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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比起《春秋》又有不同，司马迁自己创作了一个新的历史体裁，他的精神在八书，不像《战国策》《国语》等史料各有各的系统。《史记》以后才有班彪、班固父子作的《汉书》，后面的历史都照《汉书》的体裁慢慢演变。
《史记》用的是传记体，体裁同别的都不同。他用传记体裁，等于写小说。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人，你要读《史记》，想要懂司马迁写什么，最好也读《聊斋志异》。你以为说鬼话就那么无聊吗？司马迁常称“太史公”，实际上是推崇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司马谈也是太史令，同时也表达一个史官的历史责任。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在每一篇异闻、鬼话之后，他也跟司马迁一样，他自称“异史氏”。所以想把文章写得好，想做个好的新闻记者，你非读《聊斋志异》不可，要学会他写故事的手法。他在重要的故事后面常有个评论，就是“异史氏曰”，和司马迁写《史记》“太史公曰”一样。这是我们读历史应具备的一只眼睛。
我当年年轻，自己认为学问也不错，抗战初期那时二十几岁，在四川成都中央军校教课。这个时候，我见到我的老师袁（焕仙）先生。我一生的老师很多啊，唯有这位老师很特别。那个时候，人家说我诗词文章都好，又说我文武全才。他听了就说南怀瑾是一条龙，我要把他给收了。这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学问，谈到历史，谈到写文章，他就很严厉地问我：“你读过《伯夷列传》没有？”我说：“先生啊，我太熟了，十一二岁就背来了。”他说：“嘿！你会读懂吗？”我说：“是啊，都背来了。”他那个态度，把胡子一抹，眼睛一瞥：“嗯！这样啊！”样子很难看。他这么一讲，我愣住了，我就说先生啊，我们那个时候不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啊，你讲得对，也许我没有读懂。”他就说回家好好读一百遍。
我这时心里真的有一点火了，但是还有怀疑，他怎么这样讲呢？《伯夷列传》我很清楚，我现在都还能背得出大半。回去我真的把《伯夷列传》拿出来好好地用心再读，反复思考，当天晚上明白了。我第二天去看袁先生，我告诉他：“先生，《伯夷列传》我昨天回去读了一百遍。”他就哈哈笑了，说：“不要说了，我知道你明白。”你们读书称呼老师，这就是老师了，这是书院精神，让你自己读通了。这是读书的眼睛，读史的眼睛。
司马迁写《史记》，重点在列传，第一篇写《伯夷列传》，你去看看。照一般写传记，写一个人，譬如说你姓王或姓李，山东人，哪里毕业，做了什么事，讲了什么话，这是传记。但是他写《伯夷列传》，没有几句话。武王那时是诸侯，他起来革命，要出兵打纣王，几百个诸侯都跟着他，纣王是皇帝哦。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读书人。这两个老头子，“叩马而谏”，武王出兵的时候，他们把武王的马拉住了，劝他不要出兵，只有几句话。第一，你父亲文王刚刚死，还在丧服之中，用兵是不应该的。第二，你更不应该去打纣王，他至少是你的天子，你周朝也是他封的，你怎么可以以臣子出来打君长呢？然后“左右欲兵之”，旁边的人要杀这两个老头子，这时姜太公说话了，“此义人也”，你们不要动手，要尊重他们，这两个是中国文化读书人的榜样，请他们回去，好好照顾着。后来武王灭了纣王，建立了周朝。列传中有一句，“义不食周粟”，等于说，你这样做是“以暴易暴”，不过是一个新的暴君打垮一个旧的暴君而已，所以他们绝不吃周朝土地上生出的任何一颗米，两人饿死在首阳山。
这是司马迁为他们所作传记的重点。然后下面都是理论，理论什么？对历史的怀疑，人性的怀疑，宇宙的怀疑，因果的怀疑，你们回去多读这篇《伯夷列传》就知道。从古至今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为什么天下的坏人都很得意啊？为什么坏蛋造反都有理呢？强权为什么胜于公理？这个因果报应在哪里啊？这是司马迁在这一篇的怀疑，也是对上下古今历史打的问号。
但是这一篇就告诉你，中国文化不赞成这些帝王，做帝王的干什么呢？所以你要去看书了。你看唐朝杜甫的诗，这是讲到历史的参考，这是看历史的眼睛，杜甫写那个唐太宗得唐朝的天下，两句名诗，“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你看多漂亮！换句话说，你唐朝的天下是打来的，你消灭了各路英雄诸侯，最后是你拳头大，当了皇帝，整个的国家就是打来的。毛泽东当然也懂这个，他是熟读《资治通鉴》的，枪杆里面出政权。可是杜甫不是那么讲，杜甫讲得很文雅，“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这是历史的眼睛。
还有唐人章碣的两句诗：“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举子”，就是考取举人、进士啊这些人。读书人一辈子很可怜，死了埋在泥土里。换句话说，我们这些读书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后归到烂泥巴而已，读书有屁用啊！这个宇宙天下都是用权力与手段骗来、偷来、抢来的。这两句诗就把功名富贵，有钱财的，有权势的，统统批评了。唐人的诗像这样的有不少，这是历史哲学的观点。
