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他大肆圈钱，疯狂地送钱，以连环套的方式让那些摆出一副正经嘴脸却欲壑难填的伪君子们一个个中计，成了他套中的猎物。他想，迟早有一天，他会让这个世界震惊，他要制造一起比当年期货案更骇人听闻的官商勾结案。这个计划甚为庞大，有可能要付出他一生的努力，为了加快速度，他不惜再次利用陆小雨的感情，可惜，他的宏伟目标尚未实现，这根链条便断了。
胡阿德几乎没让经侦人员怎么费劲，就痛痛快快将自己的计划招了。
很可惜，他没能把周正群拉下水，也没能把冯培明腐蚀掉。这是他最大的遗憾。应该说，他是有机会把冯培明腐蚀掉的，都怪万黛河，提前给冯培明打了防疫针，也怪他自己，对冯培明判断失误，把他想成了跟葛、陶一样的人。
跟他的判断一样，所有的人都震惊了，经侦队员、纪检成员，还有金子杨，还有早就对他暗中侦查的刘名俭，甚至包括万氏兄妹。没有人想到他会有那么多钱，也没有人想到他会送出去那么多钱。
担任过工商银行副行长的胡阿德自然清楚钱生钱这个道理，拿一分钱的投入换取十元百元的回报，这种买卖只能在某些官员身上找！
在这根链条上，腐蚀掉的不止是葛和陶，还有他们的秘书，还有楚玉良、路平，还有春江市常务副市长及十多号下属，以及闸北新村批地过程中卷进去的十几位小官员。
遗憾的是，胡阿德现在拿不出证据，证据全在陆小雨手里。他跟陆小雨约定，一旦事发，两人就一起逃到国外去。没想到陆小雨提前失了踪，他找不到她。
专案组会同经侦队员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刘名俭从春江赶来，听完经侦队员的汇报，刘名俭也傻了眼。对胡阿德及潘进驹等人利用政府官员做保护伞，在工程招标中提前获取招标信息，制作伪标，拿到工程项目后又通过种种手段追加投资，挖国家墙脚，从中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事实，他已掌握到不少证据，但没想到事实会是这样。
怎么办？专案组开完会，金子杨跟刘名俭急忙向庞书记作了汇报。庞书记同样震惊，他原来预想，胡阿德跟葛陶二人一定会有些瓜葛，但瓜葛如此之深，涉案人员如此之多，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一条毒蛇！他怎么就能……”庞书记话说一半，止住了，目光困惑地落在金子杨脸上，这是他很少有的一次困惑，金子杨跟刘名俭越发感到这案的棘手，两个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不说话。
“没办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收网吧。”过了半天，庞书记沉沉说道。说完，又补充一句：“我一直希望他们能自首，能向组织主动检讨，可惜啊，这两个人，滑得太远了。”庞书记脸上滑过一道阴影，看得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也不愿看到。
“是他们太过贪婪，利欲熏心。”刘名俭道。
“这样的同志，不挽救也罢。”庞书记目光望着远处，像是极不情愿地又说了一句。
商量完葛、陶二人的事，金子杨吃不准地又问：“培明同志呢？是不是也……”
庞书记果断地摆摆手：“他的情况不同，对他，我还是寄予希望。再等等吧，多给他一点时间。”
金子杨跟刘名俭揣着心事出来了，对将要打响的这场反腐战役，两人心中居然没有丝毫的痛快感，毕竟，同志中间出现这样的腐化堕落者，是件令人很沉痛的事。两人沉默着走出省委大院，上车的一瞬，刘名俭忽然说：“春江彩陶案可能另有其人，这事我们冤枉培明同志了。”
金子杨并没有表示惊讶，盛安仍早在两个月前就将那件陶器交到他手上，声明是李希民送给他的，就算冯培明能排除嫌疑，李希民呢？
相比之下，金子杨更不愿意李希民出事。
