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系不管吗？”
“音乐系不知道。周四下午到田庄去，我会带上那把凯氏。你只要别把那反馈噪声的混账东西搞坏就行。我们会布置好，然后彩排。带上一个笔记本，把和弦记下来。”
打铃了。小家伙们把烟头踩灭，然后往学校那边跑了。其中一个女生跑过的时候，亲了诺姆一口，还拍了拍他屁股。他就像没注意到一样，我惊觉他真是个老手。我对他的敬佩又高了几分。
我的队友们仿佛对铃声充耳不闻，我只好自己先走。脑中突然出现一个想法，我回过头来：
“乐队名字叫什么？”
诺姆说：“我们以前叫‘佩枪者’，不过大家觉得这名字听上去有点儿太那个……军国主义。所以我们现在叫‘镀玫瑰’。那次我们在我爸家里嗑了药，一起看一档园艺节目，肯尼想出来的。挺酷的，是不？”
在往后的25年里，我跟“伊声调”“罗宾与杰伊”和“嗨-杰伊”乐队合作过（队长全是那个时髦的吉他手杰伊·佩德森）。我跟暖气片乐队、僵尸乐队、殡仪馆乐队、最后召唤乐队和安德森维尔摇滚者乐队合作过。在朋克的巅峰时期，我跟帕齐·克莱因的口红乐队、试管婴儿乐队、胎盘乐队和“世界全是砖”乐队合作过。我还跟一个叫“地瓜地瓜呼叫土豆”的乡村摇滚组合合作过。依我看，再没有比“镀玫瑰”更棒的乐队名字了。
“怎么说呢，”妈妈说道，她看上去并不生气，就是好像头痛要病倒的样子，“杰米，你才14岁。康拉德说那些孩子年纪比你大多了。”我们围坐在餐桌旁，克莱尔和安迪不在，桌子显得大多了。“他们抽烟吗？”
“不。”我说。
妈妈转过身去问阿康：“他们抽吗？”
阿康当时正把奶油玉米递给特里，丝毫没有犹豫：“不抽。”
我恨不得立刻拥抱他。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我们的分歧，兄弟间自然都有，但关键时刻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的。
“妈，又不是去酒吧，”我说道……虽然我直觉知道会是酒吧，而且远早于“镀玫瑰”最年轻的成员满21岁的时候，“只是田庄而已。我们这周四有排练。”
“对对，你可得多排练排练，”特里挖苦我，“再给我来一块猪扒。”
“特里，要说‘请’。”妈妈心不在焉地说。
“请再给我来一块猪扒。”
爸爸把盘子递过去，二话没说。这既可能是好兆头，也可能是坏兆头。
“你们怎么去排练？说起这个，你们怎么去演出地点？”
“诺姆有辆大众小客车。其实是他爹的车，不过他批准诺姆把乐队名字漆在车身上！”
“这个诺姆不可能超过18岁。”妈妈说道。她停下手里的餐具。“怎么知道他开车安不安全？”
“妈，他们需要我！他们的节奏吉他手搬到马萨诸塞州去了。没有节奏吉他手他们周六晚上就没法儿演出了！”一个念头像流星一样从我脑中闪耀而过：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可能会去那场舞会。“很重要的！很大阵仗！”
“我不放心。”她现在开始揉太阳穴了。
爸爸终于开口了：“让他去吧，劳拉。我知道你担心，不过这是他擅长的东西。”
她叹了口气：“没错。说得也是。”
“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妈妈拿起叉子，又放了下来：“你跟我保证你不会抽烟或吸大麻，而且不喝酒。”
“我保证。”我说道，这个诺言我遵守了两年。
差不多这么久吧。
