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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漫谈中国文化》《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南怀瑾与彼得·圣吉》）
人民、土地、财货，怎么排序？
我们研究周秦以前的中国文化，最要紧的，先要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时光倒流，回到上古传统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上去，这样才知道古人简单的一个“货”字，是包括了现代人所说的物质资源，乃至人工所生产的农工商业等产品。凡属于经济学范围的东西，统名叫“货”。但有的古书上，又把“货”“财”两字合用，也有和农业生产的粮食合用，称为“食货”的。如果随便一读，便很容易使人在意识分别上，混淆过去。其实，“财”字是指“财富”，是包括农工商业所得的“物资”和代表“货物”互相“贸易”交流与币贝等的总和统称。
人类的“财富”，基本上都是由自然界的“物资”而来的，是绝对“唯物”的。那么，他在讲“治国平天下”之道，为什么先前已经说到了“财富”，现在又怎么再提出物质资源的“货物”观念上去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人性最大的欲望，除了生命基本所需求的“饮食男女”以外，就是“好货”。这就是人性普遍存在的占有欲，是基本病根最重要的一环。如果照后世的社会科学来讲，换了一个名称，就叫作“利”字。例如世人常用的“名利”二字，“名”就包含有权位、权力、权势、权威等，“利”就包括了货物、财币、钱财等。
我们只要明白了这些意思，便可恍然明了先贤们把上古史，姑且裁定到夏、商、周三代以前。因为从进入封建时代，家天下帝王制度形成后，经四千余年之久，王侯将相和所有的帝王，都是把天下国家当作货物在玩弄，巧取豪夺，又有几个是以“济世救民”存心的呢？尤其在秦、汉以后，那些开国帝王的目标，都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作为目的，谁又真能“明明德”而做到“治国平天下”呢？
曾子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这一段文章非常白话，本来不须再加讨论。但是，为了在座的几位年轻同学是从现代白话教育起步，使我又回想到我自己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还在童年，距离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以上，当时似懂非懂不敢多问。如果啰唆多问，老师会说，好好背熟它，将来你就会懂。当然，听来很闷气，不是生气，因年轻还不懂生大气呢！将来懂得，真是莫名其妙！心想，恐怕老师他自己还没有完全懂吧！可是几十年后，真的反而觉得那个老师真高明，好在没有点破我。如果那个时候，他教我懂得了文字，也许我永远只是做个“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而已。这是要有人生多方面的经验，而且还要配合数十年的做人做事，才渐渐地一层一层深入，才算真懂了。学文哲和文史，也同学自然科学一样，没有走进实验室去实习，永远不会有新发现，永远不会有发明的。
话说这段文章，它是在古往历史上，评论一朝一代创业建国者的经验和成功失败的大原则，同时也是一个人要做任何一种事业的成功和失败的共通原理。一字千金，真不愧是孔门贤哲弟子的名言。
他首先提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之道，这个“道”字是一条不可变易的大原则之道，并非说话之“道”。不过，你如把它当作要说话之先的“说道”，也勉强可以。总之，他说，要想创业建国，唯一的条件，需要有人民群众的归心拥护。有人民群众才能得国；相反地，失掉民心就会失国。但怎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归向呢？答案：“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是古代语言的习惯，便是现代常说的“所以”。这是说，你想要创业建国，或是你想做任何一件事业，必须先得“人和”。你想要人心归向，或是个人想要有朋友相助，必须先要从自己“立德”开始。如果自己做人，态度、言语、思想等行为，处处“缺德”，一切就免谈了！不过，一个“德”字，含义太多、太广、太深，真是一言难尽，说不完的，不是随随便便说一句“道德”就对了。
明白这个道理，自可了解下文所说的推理：有德，才有人众；有了人众，就会有土地；有了土地，就会有财货；有了财货，当然就能兴起种种妙用了。尤其是一个国家，就是人民、土地、财货三个因素的综合凝聚，然后构成一种总动力的共同经营，那便是后世所说的“政治”和“治权”的内容了。其实，一个人家也是一样，先由男女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共同辛苦经营，然后才成为一个家庭。至于现代人的创业，无论是工商事业、金融事业或社团事业，也都不外乎此理。
但他特别慎重地提出，注意任何创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在于个人的“行为道德”，也就是包括心理行为和处事行为两种的综合。所以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个“末”字，不是说财没有用的意思。这是说，一个人自己的道德行为是根本，财货是由根本所发展产生的枝末。
换言之，德行犹如树根，财货犹如树的枝叶。树根不牢固，枝叶是不会茂盛的。因此，他便说：“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如果你不顾在自己内在的根本德行上建立，只想争取向外的财货，那就必然会有人来和你争夺权利。所以在争取人和与争取财货两者之间的妙用上，曾子就特别提出一个道理，即“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那是万古不易的名言，也是人类生存和生活上的大原则。赚钱难，聚财难，但是用钱更难，散财更不易。能够赚钱聚财，又能够善于用钱和散财的，必然是人中豪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至于死守财富和乱散钱财，当然是一般社会人群中常有的两种典型。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必须先了解群众、资财、权力三者之间，犹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脚架，缺少一根就站不起来了。尤其对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没有良好的经济财政，必然就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政权，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则。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亡史迹，最后促使衰败的，必定是先由财政、经济上产生必然的崩溃。但在中国文化中一贯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以儒家、道家为主流的学术思想中，认为要解决经济、货财的问题，使“国家天下”得到“治平”的境界，只要从政治上做好，便可达到“物阜民丰”，国家和人民就都可以“安居乐业”了。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仁义经济学
《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与人口消费来说。“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以及兼带手工业的生产情况来说的。
这的确是千古不易的名言。无论是十八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二十世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都不能否定它的卓见。
又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第一句，能知仁道的人，因善于运用财富，便可以发展一身的功名事业。第二句，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来拼命搏斗，求取发财。第三句是说当家治国的领导作风，以及领导社会的风气的重要性。