两个人心事重重回到宾馆，专案组的同志都在等着他们，这一天的金江市，空气似乎格外凝重，所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上午10点，纪委终于作出决定，对组织部葛副部长、公安厅陶副厅长、江北大学党委书记楚玉良予以“双规”。同时，经侦队员也接到命令，立即控制潘进驹！
命令下达半小时后，金子杨跟刘名俭脸上还是堆着一层化不开的愁云，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同一个人:政协主席冯培明！
冯培明已经两天没上班了，不是闹情绪，这一次，他是真病了。
三天前他感觉身体不舒服，想去医院看看，人上了年纪，身体的各个部位挨个儿要跟他过不去，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闹罢工，总之，这两年，身体状况一年比一年差。冯培明刚要打电话通知司机，李希民进来了。
说实话，这个时候，冯培明是不愿看到这些下属的，尤其是李希民。他总感觉，多年的从政生涯，自己身边并没有一位贴心人，尽管他自始至终在努力，想建立起这么一个阵营，一个在政治上充满激情，敢于冒险，敢于创新，敢于越别人不敢越的雷池，碰别人不敢碰的禁地，又能碰出成果，碰出政绩的阵营。他把这阵营称做革新派，跟夏闻天那样的保守派相斗争，相抗衡。斗争和抗衡，并不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内心里，他是真想干一番大事业，把江北的事情搞上去，特别是江北高教事业，一定要走在全国最前列。为此，冯培明野心勃勃，斗志昂扬，然而，多少年过去了，他脑子里描绘过的蓝图并未实现，理想反而离现实更远。
到底是他错了，还是现实错了？冯培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近一段时间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消息，都跟身边人有关，跟他的阵营有关。一开始冯培明不信，认为是造谣，是别人借机打击他，瓦解他，想把他彻底孤立起来，想让他及早离开政治舞台。冯培明为此愤怒、焦躁，陷入从未有过的不自信和不镇定中。庞书记到江北担任一把手，本来对他没有任何冲击，到了年龄，就该到二线，就该到后台，况且政协也不是绝对的后台，只要想干事，还有的是机会。但庞彬来偏偏跟夏闻天关系密切，以前还跟夏闻天一起共过事，这就让他不舒服了。走了一个夏闻天，又来一个庞彬来，都是跟他政见不合者，都是对他抱有成见者。无形之中他就跟庞书记有了隔阂，有了距离。这距离，就是他的心病，就是他的痛。
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他的脑子里冷不丁就会跳出这么一个想法，这想法一出来，他就愈发不安，愈发烦躁，愈发地没有耐心，没有判断力和辨别力。作为一名政治家—是的，冯培明一直把自己誉为政治家，从不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政客，一名官员，政治家是他的梦想，也是他毕生的奋斗目标。人应该是有目标的，当政客，冯培明还没把自己降到那程度，只做一名普通的官员，他又不甘心。政治家，多么耀眼多么有分量的词啊，冯培明常常为此激动得睡不着觉！作为一名政治家，不但要有眼光，要有目标，更要有超常的镇定力，敏锐的眼光，洞察一切驾驭一切的能力！可惜，很多东西他都能想得到，就是做不到。
力不从心啊。到现在，冯培明终于发出了这样的喟叹。他承认，自己这一生，有过梦想，有过辉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生，相比成功而言，败笔更多。