对于尤里卡田庄7号的第一场演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四个上露天音乐台时，我一身汗臭。说到汗臭，谁也比不过14岁的青春期少年。在我的处女秀之前我足足洗了20分钟，直到热水用完，可是当我俯身去捡起那把借来的吉他时，我又吓出了一身臭汗。当我把凯氏挎到肩上的时候，它感觉至少有200磅重。我害怕自然是有原因的。即便摇滚本质上说相对简单，可是诺姆给我安排的任务——在周四下午到周六晚上学会30首歌——根本就不可能，我跟他也是这么说的。
他耸耸肩，给了我一条作为音乐人受益最深的忠告：怕弹错，就别弹。“而且，”他邪恶地一笑，露出他那口蛀坏的牙齿，“他们会把我的音量调得巨大，反正没人能听到你在弹什么。”
保罗打了一小段鼓来吸引听众的注意，以镲片的铿锵声结束。传来一阵短暂的预料之中的掌声。一双双眼睛在看着这小小的舞台（我感觉仿佛有上百万只眼睛），我们在聚光灯下挤在一起。我记得身上穿着镶嵌水钻的夹克要多傻有多傻（这是“佩枪者”更名为“镀玫瑰”时遗留下来的），而且一直感觉自己想吐。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我中午只挑着吃了一点儿，完全没机会吃晚饭，但真的感觉要吐。我突然明白，我不是要吐，而是要晕。没错，我要晕。
我真的可能会晕倒，但是诺姆没给我这个时间。“大家好，我们是镀玫瑰！大伙儿上来跳舞吧。”然后对我们说：“一……二……三……走你。”
保罗·布沙尔打完了《加油斯卢普》前面那段咚咚的鼓点后，我们就开始了。诺姆主唱，除了肯尼接手的两首歌外，他一直是主唱。保罗和我担任和声歌手。我一开始超级害羞，后来我听到自己的声音经过放大居然显得非常成熟，那种害羞的感觉就过去了。后来我明白其实没人会注意和声的……不过要是没了和声听众就难受了。
我看到大家成双成对到台前起舞。他们本就是来跳舞的，但是在我内心深处并不相信——不相信他们会听着我的音乐起舞。等到了基本没有悬念，知道我们不会被嘘下台后，我开始有一种陶醉感，接近狂喜。我后来嗑的药加起来都足够弄沉一艘战舰了，但哪怕是最强的药也无法匹敌那初次的快感。我们在弹奏，他们在起舞。
我们从7点演到10点半，9点左右有一段20分钟的休息时间。诺姆和肯尼抛下乐器，关掉功放，冲到外面抽一口烟。对我而言，那几个小时就像在梦里一样，演奏其中一首慢歌的时候——记得好像是《谁让雨停下》——爸妈跳着华尔兹翩然而至，我也没感到惊讶。
妈妈的头倚在爸爸肩上。她闭着眼睛，脸上露出梦幻般的微笑。爸爸的眼睛是睁着的，经过面前时，他朝我眨了眨眼。也无须因为他们在场而感到尴尬；刘易斯顿溜冰场的高中舞会本来是仅限青少年的，不过我们在尤里卡田庄或盖茨瀑布的鹿角场或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出时，总有好些大人会来。第一场演出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虽然阿斯特丽德的朋友们来了，但她本人没来。
我的家人先走了，诺姆开着他的旧小客车把我送回了家。我们都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一路笑着，重温刚才的演出，当诺姆给我递一张10美元钞票时，我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份归你，”他说，“我们这次演出出场费50美元。我拿20美元——因为开的是我的小货车，我弹的主音——剩下你们一人10美元。”
我拿了钱，依然感觉如梦如幻，用仍然发痛的左手把车门滑开。
