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紧打断她的话，说之前就是随便说说，叫她别当真。
中年妇女“哼”了我一声，挥手让我和她走远一点。她偷偷告诉我，老婆婆是帮儿子看店，根本不懂价格，叫我有钱也赶紧去买一个。
我连忙摆手说自己没钱。中年妇女又“哼”了一声。
正当我和中年妇女闲扯的时候，前面一家装修豪华的玉器店有人吵架，挺多人在围观。
翡翠街附近有不少中国旅行团。
在金三角，中国导游分两类，一类是私导，也叫黑导，专做散客生意，招待好奇心重的有钱人，体验赌坊、妓院、枪击室、黑拳场、斗虎园子等等，国内不被允许的游乐项目。另一类是团体导游，三个游客就能组个团。
干这行不需要导游证，也不需要记住很多名胜古迹的历史，甚至不需要口才来调节气氛。只要把游客往翡翠街一扔，让他们自己逛。
玉器店的店家正在和一伙中国游客吵架，游客多是大爷大妈，情绪激动。争吵的原因是店家卖假货，其中一个老大爷要求退货，店家不肯。
一个寸头，眯眯眼，大圆脸的中国导游，畏缩在一边，一手拉着大爷大妈，一手轻轻抵着店家胸口，不让双方闹起来，嘴里还不断小声重复：“你们先停一下，你们先停一下。”但是所有人都不理他。
几分钟后市场管理员赶来，开始和双方沟通。没有热闹可看，游客陆续散去。
我始终注视着那个木讷的中国导游。经过协调，店家同意退货。中国导游拍了拍胸口，长出一口气，站在门口让游客继续跟着他。大爷大妈都不听那个导游的，指责他和店家合伙坑人，要求换导游。那导游禁不住责骂，赶紧打电话叫同事过来，才算平息整件事。等一切都结束，导游就站在我旁边，看着玉器店发呆。
我觉得他有点意思，就自己点了支烟，然后凑过去，拍他的手臂，递过一支。导游愣了一下，说自己不抽烟。我对他说：“你指甲盖都黄了。”
他看了看自己的右手，伸手接过烟，说了声谢谢。我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火机，点上烟吸了两口，才问他：“你叫什么啊？”
“郭立民。”
我说这名字不错，然后问他，是不是才来金三角？
郭立民我点点头，他刚来这里两个多月，问我怎么知道？我把手里的烟举起来，说这里的人一般不抽其他人给的烟。
“为什么？”郭立民问我。
“怕沾毒喽。”我耸着肩膀。
“啊？”郭立民张大嘴巴看着我。
我拍了拍他的背，说开个玩笑，自己先笑了出来。
郭立民跟着我笑了几声。他手里的烟原本还剩下半截，但手指一松，烟掉在地上，被他用鞋子踩住。
刚好到饭点，我怂恿他今天过得不顺，干脆去吃点烧烤喝点酒。那时我身上没带钱，其实想趁机溜掉，让他付账。
郭立民摇摇头，说之前见过那些被剥皮挂在钩子上的动物，觉得残忍，他不想吃。还没等我再说什么，他就先离开了，说自己今天出了差错，要赶回旅行社做检讨。
隔了个把星期，我又见到了郭立民。
那天早上猜叔来我住的地方，问我下午有没有时间？我当时学机灵了，先问什么事，再回答有没有空。猜叔瞪了我一眼，问我还想不想干了。
他有几个款子到时间了，叫我跑一趟。猜叔的朋友很多，经常会有生意叫他投钱入股。我去收款的数目都不大，一般是几台老虎机，几张台球桌之类的分红钱，一个月一收，多数时候加起来不到五千块。
“我在云南干这个，到这边还是干这个。”我很无奈，但只能套上衣服出门。
这次他叫我去收一家旅行社的钱，说是新入股的。郭立民正好就在这里工作。