为什么出事的都是他阵营里的，为什么钻空子的都是他身边的人，为什么利欲熏心者都投到了他冯培明门下？夏闻天就没这麻烦嘛，夏闻天身边虽然人不多，大家都对这人有意见，可最终呢，他仍然堂堂正正站在那儿。哪像他，现在是焦头烂额，四面楚歌！
冯培明重重地叹了声气，抬头问李希民：“有什么事吗？”
李希民没回答，脸色黯然地走到沙发边坐下了。
“你看你这人，问你话哩，没听见？”说着，他咳嗽起来，很厉害。
李希民看他脸憋得通红，几乎要喘不过气的样子，急忙起身：“不要紧吧？”
冯培明又咳了几声，总算止住了，没好气地甩给李希民一句：“你还知道问一句？”
李希民看他脸色，不像是小病，跟了他这么多年，这点判断力还是有的。如果是小病，冯培明不会让别人发现，当年在市里，指挥抗洪救灾，他患了急性胃炎，却坚持在现场挺过了两夜。这方面冯培明是条硬汉子啊！
李希民赶忙倒来一杯热开水，顺手操起电话就打120。冯培明烦躁地说：“你想嚷嚷得全城都知道啊，叫司机，陪我去医院。”
半小时后，车子来到市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医生怀疑是间质性肺炎，但又不能确定，需要住院观察。一听住院，冯培明不满了：“不就咳嗽几声，住什么院？打吊针，打完回去。”
司机陪着冯培明打吊针的时候，李希民悄悄走出治疗室，给医院院长打了电话，院长正在开会诊会，腾不开身，打发一位副院长过来。在医生办公室，李希民对副院长将情况说了，副院长叫来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刚才并不知道冯培明是政协主席，此时一听，脸色就变了，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抖。副院长赶忙说：“不用紧张，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就行。”主治医生这才道：“冯主席的身体很不好，我怀疑是由腺病毒引起的，如果不及时救治，会引起坏死性支气管炎。”李希民不懂医学，一听“坏死“两个字，惊道：“情况是不是很严重，要不要成立专家组？”副院长摇摇头，向他介绍了一番间质性肺炎，说这种病完全可以控制，不过得病人配合。
副院长跟主治医生商量治疗方案时，李希民给舒伯杨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责备道：“你这秘书长怎么当的，冯主席的病在身上潜伏了两年多，你居然没发现。”舒伯杨听了，也是一阵儿惊慌，他让李希民等在医院，自己马上赶到。
一小时后，医院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主要是舒伯杨来时带了冯培明的秘书，这位30岁的秘书科科长大约从没处理过这类事情，认为主席住院是一件很大的事，他拿着电话，不出10分钟就叫来了十多位部门领导，都是平日跟冯培明走得近的。这些人一来，医院想安静也安静不了了。李希民看着不舒服，又不好跟秘书直说，瞅个机会，向舒伯杨暗示了一下，舒伯杨这才发现刚才还有条不紊的治疗工作因秘书的电话，多了种别的味儿。他把秘书叫到楼道里，训道：“是不是想让全省人民都知道？”秘书刚想辩解，舒伯杨黑着脸道：“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回去吧。”
打发走多事的秘书，又劝走闻讯赶来探望的部门领导，舒伯杨到楼下办理了住院手续。一切安排妥当后，已是下午5点，冯培明执意不让他们留在病房：“回去吧，都回去，你们留在这儿，我看着心烦。”
第56章 四面楚歌 (3)
舒伯杨知道，冯培明是想安静一下，如果他们执意留下，弄不好他连液都不输了。于是他向司机叮嘱了一番，两人离开病房，到了楼下，舒伯杨忽然记起什么似的问：“对了，你怎么知道他身体不舒服？”
李希民让舒伯杨问得结舌，是啊，他怎么知道冯培明身体不舒服？