“周四排练，”诺姆说道，“这次是放学后在乐队练习室。不过我没法儿送你回家了，我爹要我去罗克堡帮他漆房子。”
我说没问题。如果阿康不能送我，我就搭个便车。走9号公路往来盖茨瀑布和哈洛的人大多认识我，愿意捎上我。
“你得再练练《棕色眼睛的姑娘》。你慢了一大截。”
我说我会的。
“还有，杰米——”
我看着他。
“除了那首之外，你表现不错。”
“比小讨厌强。”保罗说道。
“比那傻×强多了。”肯尼补充道。
他的话几乎足以弥补阿斯特丽德没到场的遗憾。
爸爸已经上床睡觉，妈妈端着杯茶坐在厨房桌前。她已经换上法兰绒睡袍，但还没卸妆，我觉得她美丽动人。她笑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她眼里噙着泪水。
“妈？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说，“我只是为你感到高兴，杰米。而且有点儿害怕。”
“别怕。”我边说边拥抱她。
“你不会跟那些孩子学抽烟吧？你跟我保证。”
“我已经保证过啦。”
“再保证一次。”
我照办了。对14岁的人来说，许诺实在是全不费力的事。
阿康在楼上躺在床上看一本科学方面的书。我很难相信有人会读那种书来消遣（尤其对一个橄榄球大腕儿来说），不过阿康真的是这样。他放下书说：“你弹得不错嘛。”
“你怎么知道？”
他笑了。“我匆匆看了一眼，就一分钟。你们在弹那首狗屁不通的烂歌。”
“《野东西》。”我连问都不用问。
接下来那个周五晚上，我们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出，周六在高中舞会上演出。其间，诺姆把歌词“我不要再为她忧虑心焦”改为“我不要再为她卖力口交”。监督员没发现，他们从不注意歌词，不过孩子们注意到了，都很喜欢。盖茨体育馆够大，本身就是个很棒的扩音器，我们发出的声音大得惊人，尤其是《好好爱》那种大嗓门歌曲。容我化用斯莱德的一首歌名，“我们男生动静大”（原曲名为《你们男生动静大》）。休息期间，肯尼跟着诺姆和保罗去了吸烟区，我也跟着去了。
那里有几个女生，包括哈蒂·格里尔，在我试音那天拍了诺姆屁股的那个女生。她用胳膊勾住他的脖子，把身体紧贴着他身子。他把手插进她后裤兜，把她拉得更近。我努力不去看。
身后传来一个羞怯的声音。“杰米？”
我转身一看，是阿斯特丽德。她穿着白色直筒裙和一件蓝色无袖上衣。她的秀发不再像在学校里那样束着拘谨的马尾巴，而是披散下来。
“嗨。”我说道。感觉还不够，我又补充：“嗨，阿斯特丽德。我没看到你在里面。”
“我来晚了，我得跟邦妮一起坐她爸的车来。你们表演得真出色。”
“谢谢。”
诺姆和哈蒂正吻得忘情。诺姆亲得有声有色，声音就像家里那把伊莱克斯吸尘器。还有别人在亲热，只是没那么大声响，不过阿斯特丽德仿佛全没注意。她美目流盼，双眼没离开过我的脸。她戴着青蛙耳环。蓝色的青蛙，跟她的上衣很搭。这种时候一丝一毫都会看得清清楚楚。
同时她好像在等我说点儿什么，我只好把刚才的话又说一遍：“真是谢谢。”
“你要来根烟吗？”
“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她会不会是我妈派来的间谍，“我不吸烟。”
“陪我走回去吧？”
我陪着她往回走。吸烟区距离体育馆后门有400码的距离。我恨不得这段距离有四英里。
“你跟别人一起来的吗？”我问道。
“只有邦妮和卡拉，”她说道，“没跟男生一起。爸妈说15岁前都不让我跟男生交往。”