我见到郭立民的第一眼，心里觉得这也太巧了，就和他打了一个招呼。然后把他从位置上硬拉起来，说上次约定的烧烤，肯定是要吃了。他被我缠得没办法，只能同意，依旧说：“那些动物我不吃。”
郭立民要和领班请假，我说我认识老板，不用请。他还是写了假条，不停对领班鞠躬，嘴上一直说着不好意思。
“你倒是一个好员工。”我笑郭立民。
他反问：“上班时间外出请假有什么不对？”
当天的烧烤，老板每端上一盘肉，郭立民都要问这是什么肉。如果是野味，他就把盘子往别处推。
几瓶啤酒下去，相互开几个玩笑，我们渐渐熟悉起来。郭立民会说笑话，而且没有“油”气，在金三角不多见，让我有把他当朋友的冲动。
我问郭立民，饭后要不要去下半场，找姑娘耍耍。他连忙摇头，脸上的表情挺害怕，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我问为什么？郭立民没回答，反而给自己倒了一满杯酒，冲我虚敬了一下。他用力过猛，酒都洒出来了。
和他碰了一杯，我才有点明白过来：“有女朋友了？”
开始他不肯说，被我追问了几次，开口解释他来到金三角的原因。
郭立民是贵州人，20岁，大专毕业，学的导游。在国内好多旅行社实习过，因为业绩差，说话也闷，实习期还没过，就被辞退。他父亲很早去世，留下母亲一个人养家。“为了读个烂书，阿妈欠了很多钱。”郭立民说家里经济压力大，看到这边的旅行社招聘，只能来闯一闯。我心里觉得他挺幸运，这家庭背景，在金三角算是幸福。
隔了一会儿我说：“不对啊，这些和你喜欢的姑娘有什么关系？”
郭立民说：“没关系。”
我以为他在耍我，有点生气。
他叹口气，立马接下句：“我和那姑娘的关系，就是没关系啊。”
我觉得自己显得傻，赶紧又问郭立民怎么没想过去追。郭立民说自己穷，没钱没法追女孩。又很开心地说，前段时间带团，发现有地方出售名牌包，一个只要五六百，过几天发工资，就买一个寄回去，她肯定喜欢。
“这边还有这玩意？”我想了一圈，也不记得小孟拉哪里有卖便宜的名牌包。
郭立民说那店家，就算要爱马仕的鳄鱼包，只要给钱就能做，保证专柜都认不出来。郭立民说的是仿制品，皮倒是鳄鱼皮，就是做工次了点。看他手舞足蹈的模样，我犹豫了下，没有多说。
我们正说着话，郭立民忽然一拍脑袋，说忘了件事，起身就往外走。以为有大事，我赶紧跟在后面。结果，他就是去小卖部打电话。他嫌店家要的国际电话费太贵，和店家扯了半天。电话接通了，他死死盯着显示屏。
和母亲的通话，郭立民没避讳我，但我也不太懂他家乡的方言，只听明白“注意身体”之类的话。没讲多久，他就把电话挂了。
回去的路上，我开玩笑说他一直盯着电话，店家会担心他偷电话。郭立民没看我，低头轻声说：“超时要加钱的。”
郭立民这么一闹，烧烤店主以为我们要逃账，双手叉腰等着我们往回走。
结账时我有点不开心，突然发现郭立民和我一样，左眼眼白上有颗棕色的痣，开玩笑说自己是他死去老爸还的魂。郭立民把拳头举起来，身体往前倾，要打我。我把常年别在腰带上的黑星摔在桌子上，郭立民的拳头转而朝自己胸口狠狠锤，像大猩猩。
我笑得肚子都要疼了，搂着他的肩膀，说去赌坊玩。郭立民自己没钱不敢去，我说我请客，他不用花钱。没想三秒钟，他就点头：“那可以。”
我觉得他有趣极了。
缅北的雨季经常发生滑坡，这时候平常送货的通道就会封闭。政府不作为，障碍得不到及时疏通，所以我有额外的假期可以挥霍。