上好仁，下必好义。但在古文中的“义”字，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那可又是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了！儒家所讲的“义”，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我之间都得安详，所以古人解释“义”（繁体为“義”）字造形的内涵，是从“羊”（吉祥）、从“我”，两个字义的综合，是属于“六书”中的“会意”字的范围，等于说是“为善最乐”的意思。
但自曾子以后，孟子特别注重“义”字，主张以“义”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注解：义者，宜也。这也等于说是没有哪一点不合适、不相宜的才是“义”。至于从墨子学说以后，墨家思想的“义”字，就有偏重于人我之间，富于同情心和相爱心的“侠义”之“义”了。
我们知道古文对于这个“义”字和“仁”字一样，都具有广泛的含义，可以说只能“心领神会”，不可局限于文字言语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说“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是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思，个个好义，当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结果。
因此他说：“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说明治国者应当不起私财之心，民富即国富，国富则民强，这样才能达到“均富”的境界。
孟子第一次见梁惠王时说：“你梁惠王何必谈利呢？你只要行仁义就好了。”这是中国文化千古以来，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辨的最大关键。而在后世的读书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联想到“对我生财”的钱财之利这一方面去了。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说，也很可能误认为只是经济财政之利。至于义，则多半认为和现实相对的教条。因此便把仁义之“利”错解了，而且把仁义的道理，也变成狭义的仁义观念了。
如此一来，立身处世之间，要如何去利就义，就实在很难办了。举一个实例来说，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钱，这是利，我要不要把这些钱拾起来呢？这就发生了义利之辨的问题了。以我们传统文化来说，这些钱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来据为己有，就是不义之财，是违背了义的道德，是不应该的。
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里认为，路上的这些钱，乃是无主之财，我不拾起来，他人也会拾去，据为己有，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到底该不该拾为己有？儒家对这种问题，在个人人格的养成上就非常重视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非常严谨的个人的道德观念。
但是，由于这种义利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后世读《孟子》的人，大致统统用这个观念来读《孟子》，解释《孟子》，于是就发生了两种错误。第一是误解了梁惠王问话中的利，只是狭义的利益。第二是只从古代精简的文字上解释，而误解了孟子的答话，以为他只讲仁义而不讲利益，把“利”与“义”绝对地对立起来了。
其实并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现代江浙一带的方言来读，就可从语气中了解到他的含义，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讲利，而是告诉梁惠王，纵使富国强兵，也都是小利而已；如从仁义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试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于人生的艺术、生活……没有一样不求有利的。
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为了成仙成佛，也还是在求利。小孩学讲话，以方便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是一种求利。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
再从我们中国文化中，大家公推为五经之首的《易经》中去看。《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辞，以及上下系传等，谈“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处；而说“不利”的，则有二十八处。但不管利与不利，都不外以“利”为中心在讨论。《易经》思想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个字。所以《易经》也是讲利，而且告诉我们趋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如果探讨孔孟思想的文化源头，绝对离不开《易经》。所以说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价值，那么《易经》等我国的所有传统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我们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对义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确的认识。
《易经·系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哲学、经济政治，非常重要。真正能理财，老百姓就跟你走，可是有一点，不要忘了理财还要能正辞。
孔子说“理财正辞”，经济的问题固然重要，精神文明的文化更重要。所以中国《易经》的政治哲学：第一点是理财，使有繁荣的经济基础；第二点要有最高的精神文明；第三点人民还要守法。所以说“禁民为非曰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理想的国家。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孟子旁通》《易经系传别讲》）
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我现在九十岁了，生命的经历很多。这个国家大革命以后，经过北伐，我亲自参加过抗战，经历过国内的变化，在海内外大波浪之间，直到现在二十一世纪，我觉得有了问题。这些问题使我想到中国古代禅宗的两句话：“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
我们的国家社会，今天的发展非常繁荣，好像人人都前途无量，朝气蓬勃。事实上都有“一片白云横谷口”的现象，不是黑云哦！是很漂亮的白云，可是把自己遮住了，一切都搞不清楚了。本来是自己的家，鸟要飞回来，可是因为这片白云遮住了，迷巢了。我深深地感到，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个现象。
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学，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外国人的经济学。自己的经济学在哪里？同样是人，尤其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没有经济学吗？现在我们经济学走的路线，包括我讲经济学这个名称的问题，都在跟着人家走。
大家要做企业家，就要研究历史的经验。举个例子，姜太公如何帮助周朝建立并使之享国八百年，而且他封在齐国。现在所谓的胶东，那时是最落后、最贫穷的地方。他八九十岁快要一百岁了，到这个地方来做诸侯，怎么把一个国家变成那么富有？中国文化经济商业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是在齐国的临淄，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比现在的上海、纽约还热闹哦！唐朝的时候在扬州，所以你们看古人的诗句，“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唐朝经济的中心在扬州。宋朝就不是了，宋朝的经济中心在漳州、泉州。上海发达到现在最多一百年，以前是小镇，原来归吴淞道管的。今天的经济中心是上海，未来就不是上海了。这是经济商业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