见李希民面露尴尬，舒伯杨没再多问，不过，心里却止不住一阵儿乱想。目前江北这种复杂的形势，谁跟谁之间都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性。沉默了一会儿，李希民终于忍不住道：“我找冯主席，是想说说陶器的事。”
“陶器？什么陶器？”
“一件陶器。”李希民的声音有几分暗淡，跟他的心情一样，这些日子，那件陶器就像一句魔咒，不时跳出来将他折腾一下。
舒伯杨哦了一声，从这声“哦“里，李希民听出，舒伯杨是知道这件陶器的。
“盛秘书长已找我谈过，要我向组织上说清楚。”这时的李希民，真是有一种倾诉的欲望，或许他被困得太久了，急需借助别人的力量。
“那就说清楚吧，别再犹豫了。”舒伯杨诚恳地说。
“有些事，怕是很难说清楚啊！”李希民的声音越发灰暗，下午的光线下，他那张脸也比平日暗了许多，整个人看上去有种沧桑感。
舒伯杨的心动了一下，知道李希民怎么会跟冯培明在一起了，他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说：“希民，别再犯犹豫了，我们应该相信组织。”
“伯杨，不是我不相信组织，这陶器，背景复杂啊！”
“你是担心……培明主席？”
李希民重重点了下头，舒伯杨能这么想，让他一阵儿轻松，可很快，他的心就又暗了下来：“我是想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谁知他又犯了病。”
“你糊涂，这事让他怎么表态？”
“伯杨，你不知道……”李希民欲言又止。
“我怎么不知道，不就担心他儿子吗？可希民你想过没有，这事要是不向组织主动说清楚，责任就全在你了。还有，你怎么能保证，这陶器就跟他儿子有关？”
李希民不吭声了，类似的问题他想过不止一遍，但真要让他去向组织揭发自己的老上级，他做不出。
李希民又等了两天，两天后，他终于听到消息，姓葛的和姓陶的被“双规“了。
怎么办？就在他举棋不定内心作剧烈斗争时，电话响了，是舒伯杨。
“希民你快来，冯主席要出院，我劝不住。”
李希民匆匆赶到医院，就见冯培明已到楼下，正跟舒伯杨发着火：“要住你住，我躺在那儿，不踏实！”
李希民赶忙劝：“主席，身体要紧，还是回病房吧！”
“身体？我的清白眼看都没了，还要身体做什么？回去，马上回去！”
看来，冯培明已经知道葛、陶二人被“双规“的消息。
回到冯培明家，舒伯杨还想尽尽秘书长的职责，跟保姆叮嘱这些天起居饮食应该注意些什么，谁知冯培明不耐烦地说：“你有完没完，单位没工作，还是派你来监督我了？”一句话说得舒伯杨离开也不是，留下也不是。李希民似乎洞察到了冯培明的意思，对舒伯杨说：“你先回去吧，我留下照顾。”
舒伯杨走后，冯培明打发保姆去买菜，其实是故意支开保姆，然后冲李希民说：“现在总该跟我说了吧，那件陶器到底怎么回事？”
李希民刚一结巴，冯培明就火了：“你还要遮掩到什么时候，难道要等他们把我抓起来？”
李希民知道再也不能瞒了，这才一五一十将古董商阿朱送他陶器的事说了出来。
冯培明听完，沉吟片刻，还是不大相信李希民的话，追问道：“真是阿朱送的，跟小三没关？”
小三就是他儿子。
李希民赶忙道：“是阿朱，这事跟小三没关。”
“我要你跟我说实话！”
“真的是实话，这事小三并不知道。”
“那好，我问你，你跟阿朱怎么认识的，他平白无故送你陶器，怎么解释？”
“是……潘进驹。”
“潘进驹？”冯培明愈发惊愕。
“潘进驹跟阿朱早就认识，阿朱是替潘进驹说情。江大一期工程，潘进驹没拿到项目，想提前为二期工程做准备。”
“扯淡，他从春江市拿的工程还少吗，江大他没拿到，其他呢，城市学院不是他修的？商学院这几年的工程不是他修的？他要拿多少才够！”
骂完潘进驹，冯培明渐渐冷静下来，不过静了还没5分钟，就又火了：“你打电话，让小三马上回来！”
“这……”李希民不明白他让小三回来的目的，不敢轻率行事。
“打啊，你不是跟他很投缘吗，打电话让他回来，就说他老子要死了，肺癌！”
“主席……”
