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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了解，凡是自己没有悠久博大的文化之民族，纵然佛光普照，它的本身，仍然无力可以滋茂长大。所以说，当达摩大师在印度的时候，遥观东土有大乘气象，不辞艰苦，远涉重洋，便放下衣钵，把佛法心印传留在中国。
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历史剩遗在山川名胜的背景，已经足以表示整个文化的光辉，何况它的精神，还是永远常存宇宙，正在不断地继往开来呢！仅以丛林创建的制度来说，它给全国的山光水色，已经增加了不少诗情画意，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风格。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还只是描写南北朝以来的江南佛教事迹，到了唐朝以后，因为丛林寺院的兴盛，可以说，率土之滨，莫不有寺，名山之顶，何处无僧，所以后人便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咏了。加上以唐人气度的雄浑，宋人气度的宽阔，二者融会在寺院建筑之中，我们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可见到美轮美奂、壮丽雄伟的塔庙。只要你翻开各省的省志，各州、府、县的地方志，要查名胜古迹，僧道寺院，便已占去一半。
缅怀先哲，追思两三千年的留传至今的事物，岂能不令人痛恨这些一知半解、妄自蔑视中国文化的人！须知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建设起来，是经过多少时间和多少哲人的心血所完成。要想改变，以适应世界的趋势而争取生存，那也要学而有术，谋定而后动，岂是浅薄狂妄、轻举妄动所能做得到的吗？
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是以儒家为主流。儒家高悬大同天下的目的，是以礼乐为主导政治的中心，由于礼乐的至治，就可以实现《礼运》天下为公的目的。但是经过数千年的传习，一直到了唐代，才只有在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里，实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它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佛教僧众的集团，然在精神上，它是融合礼乐的真义和佛教戒律的典型，“礼失而求诸野”。如果讲到一个真善美的社会风规，恐怕只有求之于丛林制度了。但是也还不能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规模，因为国事天下事，与丛林社会相比，其艰难复杂，又何止百千万倍？人是一个有情感和理性的生物，无论性和情，只要偏重在那一面，就不能两得其平，结果都不会安定人生的。
南宋时代，杭州径山大慧宗杲禅师与温州龙翔竹庵士珪禅师，恐怕以后丛林衰落，便合力记述历史丛林住持的嘉言善行，留作后世的准绳，作了一部《禅林宝训》的书。其中高风亮节，以及敦品励行的典型，足以与《宋元学案》比美千秋。如果去掉它僧服的外层，作为为人处世的修养范本来看，一定别有无穷受用，可以启发无限天机。
百丈禅师创建丛林以来，他的初衷本意，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不为生活所障碍，能够无牵无挂，好好地老实修行，安心求道。他并不想建立一个什么社会，而且更没有宗教组织的野心存在，所谓“君子爱人以德”则有之。如果认为他是予志自雄，绝对无此用心，尤其是他没有用世之心，所以他的一切措施，自然而然地，便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了。如果他有世务上的希求，那便会如佛经所说“因地不真，果招纡曲”，岂能成为千古宗师？在他当时，一般人之所以责骂他是破戒比丘，只因大家抵死执着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认为出家为僧，便不应该耕种谋生。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来看，如果他当时不毅然改制，还让僧众保持印度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传流到现在吗？
禅宗最重人们确有见地，佛教称佛为“大雄”，时移世变，时代的潮流，由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到工商业科学化的今天，追怀先哲，真有不知我谁与归之叹了。
（选自《禅宗与道家》）
第五章 中国有没有“经济学”
另外一种经济学
我常说，我们很多翻译的名称是二手货，很多名称没有自己翻译。譬如说“智慧之学”，我们中国人叫“慧学”，日本人翻成“哲学”。再譬如说“经济”，我就严重地反对，中国讲“经济”，在中国文化里头很严重啊，是经纶济世，是大政治家、大文化家（的事业），这个叫“经济”。