司马迁写《史记》，不同于《春秋》，《史记》有五种体裁，做皇帝的叫“本纪”。做宰相诸侯的，以及了不起的人如孔子，这些叫“世家”。古人说的世家子弟，就等于现在说的高干子弟，就是这样来的。其他普通一般的，就叫作“列传”。还有“表”“书”等体裁。他写《史记》这几种体裁，大都用传记体写，不像《春秋》，他这是首创，在他以前没有，以后大家慢慢跟他学的。刚才讲列传第一篇，以伯夷、叔齐代表一个高尚的人格道德，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他很特别，《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什么都写了；乃至写《货殖列传》，做生意的、盗墓发财后来称王的，什么都有，做偷儿、做妓女也可以发家的，他讲得非常白、非常清楚，有各种列传。
司马迁引用孔子一句名言，是讲写作历史的重点——“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说写历史、写文章，如果光讲空洞理论，没有用，他用传记体来写，等于写小说一样，把一个人一辈子的思想、行为、言语，写得明明白白的，让大家看得清楚，这是他写历史的眼睛。所以我们读历史，要经史合参，要学观音菩萨千手千眼，每一只手里有一只眼睛，每一只眼里有一只手，要清清楚楚。
你看他写皇帝，刘邦是《高祖本纪》，写项羽也是本纪，他认为项羽跟刘邦是一样的，平等看待，只有他敢，也只有他做到了。班固后来写《汉书》，就改了，项羽不是本纪，就跟陈胜、吴广一样了，这个问题就很大。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第七章 政治有原则
为政不是政治，礼治不是法治
许多人认为《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现代的语汇来说，称之为“政治哲学”。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观念的“政治”，孔子只说“为政”，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政治”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孔子所提的“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风化。为政的意义包括了教化。这个重点我们必须把握住。
我们过去的历史文化，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乃至传承孔门心法的曾子、子思，甚至孟子，始终是秉承三千年来“宗法社会”的伦理传统，发扬人道的人本位思想。
大家庭的家族，便是人群社会的基本，犹如一个小国的雏形，而且它所注重的是“礼治”，而不是“法治”。“礼”是文化的教养，道德榜样的感化。“法”是人为建立适应时（间）空（间）环境的规矩，用来管理人的行为，使其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可以平衡利益、调整利害冲突。殷周以前，中国文化的政治指标是以礼治为主，法治仅是辅助礼治不足的偶尔作用。如果要研究讨论礼治和法治的比较，问题可不简单，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经济发展史等学科来综合研究。
我们现在提到礼治、法治的问题，只是要大家了解孔门儒家传统学问的主旨所在，是以人本位的“人伦”之道出发，外及“为政”的原则原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道理，都不外于这个范围，它并不是讲政术、政法的运用法则。
同时更要了解，由于传统文化以“宗法社会”的“家族”为主，从夏朝开始，由尧舜以来的“公天下”，一变为“家天下”。到了周秦以后，确立以一姓一家为代表的国家天下，“大家长”号称“帝王”。这个制度习惯一直运作了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与西方后期的民主等思想相结合。与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完全一致。但在我们文化思想习惯的血液中，至今还存在着“宗法社会”帝王“大家庭”的阴影。
那么，原本《大学》关于“治国必齐其家”的原文是怎样说的呢？“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在这一节里，先要了解所说的“教”字，照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教者效也。这个字的内涵，便有教化、教育和效果的意思。因此，便知它所说的是人人要求自己的学养，发挥“外用（王）”，先要从齐家做起。而且更要了解这个“齐”字，在传统文字学的解释上，有平等、平衡、持平、肃静的内涵。
因为你从“成人”而进入“大学”的阶段，既已养成“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的“内明（圣）”之学，自然也可以因“身教”而影响自己的家人，使他们能够了解做人处事的标准方向，而使整个家庭安和乐利。假使对于亲如家人都不能达到教化、教育的影响效果，那么你说替别人做事业，反而能教化、影响大家，那是肯定不可能的。所以说，一个真有学养的君子，即使不走出家门一步，也能够对整个社会、国家起教化、教育的影响。