然后，仿佛为了向我证明她不在意爸妈的傻话，她牵起了我的手。我们走到后门的时候，她抬头看着我。我差点儿就亲上去了，但怯懦了。
男生有时候可以很白痴。
舞会后，当我们把保罗的架子鼓搬进小客车的时候，诺姆用一种严厉的、几乎是父亲式的口吻跟我说：“休息过后，你弹什么都跑调。怎么回事儿？”
“不知道，”我说，“不好意思。我下次努力。”
“但愿如此。表现得好，我们就有演出。表现不好，就没演出。”他拍了拍那辆小客车生锈的门，“这车跑起来靠的不是泡泡，我也一样。”
“是那小妞儿害的，”肯尼说。“那个穿白裙子的金发小靓妹。”
诺姆看上去恍然大悟。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像父亲般轻轻摇我的肩膀，用父亲般的语气跟我说：“泡了她，小家伙。越快越好。这样你吉他就能弹好了。”
然后他给了我15美元。
元旦前夜我们在田庄演出。下着雪。阿斯特丽德也在。她穿着一件带着皮草衬里兜帽的派克大衣。我领着她进入防火通道，然后亲吻了她。她涂的是草莓味儿的唇膏。等我亲完抬头的时候，她用那双大眼睛看着我。
“我还以为你不会亲我呢。”她说完咯咯笑了。
“感觉怎么样？”
“再来一次我就告诉你。”
我们站在防火通道下亲吻，直到诺姆拍我肩膀。“小家伙，亲够了。是时候来点儿音乐了。”
阿斯特丽德亲了我脸颊一下。“弹《野东西》吧，我喜欢那首。”她说道，然后跑向后门，踩着她的舞鞋一路滑着走。
诺姆和我跟着往回走。“憋得蛋疼吧？”他问道。
“啊？”
“当我没说。我们先上她点的歌。你知道怎么说吧？”
我知道，因为乐队表演过很多点歌。我乐得如此，因为现在有凯氏电吉他在我面前，就像一把插了电的盾牌供我驱遣，我更自信了。
我们走上台。保罗照例打一小段鼓，示意乐队已归位，摇滚即将开始。诺姆朝我点点头，估计在拨弄那本来就调好的吉他背带。我上前一步到中央麦克风前，大声说道：“这首歌献给点唱者阿斯特丽德，因为……‘野东西，我爱上你了’！”尽管这通常由诺姆来做——这是他作为乐队队长的特权——不过这次是我来数的拍子：一……二……三……走你。台下，阿斯特丽德的朋友们跟她推搡打闹，尖叫起哄。她的脸颊通红，给我了一个飞吻。
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给了我一个飞吻。
于是镀玫瑰乐队里的小伙子都有了女朋友。或许那些只是热情的女歌迷，又或许是二者兼有。在乐队里，有时候真的划不清楚界限。诺姆有哈蒂，保罗有苏珊·福尼尔，肯尼有卡萝尔·普卢默，我有阿斯特丽德。
我们去演出的时候，哈蒂、苏珊和卡萝尔有时候会挤上小客车跟我们一道。阿斯特丽德的爸妈不准她这么做，不过苏珊借到了她爸妈的车，阿斯特丽德获准跟姑娘们共乘。
她们有时候两两跳个舞，大多数时候则是像小团伙一样站着看我们。我的大部分休息时间是跟阿斯特丽德在亲吻中度过的，我开始从她的气息中闻到烟味儿，但我并不在乎。她发现之后（女生就是有种直觉），就开始当着我的面抽烟了，好几次接吻的时候她都把烟气吹进我的嘴里，让我立刻亢奋不已。
阿斯特丽德15岁生日过了一周后，她家人批准她坐我们的小客车去刘易斯顿的舞会。回家路上我们一路亲吻，我把手滑进她大衣里面，握着她比先前稍微丰满的胸脯，她没再像以前一样推开我的手。
“这感觉真好，”她在我耳边细语，“我知道这样不好，但这感觉好美。”
“或许这就是让你觉得爽的原因。”我说道。男生有时候也不白痴。
又过了一个月她才允许我把手伸进她文胸里，又过两个月她才准我肆无忌惮地摸索她的裙下风光，我的手摸进去后，她承认那感觉很美。不过她不许我更进一步了。
