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谦赶紧握住穆忻的手打哈哈：“别这么说啊，好歹当初百里挑一的考试咱也算脱颖而出不是？”
穆忻乐了：“脱颖而出？谁是‘颖’？”
杨谦不明白：“什么意思？”
“‘脱颖而出’的那个‘颖’啊！人家都‘脱’身了，咱成‘颖’了……”
杨谦愣一下，忍不住笑出声。他抬头看看挂钟指在十点的位置，再不舍得浪费时间，一翻身，把还在絮叨抱怨着的媳妇儿压在身下，穆忻瞬间闭了嘴，亦喜亦嗔地看他一眼，伸手揽住他的脖子。不过就是那么一眼，看在聚少离多的杨谦眼里，仍然如同有一把火，瞬间就把他自己焚了去……
可惜温存总是短暂的，第二天一早杨谦被一个电话叫走，穆忻醒过来看看床头的闹钟，才不过六点。看看空空如也的床畔，穆忻叹口气，起床洗漱，开始新的一天——八点二十分的煎饼果子、八点二十五分的指挥中心大门，一成不变的才是生活。
上午十一点多穆忻照例拿着刚打印好的《公安信息》去区政府，快走到政府大院门口的时候居然接到杨谦的短信：“我在区委组织部查档案，中午一起吃饭吧！”
穆忻一高兴，干脆给他回拨过去：“真巧，我过来送信息，你在十九楼吗？等我送完去找你？”
“不用，你在一楼等我，我这就下去了，”杨谦微笑着答，俄而又问，“你那边怎么这么吵？”
“我走到区委门口了，也不知道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哎这是上访的吗？”
“别围观，赶紧进来，办完事吃饭去！”
“好！”穆忻欢欣鼓舞，一边往区委大院里走一边下意识地看看身边拥挤的人群，只是她还没想到自己运气真“好”——居然就遇上了该年度秀山区委门口最大的一次群体性上访！那天，据说有数百名上访群众牢牢堵住区委大门，无论□局局长如何动员、闻讯赶来的110民警如何说服，就是守住了大门口，一定要等区委书记出来给个公道！
经验不足的穆忻就在这双方僵持的时候犯了明显的判断错误——她企图挤过人群，挤进被保安和警察层层把持的区委大门，而站在门口的保安也的确看见了这个脸熟的女孩子，于是试图给她开一条门缝。然后，就在这大门将开未开的一瞬间，蜂拥而上的人群将穆忻挟裹在人潮中一路往前挤，穆忻跌跌撞撞踉跄几步之后，被前面突然回身的人撞倒在地，于是后面的人又被穆忻绊倒，再相继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摞到穆忻身上，周围顷刻间响起好多个农村妇女变了调的惨叫声“踩死人啦”……现场顿时乱成一团。
混乱中，穆忻想站却站不起来，只能感觉到有无数只混乱的脚失去平衡地踩上来。她想喊“救命”，但没等喊出口，身后好像刚爬起来的人们又被挤倒，再次重重砸在她背上，强大的冲击力让她恨不得当场飚出一口血！危急时刻，她只能牢记培训时教官的训导，死死抱住头，护住后颈，直到被不知道从哪里伸过来的几双手像拖大米袋子一样把她从叠罗汉般的风暴中心生生拽出来！
重见天日的一瞬间，救命恩人身上的蓝色警服几乎让穆忻热泪盈眶。但下一秒，就在她还紧紧抓住眼前警察的胳膊不辨方向时，那个拖她出来的防暴警察已经狠狠一推，直接把她推到人群之外。巨大的惯性导致穆忻在被彻底甩出人群时无比狼狈地一屁股坐到了马路牙子上，尖锐的刺痛瞬间从尾椎骨处沿神经末梢上行，她龇牙咧嘴地一边揉腰一边抬头，这才目瞪口呆地发现区委门口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当群体上访变成了群体冲突，穆忻第一次意识到，她所选择的，或许真的是个高危行业。
同一时刻，杨谦在电梯里心急如焚。
起因是他正准备下楼接穆忻，结果刚好在电梯里听见有两个人聊天，其中一个人问：“刚才听见楼下挺吵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吗？”
另一个人答：“上访呗，大田村那附近要征地，补偿没协调好。”
“哦，给钱太少？”
“不是。是有人地里种了树苗，有人地里没种树苗。补偿方案公布后，说是有树苗的能多赔钱，所以就有人一夜之间在一亩地里种了四千多棵树苗。”
