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场子生意不错，我等了得有40分钟，才有个偷懒的员工溜出来抽烟，我过去给他散了两根烟，就进了场子。
花姐手下姑娘质量高，不接穷客，我进来后直奔三楼的VIP包间。
很快，我就在过道最里层的包厢门口见到她。
当时花姐正和一个客人说话，笑脸嫣然。那人说了两句就想要去搂花姐的腰，花姐退后一步侧身转了个半圈，恰好躲过。
她刚站定，头一抬就把视线集中在我的脸上。
花姐愣了一会儿，转头和那人说了两句，径直快步朝我走过来，什么话也没说，一把将我推进旁边的工作间。
她靠在门上，眼睛直盯着我，突然笑出声来，脸颊鼓起一个小山包。
等她笑完，又拉着我的手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久不和她联系。
我摇摇头，没说具体情况，只让她帮我打听坝子哥最近的消息。
她点头说好，看了我一阵后，让我赶紧离开，说会来我住的地方找我。
我不敢告诉她住址，就说自己还不确定住哪里。
花姐听了我的话，原本高耸的眼皮耷拉下来。皱眉想了一会儿，告诉我，不管她得到了什么消息，后天中午12点，这家场子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门口见面。
两天后，我早晨七点没到就爬起来买了早饭，窝在公共厕所对面居民楼三层的过道上，有个角度恰好可以看到附近的情况。
我靠着柱子，边吃饭团边盯着四周，不敢放过任何一丝危险的迹象。
过了几个小时，没有情况发生，全是行色匆匆的上厕所的人。
中午11点半，花姐提早出现，一头的长发变成大波浪，来之前可能特意做了头发。
她在厕所前不停地来回踱步。
我观察了一个半小时，除了花姐慢慢从站着变成蹲着，再到附近小卖部买了个塑料凳子坐着，没有任何危险的征兆。
虽是如此，我内心还存有一丝担忧，没有出去。
那天，花姐穿了件翠绿色的印花裙。中途太阳经常变换照射角度，花姐时不时就要把位置挪动到阴凉处。
两个从厕所里走出来的男人过来搭讪，花姐没有搭理。又待了两小时，她才离开。
看着花姐在我的视线里逐渐变成黑点，我觉得自己辜负了她的信任。
花姐1985年出生，四川人，身高1米66，鹅蛋脸大眼睛，双眼皮很深，和一般的小姐比起来，她要漂亮得多。
我第一次见到花姐，是在坝子哥公司附近的夜场。当时我正在包房里和几个姑娘玩耍，花姐突然推门进来要和我交朋友。
这些场子里的妈妈经常会让手下的小姐注意来过三四次的半生面孔，由自己出面认识，再发展成熟客。
花姐靠坐在我的左边，距离很微妙——一个偶尔移动身体，皮肤恰好能够接触的距离。
她笑着分给我支烟，让我叫她花姐，花草的花，姐姐的姐。我问她，叫姐姐有什么好处？
花姐手里夹着烟，用食指指甲划过我的手背，力道很轻，像是蚂蚁爬在上面：“诺。”
看花姐逗弄客人的动作很熟练，我随口问她，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这么会挑逗男人？
花姐“扑哧”就乐出声来，笑着说我最多算个男孩，问我成年了没。
我不生气，反而觉得花姐有趣，就提议和她玩骰子。我特意说自己不欺负女人，她输了只要喝一半就行。
花姐浅笑着点头。
我骰子的功力不弱，没想到花姐更厉害，十把里我最多只能赢一把。
我手一抖，故意把骰子丢到地上，说没有骰子玩不了。
花姐立马起身走出包厢，没多久，手里就端着四副骰蛊回来，“啪”地拍在桌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无奈点头。
当晚我喝完吐，吐完喝，最后的印象里只有花姐的声音在嘈杂的空气回响：“诺，喝噻。”
第二天，花姐发信息给我说她很开心，因为很久都没人敢和她玩骰子了，她还趁我喝醉的时候，多叫了三箱百威寄存在她名下，让我不要介意。
我对花姐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觉得她与其他妈妈没有不同，逢场作戏，爱占便宜。
但她人长得漂亮，所以我常控制不住自己，在场子里和她套近乎。
交谈的多了些，我发现和她有很多共同话题，都喜欢慢节奏的电影、八九十年代的港台歌曲和地摊文学。
因为我年纪比花姐小，她一开始并没有对我足够重视，常常在谈论一个事情的观点不同时就会指着我说：“你懂个锤子。”这让我非常愤怒。
我装作不经意间说自己是高中文凭，吹嘘自己高考过了一本线，此后，花姐开始正视我，遇到事情也偶尔会询问我的看法。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我觉得花姐是个有意思的人。
有天，花姐手下有个做了一年的姑娘说老家起火，烧断的房梁砸折了父亲的右腿，想要借三万块钱应急。
花姐问我这个忙要不要帮，我以为花姐要向我借钱，劝她千万别借钱给这个姑娘。