“我知道我准会第一次就怀孕。”她在我耳边小声说，那是一天晚上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双方都特别动情。
“我可以去药店买那个。我可以去刘易斯顿，那里没人认识我。”
“卡萝尔说有时候那东西会破。她跟肯尼那个的时候就破过一次，她吓坏了，整个月心神不宁。她说以为月经再也不会来了。不过我们可以玩别的。她告诉我的。”
玩别的也相当爽。
我16岁的时候拿到了驾照，是我们家兄弟姐妹里唯一一个一次路考就过的。一部分归功于学车，更多要归功于西塞罗·欧文。诺姆跟他妈一起住在盖茨瀑布的家里，他妈是个染了一头金发的善心太太，不过他周末在他爸那儿过，他爸住在莫特恩毗邻哈洛的一个龌龊的拖车场里。
如果周六晚有演出的话，整个乐队，加上女友们，通常下午会到西塞罗的拖车屋里一起吃比萨饼。大家卷着大麻烟来吸，拒绝了一年之后，我终于放弃抵抗，试抽起来。一开始憋一口烟挺难的，不过想必许多人自己也有体会，这事儿是越来越容易的。那段岁月里我嗑的量不大，只是在上台前让自己松弛一下而已。嗑完药略带余醉的时候，我会表现得更好，我们在那个旧拖车屋里有过许多欢笑。
我跟西塞罗说我下周要去考驾照，他问我是去罗克堡考，还是到城里去考，城里指的是刘易斯顿-奥本。我回答“刘易斯顿-奥本”后，他睿智地点了点头：“也就是说你的考官会是乔·卡弗蒂。他干这份工作已经20年了。我在罗克堡当巡警的时候老跟他在醉虎酒吧里喝酒。那是好早以前了，罗克堡后来扩张，有了自己的常规警察局。”
很难想象西塞罗·欧文，一个灰白头发、眼睛红通通、身材瘦巴巴而且常年只穿那条破卡其裤和条纹T恤衫的家伙，居然做过执法的行当，不过人总是会变的：有时升，有时降。往下走的人往往会有药物相伴，比如他卷得顺手，还跟他儿子的伙伴分享的这种。
“老乔几乎不会一次就放人过，”西塞罗说道，“这是他的规矩，他不信有谁一次就能过。”
这我清楚，克莱尔、安迪和阿康都在乔·卡弗蒂手里栽过。特里是其他考官来考的（没准儿卡弗蒂先生那天病了），虽然他第一次握方向盘就已经开得很棒，但他那天紧张过头，平行泊车时居然倒车撞到消防栓上去了。
“想过的话有三点，”西塞罗边说边把卷好的一根大麻烟递给保罗·布沙尔，“第一，路考之前别碰这玩意儿。”
“好的。”这其实让我心下释然。我享受那玩意儿，但每抽一口我就想起我对我妈的承诺，失信于她……不过我自我安慰，说我抽的是大麻，依然没抽烟没喝酒，三样做到了两样。
“第二，管他叫先生。上车说一句‘谢谢，先生’，下车说一句‘谢谢，先生’。他吃这套。懂了吗？”
“懂了。”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把你那傻×头发给剪了。乔·卡弗蒂讨厌嬉皮士。”
这主意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自从加入乐队，我长高了快10厘米，但我的头发却长得很慢。我留了一年，头发才到肩膀。我跟爸妈因为头发也没少拌嘴，他们说我看上去像个流浪汉。安迪的话更损：“你要是想打扮得像个女的，直接穿条裙子不就得了？”天啊，基督徒都不能好好说话吗？
“哎哟，哥们儿，我要是剪了头发，看上去会像个呆子！”
“你本来就像个呆子。”肯尼说道，大家都笑了，连阿斯特丽德都笑了（不过她后来把手放在我腿上安慰我）。
“不错，”西塞罗·欧文说，“不过你会是个有驾照的呆子。保罗，这烟是放那儿给你欣赏的吗，怎么还不点起来？”
我把大麻烟停了；我管乔·卡弗蒂叫先生；我剪了个上班族的头，心都碎了，但我妈心花怒放。平行泊车的时候，我碰了后面那辆车的保险杠，不过卡弗蒂先生还是给我过了。
