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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等，是哲学的重点。光是懂那些原理，不懂历史，不将人生、社会、国家整个的经验融合，那个学问是没有用的，那只是空洞的理论，讲得再好听，没有时间的经验来实证，是没有用的。
所以古人有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说法。年轻人一看这句话，头大了，什么“刚日”“柔日”的。其实很简单，所谓“刚日”就是阳日，也就是单日；所谓“柔日”就是阴日，也就是双日。
但是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句话里，刚日、柔日的意思不是这么呆板的。所谓刚柔，代表抽象的观念，“刚日”就是指心气刚强的时候，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满腹牢骚，情绪烦闷。这时候就要翻一下经书，看看陶冶性情的哲理，譬如孟子的养气啰，尽心啰。相反地，如果心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万般无奈的时候，那就是柔日，就要翻阅历史，激发自己恢宏的志气。
中国的历史，比较详细的记载是从周朝开始的。《礼记》上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很特别，从上古黄帝一直到周朝，史官的职位是帝王封的，但是封成史官以后，帝王不能干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等，在帝王旁边的史官，左史记言，皇帝及臣子们所说的建议语言，都要真实地记录；右史记事，帝王做了国家大事，或是亲近女色，做了什么事，都如实记下。中国古代史官的权力有这样大，这种体制也是全世界独有的。
研究中国历史，不是光研究历史而已哦！过去几十年都在学西方的哲学，我们童年的时候，英美留学回来的学者说中国没有哲学。我就笑，说我是乡下人，喝中国水沟的水长大的，你们喝洋水的，把洋水带回来，我也尝到一点点。中国怎么没有哲学？中国的哲学在诗词歌赋里头啊！不像欧美的哲学是专门的，所以中国讲历史是文哲不分，文学跟哲学分不开的。同时文史不分，你看每一个写历史的人都是大文豪，也都是诗词歌赋非常好的人，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还有呢？文政不分，司马光是宋朝的宰相，历代写历史的人都是翰林大学士，都是大官呀，所以文政不分，自己政治上有经验。还有文艺不分，除了诗词歌赋以外，音乐、舞蹈，民间好的坏的风俗，天文地理，无所不知，通才之学。所以学了历史有这样的伟大。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历史的经验》《论语别裁》《漫谈中国文化》《孟子与公孙丑》）
因果观与历史哲学
《易经》里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这是中国文化的原则，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最喜欢讲因果报应。如果过去没有研究过《易经》，都以为这是佛家的思想，来自印度，事实上中国、印度、东方文化都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
由此我们了解，中国过去五千年文化思想的教育、政治、道德等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础上，所以大家都怕不好的报应，乃至做官的人，要为子孙培养后福，都是怕因果。不过因果的问题是宗教哲学的大问题，研究起来也是很好的一本书，一篇很好的博士学位的论文。佛家的因果，是讲本身的三世，即前生、现在及后世。中国儒家的因果讲祖宗、本身、子孙三代，就是根据《易经》这里来的。
这也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尤其这几句话，我们都晓得用，知道是孔子的话，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不变的原则。现在当然社会道德已变动了，但是据我个人仔细地观察研究，我们中国人年轻一代尽管怎么变，这个观念还是有，这是我们民族血统中的观念。
我们要注意“余庆”“余殃”的“余”字，余是剩下来的，是有变化的，并不是一定报在本身。这是中国人对因果报应的看法，中国文化一切都建立在这因果报应上。由此看来，刘备在临死的时候，吩咐他儿子两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以刘备这样一位枭雄，对自己的儿子做这样的教育，都是从中国旧文化来的观念。我们看历史传记，常常提到某某人的上代，做了如何如何的好事，所以某某人有此好结果。
将来中西文化汇合以后如何演变？还不知道。现在据我所知，最近在美国，宗教的活动，自哈佛大学开始，已经变了，提出“宗教一家”的口号，主张宗教不能分家。其次，美国的一般学者、知识青年，也非常相信三世因果。所以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尤其现在为父母的人，教育下一代，为了国家民族文化，这个观念还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下面孔子对于这个观念做了演绎，从此，也可以知道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写历史，历史的法则就在这里。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春秋战国的时候，孔子看到社会多么乱，看见当时不孝不仁的人太多了，所以提倡孝、提倡仁。社会文化，像人吃的药一样，哪一种病流行，就倡用医哪一种病的药，假如这两天感冒流行，药店的感冒药就卖得多。大学里开课，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学校就开什么课程，教育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们看了四书五经很伤感，可见中国这个民族，可怕的一面是不孝、不仁、不义的太多，所以孔子提倡仁呀！义呀！孝呀！几千年来，有几个真孝、真仁、真义的？
孔子这里就讲出了这另一面：“臣弑其君”，部下叛变干了主管的；“子弑其父”，儿子杀父亲的，春秋战国这类例子太多了。尤其是利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都是杀、抢。“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突变来的，一个社会文化演变不是突然而来的。“其所由来者渐矣”，是渐进的，也是《易经》的法则，一爻一爻，慢慢变来的。
根据《易经》中孔子的这个道理，我们看近六十多年的历史，乃至推到近百年历史，或远推到清朝中叶，十九世纪开始，我们的社会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对于今天的这个社会现象，有许多人看不惯，很难过。我觉得没有什么，这都是渐渐来的，不要怕，有时一个变动就变好了。“其道穷也”，现在已经差不多到这地步了，非回头不可。“由辩之不早辩也”，这是辩论的辩，也是辨别的辨。在家庭教育来讲，就是对一个孩子变坏，没有早看清楚；以历史来讲，就是不好好领导，不早辨别清楚，所以发生动乱。这也是讲历史哲学，也是社会史，也是文化发展史。