“这也太夸张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造假——这么多树苗能活吗？”
“对啊，所以没造假的人就不愿意了，来上访过一次。后来就改成不管种没种树苗都只按面积补偿，所以真的种了树苗但没造假的人又觉得冤，又来上访。”
“怪不得这么热闹。”
“好像是踩着人了吧？我刚才听见大门口有人喊‘踩死人了’，吓我一跳。”
“踩谁了？”
“没看清，警察和群众都混一堆了。反正只要不是群众就行，你说群众但凡受点伤都得有一串人受牵连；要是警察受点伤咱还能去慰问，实在不行，还能……立功受奖。”
说话的人大约到这时才发现站在自己身后的杨谦正死死盯着他看，于是顿了一下才把后半句换了个说法。但杨谦听得分明，更知道这句话本就是官场里的流行语，原话不知是哪位领导的感慨，只道：死谁也不能死老百姓！老百姓死了，咱都卸了乌纱帽甭干了；要死宁愿死警察，大不了给他评烈士，给家属发一辈子抚恤金！
第一个给杨谦说这句话的人是刑警队里一位从业三十年的老民警，讲完了问杨谦：听了这话，心寒不寒？
寒。
既然知道心寒，就里里外外仔细点，得好好活着。要真死了，连“寒”字怎么写都不知道了。
……
杨谦就这么一路胡思乱想着从远离地面的十九楼降落到一楼，刚出大厅刚好看见张乐往这边跑，他看见杨谦时愣一下，接着着急地喊：“快去门口，穆姐让人踩了。”
杨谦觉得自己的血液一下子冲到头顶，心脏大约有些许供血不足，空落落的不知道坠到哪里去了。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大门口，看见□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在逐一安抚情绪激动的群众，穿着执勤服的民警们正在给受伤群众查看伤势，不远处区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呜哇呜哇”地往这边开，人头攒动中，他独独没看见穆忻。
直到他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挤出，这才在马路牙子上看见自家可怜兮兮的媳妇儿：头发散了，身上全都是鞋印，手里攥着几张破烂了的白纸，小心地吹手腕上的擦伤。杨谦心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赶紧凑上前，蹲□子看着穆忻的眼睛问：“没事吧？”
穆忻看清是杨谦，鼻子一酸，感觉眼泪就要流下来，可是突然想起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全都是人，愣是忍着没掉泪。只是低着头“嗯”一声，抽抽鼻子，不说话了。
杨谦小心翼翼地端详穆忻的伤口：以擦伤为主，主要集中在小臂和小腿上，手腕脚腕都没事，按肋骨也不是断裂痛，杨谦这才松口气。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两人饥肠辘辘，杨谦只好下厨做自己唯一擅长的煮方便面。穆忻去洗澡，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杨谦看见她眼圈红红的，知道是哭过了，只好自己先暗地里叹口气。
果然，吃面条的时候，不知是不是热气熏了眼睛，穆忻的眼泪就一颗颗滚下来了。杨谦也吃不下去了，坐到她身边搂住她，听见她趴在他肩头一边哭一边说：“杨谦，我真受够了，咱们能离开这儿吗？”
离开？杨谦在心里苦笑：凡事总要身处其中才知道，理想主义的花朵再繁茂，也抵不过现实土壤的酸碱度不足，萎顿是迟早的事。就像他来这里之前只知道选调生务必要先下基层才有资格考走，但从没想过在过去二十年间，整个秀山分局引进过数十个选调生，但从没有人成功离开。
有的门，进来容易出去难。