“孩子，我看好你。”他说。
“谢谢你，先生，”我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17岁生日那天，大家给我办了场生日派对，在家里办的，门前已经是柏油路了——这就是前进的步伐。阿斯特丽德当然应邀而来，她送了我一件她亲手织的毛衣。我立刻就把毛衣穿上了，虽然那是热火朝天的8月。
妈妈送了我一套精装本肯尼斯·罗伯茨的历史小说（我还真读了）。安迪送了我一本皮革精装的《圣经》，上面用金字盖了我的名字（我也读了，不过主要是为了气他）。扉页题词出自《启示录》第三章：“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言下之意是我已然离弃，这也并非无凭无据。
克莱尔那会儿已经25岁，在新罕布什尔州教书，她送了我一件帅气的夹克。阿康从来吝啬，送了我六套吉他弦。无所谓了，好歹还是牌子货。
妈妈拿出生日蛋糕，大家唱了传统的生日歌。要是诺姆在的话，他那副摇滚大嗓门肯定早把蜡烛吹灭了，不过他不在，我只好自己吹。妈妈给大家递盘子的时候，我才发现爸爸和特里都没送我礼物，连条花牌领带都没有。
蛋糕和雪糕（自然是“香巧莓”口味）过后，我看到特里给爸爸使了个眼色。爸爸看了妈妈一眼，她回以一个紧张的微笑。回头看过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走进世界，妈妈的脸上其实常挂着那种紧张的微笑。
“到仓库来，杰米，”爸爸边说边站起来，“特里和我有样东西给你。”
“那样东西”竟然是辆1966年的福特银河。车洗过，打了蜡，白得就像月光洒在雪地上。
“我的天。”我声音都发颤了，大家都笑了。
“车身不错，但引擎费了点儿功夫，”特里说，“爸爸和我重磨了阀门，换了火花塞，塞了新电池……不少活儿呢。”
“还有新轮胎，”爸爸指着车胎说，“只是黑壁轮胎而已，但不是翻新胎哦。你喜欢吗，儿子？”
我扑过去拥抱他，把他们两个都抱了。
“只是你要跟我和你妈保证，要是喝了酒就别握方向盘。免得将来有一天，我跟她只能大眼瞪小眼，说我们送了你东西却让你去伤了别人或伤了自己。”
“我保证。”我说道。
阿斯特丽德——当晚开着新车送她回家的时候，我们合吸了一截大麻烟——这时紧紧攥着我的胳膊：“我会让他信守诺言的。”
往哈利家的池塘开了两趟后（必须得走两趟才能把大家都送回去），历史重演了。我感到有人拉住我的手，是克莱尔。就像雅各布斯牧师用电神经刺激器让阿康恢复嗓音那天一样，她把我拉进衣帽间。
“妈妈还要你保证另一件事，”她说，“不过她不好意思说，所以我来代她说。”
我等她把话说完。
“阿斯特丽德是个好姑娘，”克莱尔说，“她抽烟，我也从她的口气中闻到烟味儿，但这不表示她是个坏女孩儿。她也是个有品位的女孩儿，跟了你三年就足够证明了。”
我等她把话说完。
“她也很聪明。还有大学生活在等着她呢。所以，杰米，你要保证：别在那辆车的后座上搞大她的肚子。你能保证吗？”
我几乎笑出来。要是真笑出来，那一半儿是忍俊不禁，另一半儿则是苦笑。过去两年里，阿斯特丽德和我有个暗号——“小休”，指的是相互自慰。第一次那个之后，我跟她提了好几次安全套，甚至还买了一盒三个的特洛伊（Trojan）安全套（一个放在钱包里，另外两个藏在卧室护壁板的后面），但她坚持认为套子靠不住，要么会破要么漏。所以只好……“小休”。
“你生我气了对不？”克莱尔问。
“不，”我说，“克莱尔宝贝儿，我从来没生过你气。”我真的从来没有。我的怒气都留给了她后来嫁的那个禽兽，怒火从未消退。