我们常说中国古人的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那个“经济”不是现在这个“经济”。他讲写文章，西汉一个司马迁作《史记》，一个司马相如文学第一，所以“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中国经纶济世之才，赤手空拳打下来天下，建立一个政权而万古留名的，很好的榜样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所以叫“经济南阳一卧龙”。这是中国人由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的观念。日本人把管财经的问题叫“经济”，这是很好笑的事。现在一提到经济就想到管钞票、要钱。这个文化问题很严重。
我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欧美的经济学家，是强盗的经济学家，都是为一个国家、一个观点，写了许多经济学的书。你们学经济不要乱跟他们。从《国富论》开始，通通不对。没有一个学者研究全体人类的经济学，马克思有一点像，还不完全，他在那个时代还看不清楚。任何一门学问，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土话，叫作“麻子上台阶”——一个麻子上了台阶，群众观点，个人看一点。整个麻子脸，哪个洞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实际做国际大生意的，影响了整个世界，他们对全人类究竟是怎么个影响法，今天乃至以后的全人类，究竟应该怎么样生存生活，没有人研究，这是很严重的大问题。
那么，请问中国原来有没有现在所谓的“经济学”？没有。这是十九世纪以后过来的。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有！经济学，在中国过去叫什么呢？叫“食货”。中国人过去是重儒轻商，看不起商业的。司马迁写《史记》，他写了一篇《货殖列传》、一篇《平准书》。后来班固写《汉书》，在《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写了《食货志》。
你看“货”字，为什么用这个字呢？这要研究中国字了。不认识中国字，你中国文化讲不通的。“货”是“化”下面加个宝贝的“贝”。贝是什么？我们上古货币是用贝壳做的，最初商朝、周朝以前的货币是贝壳，后来慢慢变成用其他的货币。“货”是化贝，包含了物品交换和货币贸易的内容。“贸”字上面是“卯”，下面是“贝”，早晨五六点钟（卯时）在集市上买卖交换物品。“易”上面是“日”，下面是“月”，日、月每天轮转更替，包含交换、交易的意思。
由“货”字，谈到货币学。我常问学经济的同学，我说古今中外每个国家、每个社会，货币一定会通货膨胀，每个时代都会通货膨胀，而且每个新时代会把货币变了，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经济哲学的问题了。货币为什么一定会变？譬如刚才讲到“货”字，是变化的“化”下面加一个宝贝的“贝”，有财富变更变化的意思。所以，司马迁第一个提出来商业的哲学，写了一篇《货殖列传》，那么中间有两句话很重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切学问道德抵不住一个钱、利，利之所在，拼命苦干，命不要就是为了这个利。人家说司马迁是历史学家，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他走道家的路线，他为人类开了一条路。
司马迁以后，班固写《汉书》，走司马迁的路线，但是改了，把这个叫《食货志》。《古今图书集成》里面叫《食货典》，把五千年农业社会的经济、税务的收入、国家财政的给配、商业的行为、政策的安排，都收录在其中。只是可怜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一百年当中，有几个学者回转来研究研究自己的经济学？
《汉书》上的《食货志》，食货，包括了农工商业，有人把“食”归纳为农业，把“货”归为工商业。一切经济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工业，第三是商业，包括财货的流通。至于现在什么股票啊，期货啊，金融衍生产品啊，真是泡沫，花哨得不得了，迷惑了人。当然有人喜欢这样，可以浑水摸鱼了。
道家有本书，很多人没有看到过，叫作《鹖冠子》，是隐士神仙之流写的。我们学军事出身的，喜欢带兵打仗，研究军事的书也读，研究政治的书也读。《鹖冠子》里头有两句话叫“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物然”。
“贵贱无常”，这四个字包含很多了，一个人生也好，一个东西也好，值钱不值钱，有没有价值，这是贵贱的问题了。“无常”，没有定律的，会变化的。“时使物然”，时间跟趋势使其如此，社会的演变，时代的演变，环境的变化，产生这个作用。注意哦！中国文化只有这八个字，“贵贱无常，时使物然”，如果写成经济学、金融学、货币学，起码二十万字的书了。
上面还有句话，“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这是中国文化，你们特别注意！一只大船开出去，到了河中间，船坏了，要沉了，这很严重，所有船上的生命财产都会没有了。这个时候什么最贵呢？一个葫芦，“一壶千金”，一亿价钱都值，要救命啊！船没有了，抱到那个葫芦，有浮力，人就死不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经济、财经，包括金融、银行，自己要研究研究，建立自己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是乱讲的啊，不过讲课的时候放言高论，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我们这个时代走到大河中间了，中外文化也走到大河中间了。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准备好，不要“中河失船”。万一船漏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办法，能够救起来这个时代，救起来自己国家民族的政治，政治包含了经济、文化在内，是很重要的。