那天在家没事做，听到门被踹得砰砰响。听声音就知道，外面站的是郭立民。一旦开门不及时，他能把门踹裂。刚打开锁，郭立民就一把推开门。门框撞到我的额头，很痛。
他已经连续几天在达邦的赌坊熬通宵，把手里的工资全部输光，我想让他出门冷静一下。
郭立民从厕所出来，把剩下的牛奶一口喝完，然后摇晃着手上的空盒子，说自己已经闻到翻本的气息了，但是听了我的话，收手赶过来。他要我赔偿还没来得及赢的钱。
我只说了一句：可去你妈的吧。
听了这句话，郭立民抬头看了我很久。我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我。
我让他把空盒子扔进垃圾桶，问他，你最近玩得这么凶啊？郭立民瞪我，说以前都没进过赌场，跟我进去玩了一次，赢了几千块钱，后面就再也控制不住了。
我不再继续话题，开车带他去小孟拉。车子开出十公里左右，郭立民说前几天从小孟拉过来时，看到附近有泥石流，很多路面都塌了。你不早说，我吼了他一声，只能掉头去往大其力。
大其力有三多，“冰粉、河鲜、姑娘”，其中姑娘又是最多的。
我把车开进中国街一家名叫“粉红粉红”的KTV，老板叫杨丽，30多岁，长得白嫩。最初跟男人到金三角开小吃店，手艺好，没几年就开了三家分店。后来她男人吸毒死了，她把小吃店都关掉，余下的钱开了这家KTV，又找了个当地小头领，生活倒也不愁。
我来的那天杨丽不在，直接前台要了一间VIP。前台是新来的妹子，不认识我，问：“你们两个人啊？”
我点头。郭立民没来过这地方，到处打量，眼神里满是好奇。
她又问了一遍，我嫌烦，就直接把房钱结了，告诉她懂规矩，这才有侍应来领路。
这里的VIP包间俗称“小房”，和国内有些不同，房间里除了话筒、屏幕和音响，还有牌桌、冰壶和助力床。年轻游客很少知道“小房”，来这里玩的都是上岁数的人。他们一般会先叫几个姑娘，点唱《茉莉花》这样的老歌，在朦胧的灯光和甜糯的歌声里，赌牌或玩其他的。
当天，我和郭立民分别找了一个姑娘。让她们陪着我唱了两遍《青藏高原》，喉咙都喊哑了。
“你说是你请客？我的钱输完了。”郭立民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我白了他一眼，没有搭理。
正事办完了，我仰躺着。想要抽烟，但是烟盒空了，就叫姑娘去拿包七星的蓝爆珠。
这行的姑娘大多懒惰，她只走到门口按了铃，叫侍应去拿烟。等了三四分钟才看到侍应过来。姑娘接过烟，跟我确认之后把烟盒拆开，拍了两下盒子底，弹出来几支递给我。我丢给郭立民一支；另一支夹在中指和食指中间，用烟嘴不停地敲自己的大腿。
郭立民叼着烟，拿出打火机点火。他嘴巴使劲吸了几口，两颊都凹陷了，还没点着。他问我这是假的吗？
我嘲笑郭立民，说他输到手都残疾了，连抽烟都不会，让他赶紧把打火机丢过来。
我刚想把香烟放在嘴边，余光就看到烟身有点点软化耷拉，感觉不对劲。把烟凑近鼻子，使劲吸了几口气，有细微的酸味，我瞬间明白了过来——这里是金三角。
香烟有酸味，烟身受热变软，只有一种原因：烟丝被放进海洛因的液体里浸泡过。
香烟放粉是常见手段。一般是“零包”（直接卖毒品的马仔）想要增加收入，会把烟丝取出混入毒品，让有钱人上瘾。烟里混入的毒各种各样，但混海洛因，绝对是最肮脏的手段。海洛因之所以被称为传统毒品之王，就是因为有概率一次成瘾，终生难戒，抽一根结束一辈子。