花姐看出我心里在想什么，解释说自己没有找我借钱的意思。
我改口说想借就借，还调侃道，要去帮忙照顾这个女孩的生意。
花姐听完很生气，转身就走，隔了几天才联系我。
我后来知道，花姐犹豫许久，最终决定帮这个姑娘的忙，没想到姑娘拿了钱，隔天就到别家场子坐台了。
我和花姐真正成为朋友，是过后两个星期的一件事。
当时花姐手下有个新来的姑娘不懂事，因为其他客人的出台价高，临时放了水哥的鸽子，水哥找不到那姑娘就拿花姐出气，把花姐关在一栋居民楼里。
水哥是做西南地区中药材生意的，黑白两道的关系很硬，他一定要花姐交出那个姑娘，花姐无奈只能翻着电话簿找人帮忙，但水哥睚眦必报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没人想惹身骚。
那天，我接到花姐的电话，她起初没说有什么事，只问我这会儿有没有事在忙。
我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追问她发生了什么，大概听她说了几句，很快了解了情况，没怎么犹豫，立刻去水哥那里找她。
水哥在坝子哥的公司投了几百万放贷，两人有很多生意往来，所以我和水哥也算熟悉。
进门之后，我挨个发烟，姿态放得很低，“水哥，花姐做这行这么多年，规矩都懂得，这事真和她没关系。”
水哥点头表示理解，说他没打算为难花姐，是花姐自己不愿意交出那个姑娘。
花姐窝在沙发的边缘，脸颊涨红，应该是被人扇过耳光，我顺势坐下，想劝她。但花姐没看我，视线都在水哥那，嘴里一个劲地说不知道那姑娘在哪里。
两人交流半天，花姐还是摇头。水哥转头散了支烟给我，亲手点上。
这表面功夫一做，我就知道这件事说不拢。果然，水哥搬张椅子就坐在花姐面前，提出让花姐代替那姑娘出台的要求。
花姐摇头，水哥把手放在腿上摩擦几下，一巴掌就打过去。力气很大，花姐整个人斜躺在一边。
我赶紧伸手把花姐扶住，“水哥，这样不好吧？”
水哥考虑许久，说让我吹个白瓶就翻篇。在这一行，如果别人肯卖你面子，很多矛盾摆酒就能解决。
水哥叫人去车上拿了瓶五粮液，用刀背把瓶口敲开，边递给我，边说因为我是坝子哥的人，不为难我。
瓶口被敲碎之后很尖，扎得嘴唇出血，我把喉咙抻直，直接把酒灌进肚子。
刚开始感觉全身烧得滚烫，很快就麻木，当水一样喝。喝完我把瓶口向下，只有几滴酒掉在地上。
水哥拍了拍我的肩膀，带人离开。我赶紧到厕所扣着喉咙催吐。
水哥确实没有为难我。五粮液的瓶口小，只有把口子敲开才能一气喝完，直接走人是给我催吐的时间，这样大部分酒精来不及进入血液。
我收债的时候，如果碰到需要吹白的来解决，从来不会把瓶口敲碎，反而会在别人喝完之后递给他一支烟，静静地看着他酒精中毒。我们管这叫“浪里白跳”，因为这时候人会口吐白沫，手脚抽动，身体不停打摆子。
我还没吐完最后一口，眼前就一片黑，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沙发上，空调开着，身上盖了层毛毯，标签还在，应该是花姐新买的。
“你睡觉呼吸很重。”花姐坐在我脚边，直盯着我看，“呼吸重的人命不长。”
我轻轻踢了她一脚，叫她不要咒我。隔了一会儿，我又问她为什么硬撑着不交人？
花姐说以前有个姑娘，也是惹到水哥，后来水哥把那姑娘带走三天，回来时整个人都废了。
花姐详细地讲述水哥是怎么折磨那个姑娘的过程。边说着，花姐边从口袋里把烟拿出来，放到我的嘴边，问我为什么帮她？
我被这个问题难住，没有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帮花姐。
花姐见我没说话，帮我点火后，自顾自地说，她知道我一定会帮她，还问我记不记得之前的一次夜场突击检查。
当时她挨个去通知客人，一进房间，其他人见到花姐进来的第一反应是把衣服盖在自己身上，只有我把衣服盖在姑娘身上。
第二天，花姐特意来家里找我，手上拎着一袋子的菜，说要给我做饭当作感谢。
她说是上门来做饭的，刀工却不怎么好，切菜的姿势也不对，还切到了手。
她一边和我说，“看你的样子就没做过饭。”一边把水都没沥干净的四季豆直接扔进了锅里，滚烫的油锅立刻“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我只能上前推开她，说你走开。自己炒了一个虾仁，又炖了一锅玉米排骨汤。
那天，我们俩一共做了五六个菜，只有两个是她做的，味道还很差。
吃完饭，花姐说要洗碗，我让她早点回家，她不肯，洗完后她又说时间太迟，开车回去不太安全。那段时间有七八个男人追她，我不想惹上麻烦，就催她回去了。
此后几天，花姐都拎着菜来我家，只是再没进过厨房，我让她不要再来了。
这事过去没多久，我就准备前往金三角，临行前和她见了一面。