《大学》中有关建立和颁布法令的基本原则，所谓：“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这是说，从事政治的当权者或立法者，当你要发布命令或建立法制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最基层的平民群众，也是对象的当事人，只是现在立场不同，处境不一样而已。如果自己接受这个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有所碍难，也觉不妥，那就不能随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别人遵守了。
不过，这几句话的内涵很广也很重要，它是有关法律和政令的法理问题，也就是法律学的哲学问题。人类的社会原本无法，“法由人造”，“令自人兴”。以传统的文化历史来说，夏、商到西周的时期，姑且统归在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则注重在教化。因为那个时期，文化智识教育只属于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并不普及。平常的人们，客气一点都叫作“庶民”，不客气一点，都算是“愚氓”。用俗话来讲，也叫作“细民”，细就是小的意思，“细人”就是小人。
礼治，不但在于要求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们，同时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谓“不教而诛之”，则过在士大夫们所从政当权的官府，并不完全重责于庶民，这是礼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到了东周以后，姑且以秦始皇先祖秦襄公时代做代表来划定界限，从商鞅变法开始，才使主张法治的法家之学崭然露其锋芒。因此，到了秦始皇建立帝王政权，专门注重法治，法令严密。
注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礼治和道家的“慈俭”，固然是应时良药，温和清凉，但有时的确难以治愈重病或急症。
（选自《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
王道：以德服人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大原则。自孟子提出这个观念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为政治的大原则。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权势及武力为手段，而又假借仁义为口号的，这种政治就是“霸道”。中国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政治路线变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决条件，必须自己先能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国家本身的军事力量要强大、经济力量要雄厚、人民要众多、领土要广阔等。必须先具备这些厚实的国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自周朝以来，王道就开始逐渐衰微了。
孔子在《礼记》的《礼运》篇中，说到人类文化衰微的演变，就感叹后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体现于《礼运》篇中的一段，描写王道政治普遍实施以后理想的社会状况。他说，中国在上古时候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变了，王道的政治也没有了，但还可以致“升平”的社会；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乱之世了。
而孟子在这里，就更加强调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后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义的“霸道”而已。但是他为霸业下了一个定义：霸业必须具备一个强大的力量来行使治权。然而，纵使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政权，要想图强称霸，还是要假借仁义之名，利用仁义做它的号召。
换言之，霸道的政权、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国，如果不借仁义为名，还是不行，不能成为霸。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一定要两者掺和来用，虽然有政权、有实力，但也还要借助仁义这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