比如他和穆忻这样的，说好听了算是秀山区公安分局引进的第一批和第二批硕士生，但若上无关系门路、下无考试本事的话，就得一辈子留在这里。毕竟，根据上边的文件，警力要下沉、优秀人才要经受基层锻炼，所以别说你是硕士，就算你是博士，也总有机会、有理由被派到区、县公安分局转一遭。只是某些有背景、有本事的人象征性地体验一下也就离开了，有些人却得永远转下去——他或她，投胎时没机会成为前者，那么，会是后者吗？
直到吃完饭躺到床上，穆忻还在掉眼泪，一边哽咽着抱怨：读了十九年书，就是为了来做接线员？那些千奇百怪的报警电话——附近村里村民械斗冲突的、物流基地团伙诈骗的、社区内某居民养狗扰民的、喝醉酒找不着自己家门的、马路边上倒了棵树的或是路中间缺了个下水道井盖的……小学毕业都能做的事，为什么要自己去做？自己不是本地人，听不懂当地方言，为了不影响接派警，她要拿出比当年考英语四级时更大的劲头去学习使用方言词汇。她明明能说一口标准普通话，为什么偏偏要拧巴成如今这样不伦不类的模样？她曾经也在艺术学院的舞台上主持过各类文体活动、举手投足努力向知识分子的优雅靠拢，那时，她努力经营的不过是“气质”二字，可如今，她努力摒弃的，不也正是这些“气质”？
她想，现在自己终于理解了郝慧楠，终于知道她为什么不肯参加大学同学的聚会——她穆忻又何尝不是呢？昔日也算优秀的女孩子，众人眼里“脱颖而出”的公务员，有谁知道她不过是个穿一身制服的接线员？
这就好比是一堵玻璃城墙，墙外的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那道玻璃后的一切：那个安闲舒适的铁饭碗、那些公务消费和灰色收入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处处便利……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一边唾骂鄙视一边趋之若鹜。可是真走进去了才知道，权力、灰色收入，通通和自己没关系。她仍然生活在公务员体制内的最底层，稍稍抬起头就能看见许多本来学习不如她的官二代、富二代面带微笑指点江山，还要时刻注意敷衍应酬那些本来没有丝毫共同语言但又并不能怠慢的人们……你看，无论在哪里，她都要仰人鼻息，都会忍不住自卑。
可是，俗人就是俗人。作为一个已婚妇女，她再委屈，也没勇气一下子打破这堵玻璃墙，用头破血流的方式换一个朝不保夕的“自由”。所以，她只能不止一次地幻想：有那么一天，自己能和杨谦一起，在现有体系内获取一个公平又合适的流动机会，携手去更高、更广阔的平台上工作，每日里得体微笑、礼貌交谈、动脑钻研，而不是像一尊机器人一样，整天除了接报警电话就是给领导端茶倒水买香烟。
这不是浪费生命是什么？
想到这里，她更憋不住那些积攒了一年多的委屈：“有时候，你不回家的时候，我一个人睡的时候，我常常会看着天花板掉眼泪，这些我也从没有告诉你，因为我怕你觉得我是在埋怨你，可是说心里话，我的确是埋怨你，而且每次因为工作中的不快乐而难过的时候，我都恨你。”
杨谦愣住了。
穆忻没理杨谦，只是木然地仰面看着天花板，重复：“杨谦，我恨你！我讨厌这里，又无法尽快离开，你是那个把我拖进泥潭的人，所以我恨你。”
杨谦心里一紧，转身把穆忻紧紧搂在怀里，穆忻没有说话，只是听着窗外聒噪的蝉鸣，只觉得心底有什么东西，隐约出现了裂痕。
☆、第四章：象牙塔顶的坠落（2）
醒来时是下午一点，才不过睡了半个小时，穆忻便赶着去上班。走之前杨谦才想起什么似的拖住她：“我爸妈说要过来住段时间。”
穆忻有点懵。
过会儿才想起来问：“什么时候？”
“周末吧，他们也是突发奇想，说是咱结婚这么久了也没来看看……”
穆忻咬咬下嘴唇，心想其实不来看也好，自己也不太希望新婚生活被打扰——哪怕是这么聚少离多的新婚，多两位老人，别扭不？
可这些话只能想想不能说，她点点头：“好，到时候你去接？”
“我怕要上任务，到时候电话联系吧，你要有空就去接一接，”杨谦又拍拍脑袋，“我妈那人有洁癖，来之前找时间咱俩大扫除一下，免得被她唠叨。”
“洁癖？你都没说过。”穆忻惊讶。
“没说过吗？我还以为你去我家的时候发现了呢，”杨谦也很无奈，“反正就是个操心的命，哪哪儿都嫌不干净，我跟我爸都觉得她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你有心理准备就行，可别说我故意瞒着你。”