譬如中国文化，为什么发展到现在一直要提倡自然科学？“其所由来者渐矣”，也是慢慢变来的，不要以为现在这个科学时代已到了顶点，还是要变的，当然还有更新的科学时代出来。“《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这就解释引用初六爻的话说，学了《易经》，脚踏在地上发现降霜了，就知道冷天快要来了。到了春天，立春以后，气候一暖，夏天的衣服也要准备拿出来了。都有前因后果，这是中国文化主要的精神所在。
（选自《易经杂说》）
唯时史观与理想国
章学诚是乾隆时有名的进士，也就是当时的名士，学问很好。他讲过一句名言：“六经皆史也。”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四书五经”都是历史。譬如讲历史，你先要懂《易经》，不是要你懂八卦，那太难了，你要先看孔子研究《易经》的报告，叫《系传》。他把宇宙社会的演变程序，很科学地告诉你了。还有像家庭及个人的一生、生命的旅程和价值，也都告诉你了。
大家都讲儒家的代表是孔子，我们晓得，在孔子手里，把中古到上古渊博的文化浓缩下来，以唐尧为标准。你看孔子嘴里的话，随时口称尧舜，但是不大提大禹，只提了一两次，“禹，吾无间然矣”。对于禹，他说：我没有话讲，不敢批评。因为禹对中国人功劳太大了，把洪水大患整治成了水利，奠定了几千年农业立国的基础。可是孔子却只称尧舜。他对于汤武革命也有意见，并没有明说，大家看不出来。这就是历史的眼，“史眼”。
孔子一辈子真正的学问，不是《大学》《中庸》哦。《大学》是他的学生曾子著的，传授孔门心法。《中庸》是他的孙子子思作的，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孔子的讲学对话记录是《论语》，是他的学生们编集的。那么孔子有没有真正的著作？有，《春秋》，还有《易经》的《系传》等十翼。孔子为什么把他编著的历史叫作《春秋》，不叫“冬夏”呢？这是根据天文来的，每年春分与秋分这个阶段，气候温和，不寒不冷，昼夜均长，所以春秋的意思就是平衡，像秤一样的公平。这是孔子著《春秋》的深意。
《春秋》他是只写纲要哦，没有写内容，等于是左史记事，没有记言；中间的历史内容是他的学生传承编集的。《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把内涵加进去补充说明，三家各有不同观点。
孔子著了《春秋》以后，他认为别人不一定了解他的历史哲学观，因此讲了两句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他说将来后世的人如要骂我，是因为我著了《春秋》；真正懂我的人，知道我讲中国文化精神在哪里的，也是因为《春秋》。所以说《春秋》有微言大义。有没有人骂孔子？有。像我们小的时候读书，有些古板的老师不准我们读《春秋左传》，也不准我们看《三国演义》，更不可以看《红楼梦》《水浒传》。他们说《红楼梦》是淫书，黄得不得了，看了就会学坏了；看《春秋左传》《三国演义》，你将来会变奸臣，喜欢用权术智谋。
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
那么《春秋》记载什么呢？记载“唯时史观”。魏承思老师有一天跟我讨论，他说西方讲唯物史观。我说不对，那是十九世纪的东西，不谈了，世界上的宇宙万有不完全是唯物的。那么唯心史观对不对呢？也不对了。魏老师说那中国的历史是什么。我说是“唯时史观”。你看我们的史书上，不把帝王当主体，他的纪年先讲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以时间来推算的，这个时间怎么编呢？一个花甲六十年。
《春秋》中记载了周朝后期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当时中央天子虽没有垮台，但诸侯之间互相吞并，道德沦丧，整个社会国家都乱了。其间“弒君三十六”，臣子弒侯王的有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周朝初期分封的八百诸侯相互兼并，到春秋时期所剩无几，到战国后期更只剩下七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当时社会呈现这么一个乱象，文化道德丧失到这种程度，《春秋》记录的便是这样的情况。
孔子著的《春秋》，比较说来，是中国第一部 创作的历史纲要。其他记录各诸侯国历史的有《战国策》《国语》等，只是笔法不同。
但是后世的人有些搞不清楚了，我也常常问专门研究国学历史的年轻同学们，《春秋》讲什么？后世一般学者讲《春秋》是“尊王攘夷”的思想，认为尊王就是尊重王权，专门拥护帝王专政，攘夷就是排斥外来野蛮民族的文化。我说孔子一定不承认这种观念。但是日本人采用《春秋》所谓尊王攘夷的精神，创造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局面。明治维新最特出的代表不是日本天皇，而是首相伊藤博文。当然维新也不是伊藤博文一个人的成功，但是伊藤博文赢得了历史的盛名。他推崇尊王攘夷的精神，日本因此兴盛起来，把当时美国、英国的力量赶出日本。
我们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说法。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传》之学，相当流行。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传》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
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我们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的。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当然有，首先《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
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另一方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理想的时代？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
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根据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
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论语别裁》）
司马迁的历史眼
中国古人讲，研究历史要经史合参，经史合参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司马迁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是宇宙物理世界；人，是人道。所以读历史不是只读故事，不是只知道兴衰成败，还要彻底懂得自然科学、哲学、宗教，通一切学问。“通古今之变”，你读了历史以后才知道过去、现在，知道未来的社会国家，知道自己的祖宗，知道自己的人生，知道以后你往哪个方向走。司马迁提出了孔子《春秋》的内涵，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