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西方的文化思想,十七世纪以后人们认为要解决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的问题,非靠经济不可,以经济来解决政治。中国几千年文化刚好相反,经济摆在第二位,有好的政治,经济自然会好。
我们要真的研究工商企业的发展,要好好去研究管仲。管仲的历史故事很多,我提醒大家注意他的两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认为经济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社会经济不发展,人民不富有,文化就谈不上。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可是大家忘记管仲提倡的是什么,不是经济领先,而是政治文化领先。“仓廪实、衣食足”只是手段,好的政治可以自然达到仓廪实、衣食足。再譬如他的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谓四维,譬如房子的四个栋梁,这四个柱子没有搭好,文化没有建立好,国家就很危险了。礼义廉耻这四个内容太大了!管仲也是做工商业出身的啊!孔子非常佩服管仲,所以在《论语》上说,我们的国家,以前要是没有管仲,我们后代就都变成野蛮人了,因为文化的建立者是管仲。
大家研究经济,发展工商,希望能够回过来借用自己的历史经验。更要看清楚,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存在五千年,不是件容易的事。经过的变乱,像我们所谓的“一穷二白”这个情形,过去有很多的经验,究竟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譬如汉文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文景之治”是靠“休养生息”这四个字。历史上记载很简单,可是我们读书不要轻易把它看过去了。这四个字都认得,休息、培养、发展生产、繁殖。所以历史上记载汉文帝上来“休养生息”四个字就解决问题了。古文同白话文不同,现在这四个字引申起来就是那么厚的一本书了。
春秋战国下来,几百年的诸侯战乱,到秦始皇二三十年把国家统一,把秦始皇以前几千年的体制改变,成了一统江山,废除封建制,不再有诸侯的分封,地方不能自治,通通归中央统一领导,变成中央、郡、县三级制。古代的郡就是现在的省。所以汉代的时候太守二千石,就是省长的待遇,是发给两千石的米粮实物,因为那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郡以下就是县了。
汉文帝接手的时候,休养生息,不能打仗了。其实那时汉朝的天下很苦,钱没有,社会贫穷,一穷二白,天下变乱,文化没有建立。我们现在经常讲文化教育,其实秦始皇以后,是到了汉武帝时才开始恢复中华文化的,离秦始皇已经八十多年了。
比如我们现在,旧的文化推翻了,推翻清朝到现在九十六年,现在大家都讲文化,文化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看历史上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汉文帝起来的时候还管不到文化教育,他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北方的匈奴。所以他一直要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节俭,以充实国家的军费,留给孙子汉武帝出兵。这是很痛苦的。
到汉武帝的时候经济还是不够好,打仗也是要钱,尤其那个时候匈奴侵略过来,赶不出去啊!那个时候重要的是骑兵,骑兵重要的是马,中国人不太养马,要凑钱买马,所以读这些历史就懂了武器的重要。但是中国人制造那个铁兵器容易断,炼钢技术不够,到汉武帝的时候没有办法了,所以叫张骞出使到外国偷学这个技术。
汉武帝要用兵,这个时候不同了,是刘邦以后六十多年了,要发展经济,扩充国力,建立文化,这是很大的一个任务。因此这个时期经济思想有一个争论,记录在很有名的一本书《盐铁论》里。
《盐铁论》这本书论辩很多,是发展文化第一,还是生产经济第一?就是说应该注重钱还是注重文化教育,这个论辩很厉害。当我们有《盐铁论》的时候,西方欧美的什么《国富论》经济思想,一点影子都没有,谈不上。可是我们汉朝的时候已经在讨论,究竟是政治与经济发展重要,还是其他的重要。也就是说,究竟儒家思想、道德人伦重要,还是钞票重要。你们现在满脑子都是钞票、股票、期货,就是这一套,这一套很容易迷糊自己。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
司马迁的“金”句
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中,特别创作一篇《货殖列传》,意在说明工商业经济的重要性。《货殖列传》是关于经济、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化,儒家、道家都看不起工商业,看不起做生意的,只有司马迁不同,他提出来工商业的事。“货”代表一切的物资,也包括今天的资本。“殖”是生利息,繁殖起来,等于种树一样,它会生长。现在我们摘引他原文的三段重点,作为研究的参考。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他说:从虞舜、夏禹时代开始,人们的耳目已经习惯了美声丽色的嗜好,嘴巴已经吃惯了好吃的米面和畜牲的肉味,身体已经习惯安逸快乐的享受,而且在心理意识上,已经习惯浮夸、骄傲,羡慕权位和势力的荣耀。