穆忻哭笑不得——就算瞒着又怎么样呢？婚都结了，还是准备在一起过一辈子的两个人，又不是过家家，就算做婆婆的真是吹毛求疵，她还能真往心里去？
对于婆婆肖玉华，穆忻的确了解不多。
周末，站在站台上等待接站的时候，穆忻在脑海中梳理起她对肖玉华的全部印象来。
她只见过杨谦的父母两次。
第一次是在他们确定恋爱关系后，她随杨谦去他家，见到了他在电厂做技术工作的父亲和同在电厂做后勤工作的母亲。诚如杨谦所言，他的家庭不是大富大贵，也不是书香门第，而是再普通不过的城市平民。只不过因为是大型国企的缘故，收入不错，除了单位分的一间一百多平米的福利房外还另外买了一套商品房。第一次见儿媳妇的时候算不上太热络，但礼节周到，还送了穆忻一块款式大方、价格适中的手表作为见面礼。到第二次见面时便已是在婚礼上了。那天，是穆忻第一次弯腰鞠躬，向生命中从未共同生活过的另外两个人唤一声“爸妈”。隔着二十几年的素未谋面，穆忻第一次觉得“爸”、“妈”这两个音节从唇尖上发出时，居然是如此生涩……
正想着的时候列车终于从远处驶来，磨蹭着停靠在穆忻面前。穆忻刚好站在站台上写有“6”的数字前，抬头就看见6车厢的车门在自己面前“咣当”一声打开。也真巧，第一个出来的就是穆忻的公公杨成林，在他身后，是拖着巨大行李袋的婆婆肖玉华。
“爸，妈，路上还好吗？”穆忻赶紧上前接过肖玉华手里的行李袋，跟公婆寒暄。
“穆忻啊！”杨成林看见穆忻先慈祥地笑了，然后看看穆忻身后，才纳闷地问，“杨谦呢？”
“他上案子，”穆忻急忙解释，“有命案，昨晚都没回家。”
“真不知道他这个警察怎么就能当得这么闹心，”肖玉华一听就不高兴了，一边擦汗一边抱怨，“过年都不回家，说要值班，好像离了他地球就不转。”
穆忻想了想，还是得解释：“公安工作就是这样，要保证警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每过两天就安排值一次班，所以放长假也出不了远门……”
“可是杨谦当初明明告诉我说考上的是公安厅，一不留神就变成了公安局，”婆婆打断穆忻的解释，“你说堂堂省大毕业的研究生，至于来支援边疆吗？”
穆忻本想说“以公安厅名义选调并不等于会留在公安厅工作啊”，可是话还没出口就听见杨成林问：“门口好不好找出租车？”
“我借了同事的车，”穆忻回头看看杨成林，笑一笑，答，“只是我今晚还要值夜班，不能在家陪您二老……”
“没事没事，工作重要，”杨成林点点头，“你去上你的班就好，都是自家人，没那么多讲究。”
听了这话穆忻松口气，偷偷看一眼肖玉华不怎么痛快的表情，也不敢多说话了，只是赶紧拎着行李冲到停车场，在酷暑中开着空调已经完全坏掉的破捷达一路轰轰隆隆地回了“家”。
路上穆忻无数次从后视镜里看肖玉华，只见她不停地擦汗，穆忻心里也开始忐忑起来——似乎，她总觉得，肖玉华并不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友好。
说是“家”，其实只是个简陋又逼仄的空间。
租来的两室一厅房子，位于原来县化肥厂的职工宿舍区内。房子的历史大约二十多年，距离区委区政府和区内的中心广场不过一公里左右。近几年为了映衬附近新建起的楼宇，化肥厂宿舍楼的外墙也被粉刷一新，还把平屋顶都改造成红色的尖屋顶，俗称“穿衣戴帽”。不过虽然从外观上旧貌换新颜，但内里没有丝毫变化——房子还是破、旧、矮，内有常年泛着古怪气味的排水管道，偶尔还能看见老鼠矫健的身影上蹿下跳。
但即便是这么破的房子，伴随着县改区后越来越多的商业网点和流动人口，租金也是水涨船高。穆忻转正后月薪不过两千五，仅这两间房子就得耗去近一千。买点简单的家用电器，再每月给穆忻母亲一些药钱之后，两人的余钱所剩无几。穆忻承认自己没钱、没时间也没精力去淘些物美价廉的东西装点这个家，所以简陋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一进门就能看见的水泥地面、蓝白格子床单更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大学里的学生寝室。