李希民并不知道，冯培明早就想让儿子回来，春江陶器案一直搁在他心上，令他坐卧不宁，他想亲口问问儿子，事情是不是他做的，那两个民工是不是他害死的？可这个孽障，起先还支吾着，说过些日子就回来，后来跟他通电话，他就不耐烦，最近索性失了踪，冯培明打不通他电话，更找不到他的人！
李希民吞吐半天，才道：“他也很久没跟我联系了，听说……”
“听说什么？”
“他的公司出了问题，好像跟阿朱起了矛盾。”
“混账，都是混账！”
又是两天过去了，冯培明跟李希民都联系不到小三，就连阿朱也突然失了踪。
这一天，冯培明正在跟春江方面一位下属通电话，问他知不知道儿子的下落，门铃响了，冯培明以为是舒伯杨，打开门后，门外站着两个人，前面笑吟吟这位，让冯培明定睛看了有一分多钟。
这一分多钟，直把冯培明看傻了眼。
要说，冯培明跟黄南起是很有一段缘分的。这个怪才，被春江百姓称为“万事通“的怪老头子，一开始，跟他还是很能谈得来的。冯培明曾经在春江工作过一年，是在夏闻天离开春江后。不知什么原因，他总是步夏闻天后尘，夏闻天工作过的地方，除了江龙县，他几乎全都干过，而且一半时间是接夏闻天的班。怪不得他要发感慨，这辈子，他几乎活在夏闻天的阴影里。夏闻天不知用了什么魔法，只要他在某个地方当一把手，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就会中魔，他走了很久，老百姓都还沉浸在他留下的记忆里回不过神来。这就让冯培明的工作无意中增加了不少难度，他要是干得好，老百姓就会说，这是夏书记打下的基础好;他要是干不好，老百姓就会怨声载道，夏书记在时怎么好怎么好，省委为何要给他们换来一位庸才？总之，老百姓要变着法子拿他跟夏闻天比。偏偏，他又不是一个墨守成规踏着别人脚印走的人，他一心都在想着超越夏闻天，否定夏闻天，原想闸北高教新村会让他露脸，让他自豪，谁知……
冯培明在春江工作的那一年，黄南起担任春江地委信访办主任。这也是夏闻天的大手笔，他竟然将爱说怪话爱给政府挑毛病的黄南起提拔重用，从医药局中医药协会会长的位子提拔到地委信访局，专门跟上访户打交道。这样的思维，在当时看来，不仅叛逆，而且大胆，跟一向沉稳守旧的夏氏风格大相径庭，但夏闻天偏偏就这么做了，黄南起虽是给他惹了不少事，却也替他灭了不少火。冯培明刚到春江，就有人向他建言，无论如何要把黄南起拿掉，再也不能让他在信访局长的位子上替那些专业上访户出谋划策了。但冯培明没急着动，他想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上任第二个月，冯培明就领教了一次黄南起的厉害。当时计划生育很吃紧，春江下面几个县超生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夏闻天为了遏制住这种态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就有重罚，要罚得超生户过不下去日子。结果在罚的过程中，就出了问题。江龙一位山区农民，连生四胎都是女娃，乡村两级罚了款，没钱交，村干部带人将他的房扒了，这下可好，他竟带着老婆娃娃住进了黄南起的办公室。按说处理这种事，黄南起是有办法的，依黄南起的智慧，还有多年从事信访工作的经验，处理这点小事不难。可黄南起没处理，这天一上班，他带着上访户，还替他抱了一个孩子，来到冯培明办公室，把孩子往沙发上一放，问：“让他们住哪儿？”
换上别人，冯培明也许不生气，但他是黄南起，冯培明莫名地就发了火：“你说住哪儿，这楼上你随便挑，挑上哪间让他们住哪间！”
黄南起没吭声，抱起孩子走了，中午时分，秘书长慌慌张张走进来说，黄南起把上访户安排在了二楼小会议室。
冯培明立刻就失了态：“他就是这样搞上访工作的？把矛盾上交，把上访户引到书记办公室，这就是他黄南起的本事？好，他想将我的军，就让他将，谁也不要管，就让他住！”
冯培明属于那种不怕事的人，他说不管，还真就没管。每天出出进进，装作看不见，有人跟他提起，他装不知道。这样过了一周，黄南起憋不住了，跑来找他，请示怎么办。冯培明说：“不知道，按政策，你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嫌会议室地方小，就往礼堂搬，那儿地方大。”