这些风俗习惯,是由上古以来,渐渐地逐步养成的,后来的人们,便认为是自然地当然如此了。你想挽回人心,恢复到如上古时代的淳朴自然,虽然你挨家挨户去劝导,也是枉然,始终不会达到“化民成俗”的崇高理想。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几句话就是经济的、政治的大原则。善于运用的人,就因势利导,像那个水流一样,流下来的时候你不能挡,你只好将就它那个力量,慢慢疏导出去。次一等的就“利道之”,等于我们骑在驴子的背上,驴子不肯走,拿个竹竿,前面吊个红萝卜,驴子要吃红萝卜就永远向前面跑。用一个好的利益摆在前面,给他一个目标走,这是第二等。再其次的,只好取用严格规范的管教方法来教导他们了。刚才我跟一个年轻朋友谈话,也是做大事的,我说:你的公司怎么样?他说军事化管理,我就笑了。现在讲管理军事化,越管理越不好,这是“教诲之”。管教也达不到目的,就只好制定法律规章来整齐划一地统治。最下等的政治、经济管理是“与之争”,与民争利了。公家跟私人企业争利,或者上下争利,那就完了。
《货殖列传》里头,怎么致富的,他说了一些要点,经典中的名言很多。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少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这一段司马迁先引用了《周书》,然后接着说: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穷与富有,是不可以靠抢夺,或是施舍给人的。这都需要人的聪明智慧去设法取得,所以灵巧勤劳的人就富裕有余;愚笨懒惰的人,就始终不够用了。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这几句话千万记住!我看司马迁的人生学问都在这里。“富无经业”,怎么样发财没有一定的,也没有长久的,哪一行、哪一业也不一定,最后是靠你自己的智慧,不能说哪一行对,或者可以一直发达下去。
“货无常主”,财富不会永远属于你的。我也常常告诉大家,财富是个什么东西?拿哲学道理来说,尤其是佛学的道理来讲,财富属于你的所用,不是你的所有。你一生即使有再多的钱,只有临时支配的使用权,并不真是你的所有,而且只有你用到的、真用得对的,才是有效的,否则都不是的。
所以中国古人说:“富不过三代。”依我这八九十年的经验来看,三代都不会,富不过二代的很多。一下子就变了,没有了。所以“能者辐凑”,有能力的就赚来,其实不仅仅是靠能力或劳苦,还要其他很多因素凑拢来的,像车子的轮子一样,一条一条的辐条凑拢来的。“不肖者瓦解”,能力不够了,或者其他条件不行了,一下就没有了。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司马迁在这里讲,他说有千金财产的人,“比一都之君”,好像与地方首长平起平坐。达到百万,现在不是百万了,就是你们讲的多少个亿。他说达到这个,“乃与王者同乐”,他的享受比部长、省长乃至国家领导人都好。“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他说这个并不需要祖传的,靠自己努力来做到这样。
最后引用管仲的名言:“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这个“礼”包括很多,所以管子的经济政治从这里开始,经济不建立好,这个社会讲文化就没有基础;反过来讲,文化没有基础,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就是个病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所以文化的修养很重要,品德好的人富有了,会做好事,做功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没有修养的人发财了,就用到享乐上,或者做坏事去了,或者继续再投资,为了钱而赚钱。至于怎么样用钱才好,根本不懂。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这三句是重点的话。水很深时,可养很多的鱼;山很深了,里头有很多的动物;人富有了,有了财富要养仁,讲仁义道德等。不是说人富有了自然会有仁义道德,那是要提醒自己反省自己,要注重修养才会有的。
“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树倒猢狲散,猴子是为了桃子才来的。不是只有财富吸引人,道德学问的富有,也会吸引人来学习归附。“富者得势益彰”,富有了,得到势力,有机会再发展。“失势则客无所之”,你倒霉了,朋友也没有了。所以你的朋友很多,要考虑考虑是你道德的关系,还是你财富的关系,自己要反省。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从前的谚语说:有钱家庭的孩子,不会死在路上,总是有人招呼的。没有人招呼,说不定就死在哪里。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的名言。“夫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他有一个结论,谁都怕穷,可是反过来看,人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才满足?看了这几句话,你可以答复,人永远不满足。“千乘之主”是皇帝,“万家之侯”是诸侯,“百室之君”是地方的首长。他说每个人,不管官多大、钱多少,随时仍觉得不够。依我的经验,我常常告诉同学们,人生啊,永远感觉到缺一间房间,身上永远感觉缺一块钱。所以,“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那么有力的人,自己还感觉到不够、不满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所以,一般人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这是司马迁在这一段的结论。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漫谈中国文化》)