花姐问我去那边可以赚多少钱，值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我其实并不清楚，只是听四爷说很赚钱。她劝我，金三角是危险的未知，还不如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去其他城市生活。
我虽然内心隐隐不安，眼睛却掉进了发财的美梦里，并没有理会她。
时间能够改变很多。一年后的我，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我返回网吧待了三天，在觉得应该安全的情况下，才重新联系花姐。
花姐并没有提我失约的事情，直接和我说前段时间坝子哥很生气，扬言要弄死我，还安排了两个手下到西双版纳找我，没有结果后就在道上发了“镖令”（悬赏，西南地区叫“镖令”，东南沿海叫“花红”），谁找到我就给十万块钱。
我原以为坝子哥是生气我逃跑，想要狠狠教训一顿，看这架势，他是想要我的命。
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我的预计。我赶紧把金三角发生的事情和花姐一五一十讲清楚。
花姐听后问我是不是在讲故事，我摇头否定。她让我不要害怕，等过一阵风头再看。
那段时间她没去上班，就在家里陪我，做饭给我吃，她是真的学会做饭了。
“花姐，你说这事和坝子哥道歉能不能解决啊？”我问花姐这个问题，她骂我太幼稚，劝我离开昆明。
我摇摇头，说自己的身份信息坝子哥都知道，如果这件事不了结，我怕家里人受我连累。
花姐低着头想了一会儿，问她给坝子哥多少钱可以解决这个事？她这里有点钱，可以先借给我。
我拒绝了，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道歉不行，逃跑不行，投靠别的势力更不行，这三条路都断了，我还剩下唯一一条——自首。
混混有一点比较奇怪，嘴上互相说着兄弟，走投无路的时候相信的却是警察。但我还是担心一点：自首会不会被枪毙或者坐很多年的牢。
我和花姐都不太懂法律方面的知识，她就说出钱找个律师咨询。我害怕节外生枝，没有答应。
接下来的三天，我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法律条文，了解到自己最多算个从犯，而且没有参与过核心犯罪，自首的话肯定能坦白从宽，被判刑也应该不会太长，说不定还能免于刑事处罚。
我决定自首。
出门时，花姐说要开车送我，我没有答应她。走到小区门口，我挥手拦下一辆出租，和司机说去警察局。
汽车发动机启动以后，我整个人也突然跟着颤抖起来，肩膀止不住地打冷颤，努力想要控制却没有办法。中途我无数次想要让司机停车，话卡在喉咙，牙根不停抽搐，根本没办法说出口。
听到司机说已经到警察局门口时，我才回过神来，下车之后并没有马上进去，反而在对面的便利店买了瓶可乐，几口喝完又买了一瓶。
我看着间隔十来米的警局，想要过去，脚却使不上劲。
我当时想：要是坝子哥他们的势力没了，我就没事了。这样的话，应该不需要我亲自上门，只要把笔记本交进去，再写一封匿名信就可以。
想通这点，我又赶紧拦辆出租车回去。
花姐见我这么快回来，愣了一会儿神，挤出笑容问我：“现在警察办事效率啷个高啊？”我没心思回她的话，问她借了纸笔就坐在餐桌上开始写匿名信。
花姐见我这副模样，也不说话了，帮我揉着肩膀，在我身后看着一个一个字从纸上冒出来。
匿名信不复杂，只是记录了我负责的线路情况：物资的种类和数量、运输的时间地点、对接人的姓名、具体的价格等。
我写了一个小时，用完四五页的白纸。再一次出门时，我没有慌张，神色很镇定。
我觉得这封匿名信加上笔记本应该可以解决这事。
我重新来到警察局对面的便利店，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不能去交这个匿名信，得要找人替我送进去。
等了近20分钟，我看到有两个初中生模样的男孩走过来。花了200块钱，让他们走到警局门口，交给执勤的警卫，说这是举报信就行了。那两小孩虽然眼馋钱，又有点害怕，问了我几遍有没有危险？我告诉他们没有，再说他们是初中生，谁会为难两个初中生呢？他们就信了。
眼看两个初中生走出五六米，我又叫住他们。当时我脑子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这事还是得自己来。
2010年5月13日，我走进昆明市公安局。
门口执勤室的警卫伸手拦住我，询问来历。我说自己是过来报案的，有很重要的线索和证据，需要当面和警察谈。
警卫审视我一番，没问具体的案件情况，递过来一张表格叫我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警卫拿起座机拨通号码，挂断后让我稍等。没等多久，有个女警官走进来，确认是我报案以后，便领我往办公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