做到了这十二个字所说的境界,就做对了。管你什么主义,只要你让我“安居乐业”,让我有个工作,好好地干,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少来干扰就好了。假如一切众生都能安居的话,那就是现成的极乐世界。中国的民族性,只求自己能够安居乐业,但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的时代,实在太短暂、太少了。
为了希望努力达到前八个字的目标,因此又产生了四个字“替天行道”。这是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哲学,任何一个朝代,都需要做到“替天行道”。行什么道?爱全民,真正的仁孝,这就是天之道。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孟子与万章》《圆觉经略说》)
仁道的密宗: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一个人,一件事,尤其是政治,光有善心没有办法从事政治;光是仁慈,没有办法管理人,没有办法替众人服务。所以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是中国政治哲学最重要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