第六章 穿透迷雾的历史眼
文化的中心是历史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中心就是自己的历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自己祖先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不知道,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名言“数典忘祖”。全世界有六七十亿人口,有许多国家,但是最注重历史的是中国人。希腊、埃及、印度及中国是四大古国,都有几千年的文化,可是希腊、埃及、印度都没有中国这样注重历史。
我们以前读书非常重视历史跟地理,一个国家的民族若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和地理,是个大笑话。一定先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再推而广之,了解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这是一个国家民族意识的中心。
我经常告诉青年人,你们想要了解国际政治,要晓得全世界多少国家、多少宗教、多少民族,就必须先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政治、宗教、民族。你们不管有没有出国留学,对自己历史的研究,对远古、上古、中古等的了解,都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我在外国对中国的留学生讲,你们要了解世界政治,赶快去读春秋战国。现在的世界政治就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势,在我看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在欧美留学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回来,就想把某个国家的文化体制用到中国,就想治国平天下,懂个什么?这叫“隔靴搔痒”“药不对症”,可以说影子都没有,所以不读历史是不行的。
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
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形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它、歌颂它或讥刺它。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吸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参考,甚至,借以效法它、模仿它。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司马先生重辑编著这一部史书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做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所谓“资治”的含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历史经验。因此,平常对朋友们谈笑,你最喜欢读《资治通鉴》,意欲何为?你想做一个好皇帝,或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臣和名臣吗?当然,笑话归笑话,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书。
我十二岁一个人在山上庙子里读书,不是读《资治通鉴》,是读《纲鉴易知录》。一年两个月当中已经读了三遍,基础打稳了,所以对历史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注意,而历史与文化是整体的。
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你们许多人在大学里也读历史,你问要看哪一个教授写的,我不加意见。有些人看中国经济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学史……我就笑了,看这些书等于钻牛角尖,没有全盘了解。因为这是一般读书人在读了历史以后,站在某个立场观点写的。
我们的历史,单讲正史,留下来的有二十五史,每一代的历史都有详细的记载。不注重历史,你就不懂政治,不懂经济,也不懂商业,这些学问经验历史上都有。有人问我,我们推翻清朝到现在是九十九年,再一年就一百年了,一百年以后你看中国的前途怎么样?我说要想了解现在这个时代,你去读历史。古书上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想知道未来,要知道过去,不懂得历史,你怎么晓得未来,更别谈想懂人类社会文化是怎么演变的。这是告诉大家历史的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