《阴符经》上面还讲到一句话——《阴符经》是姜太公的兵书——“绝利一源，用师十倍”。譬如一个人，他耳朵听不见，眼睛往往特别好。眼睛坏了的，耳朵感觉特别灵敏。这是个巧妙应用的道理，政治、军事、财经都用得到的。加上刚才我提到《鹖冠子》的两句话，帮助你们思想。
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文化与经济是相关的。有些人不大好批评中西文化，我说我还差不多勉强可以批评。有些人讲，你这位老先生专门读中国书的，你懂什么外国啊？我说：对不起，我欧美都去过，而且都住过。我还批评中国的留学生，我说：这一百多年以来，都是坏在留学生手上的。当年清朝末年的留学生被注重的是德日派的——德国留学的、日本留学的，重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慢慢注重英美派的留学生。到共产党统一中国这个阶段，初期都是注重苏联的留学生。一九八九年以后，一下翻过来，用美国留学生。
我在美国的那个阶段，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好几位精英都在美国，都到我那里吃饭。我在美国还是一样地上课，给他们讲中国未来前途的问题，我说你们赶快回去帮忙祖国，不要在这里。当时讲到经济的问题，比现在还严重。
当时我在美国跟他们讲，我说十六世纪以前，美国跟欧洲够不上谈经济，穷得很，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很富有。马可·波罗从元朝回去以后，告诉你们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你们认为他是瞎说。后来到了十九世纪，你们英国人做海盗去打劫，你们的白银财产哪里来？抢印度、骗中国来的，现在才有那么多钱，你们发达了，富有了。
到了美国以后，我骂留学生，你们在国外留学，在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每天吃汉堡，吃两个面包，外面上中下社会的朋友都没有，白宫的门口都只看一看，进也进不去。你们懂什么啊？然后三年五年回去，哎哟！讲外国怎么好，外国的月亮怎么大，看不起自己。因为我在那里，他们会请我到白宫去，他们的财政部长会来看我，交了很多朋友，也到处看了很多。欧洲我也去看过住过。
那么，我们的文化是从德日派开始学坏的，后来是英美派，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以后，开始学习美国，注重英美一直到现在。现在好像全体崇尚美国派，这都是问题。
可是，你不要听错了，我并不是反对外国文化，外国文化必须知道，同时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做到知己知彼。可是一百多年来，战乱加上内乱，中国人对这两方面文化，都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常常是脱离实际，忘记什么是基本，舍本求末，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知识迷惑了。
我们讲经济学的基础是农业经济，第二个是工业经济，第三个才是商业经济。现在买股票、期货的人，那是第五六层的经济了，已经不是经济了。所以买股本、期货，我叫它是虚无经济，买空卖空，说是支持实业生产，实际很多是在扰乱实业生产，最后说不定又归于空。现在你们喜欢玩钞票、银行、信用卡，什么基金、股票、期货，什么乱七八糟的金融衍生产品，不要玩昏了头，饿了肚子什么都不灵了。
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哲学是“勤俭”两个字，也就是要勤劳节省。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发展太过奢侈，刚好违反这两个字，这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文化讲经济有几千年的历史，不管是孔孟之道，还是其他诸子百家，都是讲勤劳节俭的。譬如《大学》里说“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是经济的大原则，生产的要多，用的要少。老子也讲，吾有三宝：“曰慈”，仁爱爱人；“曰俭”，勤劳节俭，俭省不是小气哦；“曰不敢为天下先”，绝不成为开时代坏风气的先驱。
现在全世界的金融、经济的观念都受凯恩斯“消费刺激生产”理论的影响。自从“消费刺激生产”理论出来以后，产生了今天工商业的过分行为。金融的各种现象，对于物质的浪费、环境的污染都是不可控制的，没有办法阻止的。如果要消费刺激生产，顶好人类天天打仗，最好的消费刺激生产就是世界大战，战争的消费是最厉害的！现在全世界都是商业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