我拥抱她，承诺绝不会让阿斯特丽德怀孕。这个承诺我坚持了，不过在天盖小木屋那天之前，我们又进了一步。
那些年我偶尔会梦见查尔斯·雅各布斯——梦见他用手指插进我那座泥沙堆成的小山来挖山洞，梦见他做那次骇人的布道，头上有蓝色火焰盘旋，就像一个带电的皇冠——不过后来他几乎从我的意识中消失不见了，直到1974年的那一天。当时我18岁，阿斯特丽德也是。
放假了。“镀玫瑰”整个暑假排满了演出（包括酒吧里的几场，爸妈不情愿地给我写了书面演出许可），白天我在马斯特勒家的农场摊位上打工，跟过去几年一样。莫顿燃油经营得不错，爸妈承担得起我读缅因大学的学费了，但我自己也得出一部分。距离去农庄报到还有一周，所以我跟阿斯特丽德成天黏在一起。有时候在我家，有时候在她家。很多个下午，我们开着我那辆福特银河漫游在乡间小道上，找地方把车一停，然后……“小休”一下。
那天下午我们在9号公路一个废弃的砂石坑，轮着抽一根当地质量一般的大麻烟。天气闷热，西边暴雨云正在聚拢。雷霆轰鸣，肯定有过闪电。我没看见，不过仪表板上的无线电广播扬声器传来静电的噼啪声，偶尔干扰一下当时在放的《男厕抽根烟》这首歌，这是“镀玫瑰”那年每场演出都唱的歌。
就是那个时候，雅各布斯牧师重回我的脑海，仿佛一位久违的客人归来，我发动了车子。“把烟灭了，”我说，“咱们兜兜风去。”
“去哪儿？”
“很久以前某个人跟我说过的地方。如果这地方还在的话。”
阿斯特丽德把抽剩下那部分放进一个装润喉糖的铁盒子里，然后塞进了座子底下。我沿着9号公路开了一两英里，然后左转上了山羊山路。两侧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暴雨云逼近，本来就不多的朦胧日光也消失了。
“如果你想的是那个度假村的话，咱们进不去的，”阿斯特丽德说，“我爸妈把会员资格取消了。他们说要供我在波士顿读书，必须得省着点儿。”她皱起了鼻子。
“不是去度假村。”我说。
途经朗梅多，昔日的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在那里举行年度烤香肠活动。人们焦虑地看着天，匆忙收起毯子和酒水冷柜，跑回车里。雷声这会儿更响了，滚滚乌云席卷而来，我看见一道闪电击中了天盖另一边的某个地方。我开始兴奋起来。太美了，查尔斯·雅各布斯走的那天曾这么说，又美又可怕。
我们经过一处路牌，上面写着：前方一英里山羊山门房请出示会员卡。
“杰米——”
“这里应该有条岔道是去天盖的，”我说，“也许不在了，不过……”
路还在，而且还是碎石。我转进去快了点儿，结果福特银河车身的后半段先是往一边打滑，然后又往另一边打滑。
“你心里还有数吧？”阿斯特丽德说。我们一路驶向仲夏雷暴雨，她的声音里并没有恐惧，反而听上去兴致勃勃，还有点儿兴奋。
“但愿如此。”
坡变陡了。福特银河的后轮偶尔在碎石上打滑，但大多时候还能稳稳抓地。顺岔路再开2.5英里后，树木开始稀疏，到达天盖了。阿斯特丽德深吸了一口气，坐直了起来。我踩了刹车，“吱”的一声把车停下。
车子右边是一个老旧的小屋，屋顶下陷，挂着青苔，窗户玻璃碎了。连墙上涂鸦都模糊得认不清了，纷乱地残留在灰色未刷漆的墙上。我们前方头顶是一个巨大的花岗岩隆起。隆起的顶部，正如雅各布斯在我半辈子之前告诉我的一样，一根铁杆直耸云霄，乌云压顶，低得仿佛触手可及。我们的左边，阿斯特丽德正在看的方向，是小山和田野，还有灰绿色的树林绵延到海边。太阳仍在那边发着光，照亮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