肖玉华一进门，看见这么一间简单到简陋的房子，马上就有点心酸起来。又因为屋子小，放下行李后就几乎找不到能站的地方，内心里的烦躁在盛夏三十七八度的气温里“噌噌”地往外冒。
穆忻见肖玉华脸色不好，急忙冲到卧室把空调打开。还是已经多年不见的窗机，工作时发出轰鸣般的响声。好在制冷效果还不错，瞬间把一些凉意吹到狭小的客厅里来。
等到空调的凉气渐渐吹散了心里的燥热后，肖玉华终于也变得和气起来，开始一边翻拣着行李袋里的东西一边念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还给你带了份礼物呢，咦我放哪儿了？”
杨成林回头提醒老伴儿：“你不是塞到装内衣的那个袋子里了？说是那个袋子不显眼，不至于被人偷了……”
“哦对。”肖玉华恍然大悟，急忙跨过地上的两个大袋子，拖过一个小包，伸手进去摸了半天，最后掏出一个红色的小袋子，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穆忻一看，居然是个黄金的小长命锁。
“这是给我大孙子的，”肖玉华满脸笑容地解释，“你俩工作也稳定了，不如早生个孩子，趁我们还带得动，多帮你们带带。杨谦说了，你们过两年还得参加考试，考好了就回厅里了。你们放心，有我们在，孩子拖累不了你们。年轻人要忙事业，这个道理我们懂。”
穆忻看着肖玉华那满脸的殷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好点头说：“谢谢妈。”
肖玉华却好像看懂了她心里所想，自顾自说到：“我们知道来住在你们这儿是挺碍事儿，可是琢磨着杨谦这一工作可能就得一辈子留在省城，不会回我们那个小城市了。虽说省城这地方对我们来说又陌生、空气又不好，可毕竟我们只有这一个儿子，一家人总离得那么远也不是个事儿。这些年我们也攒了点钱，到时候等你们工作定下来了就在这边买间房子，我们帮你们看孩子，你说好不好？”
肖玉华的表情那么诚恳，一下子就让穆忻忘记了初见面时的那一点忐忑与犹疑。她本能的就觉得心里热乎起来，看着肖玉华点头：“谢谢妈。”
“不用谢，本来也是要给见面礼的，”杨成林和善地笑，“你们结婚的时候太匆忙，忘了还有这东西要给，这可是你妈好几年前就存下来的，那时候黄金便宜，还能买个大个儿的。”
“黄金这东西，再便宜能便宜到哪儿去？”肖玉华又挑出杨成林的刺儿来了，瞪他一眼，再打开小袋子掏出长命锁给穆忻看上面的标签，“十克！你看见没，这儿写着呢，现在黄金什么价儿？这就是给我大孙子存了好几千块钱！”
“太贵重了，妈妈，”穆忻赶紧表态，然后转移话题，“爸、妈，我现在得上夜班去了，时间紧，也没来得及给你们做点晚饭……”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来，”杨成林本来蹲在地上整理行李，这会儿也站起来，“那你晚饭吃什么？”
“局里有食堂，我去随便买点就好，”穆忻是真有些过意不去，“我本来是想给你们做好晚饭再去接站的，可是咱这儿离火车站实在是太远了……”
“走吧走吧，都是一家人，不用这么见外，”肖玉华看见儿媳妇这么乖巧懂事，自然喜上眉梢，“我们自己弄饭吃，你不用操心。”
穆忻笑一笑，没再多说话，转身拎起包告辞出门。走到门外还能听见屋里肖玉华在骂杨成林“你老年痴呆啊说什么‘便宜’，让人家以为咱不舍得给孩子花钱，那买的时候还两千块钱呢”……向来寂静的房子里突然多了这旺盛的人气，穆忻觉得还真有点不适应。
与喧闹的家里相比，公安局的机关大楼里向来都是寂静的。
每次，当穆忻走在办公楼走廊里的时候，她都隐约觉得这种寂静更像是一种肃穆到极致的死寂——因为人来人往的刑警大队、巡警大队、技术中队、预审科之类实战部门都另有办公场所的缘故，这个基本上是由保障部门组成的大楼里既听不到警车的喧嚣，也没有办案人员的嘈杂，就连走廊尽头处指挥中心的报警电话声都被那两扇硕大的玻璃门掩在了后面，只余下长长走廊两边一扇又一扇深色的门如同玄幻小说里的结界一样阻绝一切声响。余下的，仅有安静的、沉默的、庄严的、纤尘不染的空气，衬托着高跟鞋敲击地板时的“嗒嗒”声，清脆得让人只想踮起脚尖，把这最后一点声音也屏蔽掉。