黄南起没把话说出来，又过了一周，上访户一家不见了，有人说黄南起四处化了缘，凑足了路费，打发他们回了家。也有人说，黄南起自己掏腰包，将他们安顿到一家小旅馆。冯培明不为所动，只装这事没发生过。又是一周后，组织部收到一份辞呈，黄南起要求辞去信访办主任，重新回到他的医药局去。冯培明这才觉得不能装了，问：“理由？”
组织部部长说：“他说地委主要领导不重视信访工作，没法干。”说着，将黄南起写的辞职报告递给冯培明，冯培明一看，差点就气得笑出声：“好啊，黄南起，说你是春江一怪，你还真成一怪了。”说完，对组织部长道：“通知开会，让他也参加，把理由讲到会上，让大家定。”
结果，这次开会，冯培明让黄南起上了一课，这一课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黄南起在会上慷慨陈词，先是对地县两级的官僚作风大加指责，对乡村两级在执行政策中的野蛮作风更是来了一通猛批，然后他才道出事实。原来，那对夫妻只生了一对女儿，属两女户。另一对女儿，是在逃避计划生育的路上捡的，是对双胞胎，被人遗弃到路上，这对夫妻不忍让孩子被野狗吞食，就将她们收养了下来。结果，就被乡村两级定为超生户，罚款不说，还扒了房。按当时的政策，农村两女户是允许的，但必须采取节育手术。这对夫妇大约也是考虑到四个孩子不好拉扯，不想再生了，就跑去乡医院结扎，谁知大夫竟然说他们属罚款对象，罚款交不齐，不给做节育手术。这对夫妇想把孩子交给乡上，乡上不要，又不忍心把孩子扔掉，这才跑来找黄南起。没想到，还让冯培明来了个不闻不问。
冯培明听了，顿感自己失职，可碍着下属的面又不好承认，只好匆匆宣布散会。会后他才得知，那对夫妻将捡的那对孩子扔给了黄南起，带着自己亲生的到外面讨饭去了！
冯培明对黄南起的认识就因这对夫妻开始，对他的尊重，也因那对遗弃的孩子开始。那对孩子一直由黄南起收养，现在怕也上中学了吧！
后来从跟黄南起的深谈中，冯培明才得知，黄南起不仅是一位慈善家，还是一位中医。黄南起祖上就是中医世家，清朝年间，春江有名的黄氏济身堂就由他的祖先创办。黄南起上的也是中医大学，并且得到了祖父跟父亲的真传。黄南起辞职，是一心想恢复祖上创办的黄氏济身堂。这些都是题外话，真正打动冯培明的，还是黄南起的民生理论。
第57章 四面楚歌 (4)
黄南起说过一番话，冯培明至今还记忆犹新：“为官一任，不在于你干了多少大事，多少耀眼的工程，这些政绩不代表你是一个好官。能不能对得住老百姓，还要问你自己，你在位子上，是否干过愧对老百姓的事？如果有，哪怕是一件，你也不敢拍着胸脯说，你就是一个好官。别的可以将功抵过，老百姓的事，没法抵。”
要说这样一个人，冯培明理应重用，理应跟他成为朋友，可他还是将黄南起撤了。
那是在那年冬天。冯培明一心要建春江工业园，在夏闻天手上三起三落争论不下的春江工业园工程，冯培明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统一了思想，项目通过论证后，进入实质性阶段，谁知拆迁房屋时遇到了麻烦。春江工业园选址在春江城东的落水桥一带，规划用地中正好有一片居民区，原以为拆迁难度不是太大，地委、行署出台的拆迁补偿政策也算优惠，谁知一跟居民接触，就遭到了抵抗。落水桥一带都是多年来的搬迁户，居民身份复杂，房屋建筑缺少规划，东一片西一片，里面有不少危房。其中偏偏有位老住户，府上曾经有过花园，在“文革“中毁了，一听拆迁，死活不同意。谈了几次都没谈通。地委研究后，决定强行拆迁，不能因一两个钉子户影响工程建设。然而，强行拆迁中出了事，该户人家的女主人趁拆迁办工作人员不注意，一头撞在了推土机上，当场流血身亡。事情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