参加工作一年余，穆忻渐渐知道，这里是另外一个军队。
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很多时候比综合大学的学生更没有时间观念。然而站在警徽下，久未谋面的“纪律”二字好像一把锉刀，在第一时间内狠狠磨去你以前所有的张扬、自负、清高，让你知道，在纪律面前，个人不过是微小的细末，只需服从，不必探究。恰好又遇见一个军人出身的分局局长，更是严肃要求随时随地保持警容整齐、内务整洁，譬如领带一律要拉紧、扣子一律要系好、女孩子的长发一律要束起，办公桌亦需光洁如镜，除了电脑，就连一盆绿色植物都不能放。
倘若说严苛的纪律算是“个性”的话，那么这里作为一个基层政府机关，同样有着基层机关单位的“共性”：诸如每天既要伺候着上级单位所需要的这个计划、那个方案，又要随时接待着老百姓的这个上访、那个申诉；办公人员许多都是本地土着，不仅关系上盘根错节，官方语言也自动默认为当地方言而非普通话；基本学历为大学专科或是党校本科，研究生凤毛麟角，属于珍稀动物；摊子铺得大，升迁机会少，科级下面还有股级，听上去难登大雅之堂，但也足以让“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们争得鸡飞狗跳；酒局多、酒风盛，领导可以随意，但很少有人怜香惜玉，所以酒场之上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酒桶用……
☆、第四章：象牙塔顶的坠落（3）
至今，穆忻都记得她正式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副科长段修才那张看上去热情，但总觉得有点生硬的笑脸：“你就是穆忻吧，欢迎欢迎！研究生，这可是咱们分局的最高学历啊！”
穆忻本能地谦虚一下：“离开学校学历就没用了，我会努力学业务。”
“怎么会？”段修才摆摆手，“学历有用着呢，以后你就知道了。”
以后你就知道了——果然，熬过试用期后，根据政策，研究生毕业的穆忻直接定级为副主任科员，简称“副科”。
这个级别相当于什么呢？
其实，这就相当于段修才自警察学院专科毕业后奋斗了整整十年才获得的那个级别。
十年啊……段修才的十年是派出所里的夜以继日，是出警追捕时的凶多吉少，是审讯犯罪嫌疑人时的斗智斗勇，以及后来回到机关部门后的勤勤勉勉——十年的时光，他段修才也曾怀揣理想、勤奋工作，然后才在竞争上岗时力挫群雄，三十几岁就成为了指挥调度科的副科长。“副科”，这在市直机关、省直机关、中直机关里都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级别，却是基层民警十年的汗水累积。那么，穆忻，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面对基层警务还两眼一抹黑的一个新人，凭什么就能一步跨越他段修才的十年？
段修才不甘心。
这种不甘心好像一只小虫子，蛊一样钻到他心里噬咬着他，让他在平日里看似温和，心里却极度不平。尤其是当他想到科长谷清同样也是选调生背景时，他更忍不住担忧穆忻会成为自己的障碍——说起来谷清只比段修才大三岁，省理工大学毕业，也是被省委组织部扔在这光荣的基层接受伟大的锻炼，一呆就是十二年。十二年里曾经有过三次考省直机关的机会，但第一次考试时公安局没批准，第二次考试时她即将临盆，第三次考试时孩子生病住院……一晃，所有的机会都擦肩而过，她便被永远留在了这个最最基层的地方。
所以，段修才并不相信谷清能够像她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从容洒脱、毫不在乎。毕竟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警察，谷清在这里无疑是寂寞的——她既没有在警校里一起摸爬滚打三年的同学，也没有办案时可以助一臂之力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更没有哪个亲戚在公安队伍里举重若轻，甚至于她都不是本地人，还说着一口标准的却在基层毫无用处的普通话。这样的人，一旦遇到竞争上岗的机会，怕是连给她投票的人都没有。
但，偏偏，段修才没想到的是，谷清那本来在乡镇街道办事处工作的丈夫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被调入县委组织部，成为了年轻有为的后备干部。从此，夫贵妻荣，几乎在他段修才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时任秘书科副科长的谷清就调入指挥调度科，成为了他的顶头上司。
三岁，这在官场上几乎算不上任何年龄差。说白了，如果一直和谷清共事下去，谷清已经把段修才的前进道路堵得死死的。
段修才到这时是真郁闷了——尽管不能表现出来，但郁闷仍然无处不在。
他不知道下一次竞争上岗会是在哪一年，但他已经意识到一旦谷清把穆忻当“自己人”栽培，他段修才的机会就更少了：要知道，“学历”这东西在提拔时完全是个可有可无的借口——领导愿意拿它当资历，它就可以成为一种资历；领导若是愿意提拔没学历的人，那你的学历再高也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所以，段修才明白，他既然已经学历不如人，就唯有在“阵营”上找准位置站准队。
他只是不知道，其实，在穆忻心里，这里从来都不是归宿。
晚上七点，段修才看见穆忻时一副没好气的样子：“小穆，咱们虽然是七点交班，你就不能早点来？”
“家里有急事，下次我早来。”穆忻不卑不亢，走进来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平静地答。
“女人永远都是家里的事情多，”段修才烦躁地抓抓头发，“真不明白我们这种部门为什么要这么多女人。”
“科长，这话可千万别让嫂子听见，”穆忻回头看一眼段修才，笑一下说，“要是没有女人，谁照顾家里？您哪儿能有时间建功立业？”
“嘁，建功立业……”段修才嗤之以鼻，“你们不给我添乱我就能建功立业了。”
说完话，他瞥穆忻一眼，转身出了指挥中心大门。穆忻纳闷地看着段修才，问孟悦悦：“他又怎么了？”
“不知道，天天一副提前进入更年期的便秘表情，俗称‘早更’，”孟悦悦从一开始就看段修才不顺眼，一不留神就爆了料，“穆姐你不知道，你来之前，段修才好几次来咱屋里炫耀说要引进一个研究生了，研究生啊，多么了不起的学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脑残，反正他说得次数多了，我就亲耳听到过有人回他，说那以后所有工作都让研究生干得了，我们不干了……”
穆忻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惊讶地瞪大眼看小孟，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不安全，于是只好转移话题似的感慨：“想想真是有意思，那么多人争着抢着走仕途，可是有几个知道仕途根本不是想象中那么鲜花遍地、外快多多？说到底除了那点死工资，灰色收入没看见半毛钱，倒是操心太多让人老了不少。”
穆忻一边说一边掏出面小镜子照照自己的脸，好像压根不在意小孟刚才那段话一样若无其事地叹息：“曾经如花似玉，如今徐娘半老。”
孟悦悦噗嗤笑了：“穆姐你真逗。你们家杨哥那是全局都有名的帅哥，上次大家还说要推选他当咱分局形象代言人，以后出个海报什么的就让他露个脸，保准提升全局形象。他都对你忠心耿耿，你怎么会是徐娘半老？”
“他？”穆忻想想杨谦，忍不住笑了，“他的审美一直挺奇怪的。”
“哦对了，听说下午刑警二队有人受伤了，”孟悦悦有点忧心忡忡，“你没给杨哥打个电话？”
“受伤？”穆忻心一沉，抓起手机就拨号，响了好多声才有人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