我把烟盒摔在地上，骂了很响的一声，把衣服穿上，踩着拖鞋就拉开房门。才出门，我又折回来把烟盒捡起，再朝着前台的方向走，郭立民也赶紧穿衣服，跟了过来。
前台有个长发左耳戴耳钉的男人在和前台小妹说笑，两人就差要亲到一起。
我把烟甩进前台小妹嘴里。接着把手伸过去，想抓她的头发，把她从吧台里拖出来。
前台小妹还没反应过来，旁边的男人就冲过来，身体挡在我面前，用不熟练的中文说：“停停停，不要激动。”
我瞥了这家伙一眼，收回伸出去的手。那男人见我好说话，往回退一步，刚想重新开口，被我抄起的玻璃烟灰缸，砸在了他太阳穴的上方。力道很大，我感觉他的头骨可能都凹陷进去了，血瞬间就流了下来。
混混打架，讲究先下手，下死手。
趁着对方还没回神，我拿着烟灰缸连续砸他，直到他捂着脑袋躺在地上，我把烟灰缸丢到一边，又操起手边的升降椅，砸他的双腿，想要打折。打了得有十来秒，旁边的前台小妹才反应过来冲出吧台，一边拉我一边大声喊叫。
KTV的管事带着人跑过来，刚开始可能是想把我拉到一边，但看清楚我的脸以后，就叫手下把地上的男人拖起来，一左一右驾着。
管事问我什么事，我没说话，把口袋里的烟盒扔了过去。管事抽出一根烟，用中指对着烟身弹了几下，把烟丝放在鼻孔下闻，明白了我打人的原因。二话没说，他朝前台小妹的腹部狠踹了一脚。前台小妹整个人佝偻着倒退，跌在地上捂着肚子哀号。管事转头让我去旁边休息，他会处理好这件事，给一个交代。我拉了个凳子，坐在一边，看着管事的问话。
“我请客，你就看着我一个人上啊？”我仰着头，对站在旁边的郭立民问。郭立民低头看我，眼神涣散。见他这半死不活的模样，真是后悔带他过来。
前台小妹经不住吓，说那男人是缅甸的小混子，前不久和她谈了男女朋友，叫她在值班的时候留意，想拉过来玩的游客下水，敲点钱花。那男人见我们两个人要了间VIP，郭立民又是山里人进城的模样，以为是来金三角尝鲜的“大头”，又碰上我叫人拿烟，就顺势换了一包。
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没心情再唱歌，和管事说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处理，就离开了。
才到门口，我见跟在后面的郭立民还是眼神呆滞，从头到尾没说过话，就推了下他的脑袋，问他怎么了。
郭立民回过神，先是看了我一眼，然后习惯性地低头，右脚几根脚趾不停抖动，问：“我是不是染粉了？”
我本来就是因为郭立民才被人下套，刚才打人他又只是窝在旁边看，现在还这个活死人模样，我很生气，踢了他一脚。
出了脚就后悔了，赶紧和他说，闻闻是没有瘾的。
郭立民身体特别壮，挨了一脚居然纹丝不动，反而是听到我的话以后，头一瞬间就抬了起来，看着我问：“真的？”
我打开车门叫他赶紧上车，骂道：“这他妈是常识。”他上了副驾驶，一个劲重复：“是不是真的？”
得到我再三确认后，他长长舒了口气，整个人躺在座椅上。沉默了挺长时间，郭立民冒出一句话：“我不能染粉的。”
我看着漆黑的夜空，觉得夜路不安全，想先去找点好吃的，朝泰国的美赛镇驶去。
大其力是缅甸的边境城市，和泰国的美赛只隔一条美赛河的距离。
过桥的时候，在车头远光灯的照射下，我看到几名泰国军人端着枪站在面前，其中领头的警察对我比了个停止的手势。等车子停好，他过来敲我的窗户玻璃，要例行检查。
泰国警察腐败现象严重，我从皮夹里拿了几美金，摇下窗户递给领头。领头接过钱，先看了我几眼，觉得没什么问题，微微点头，然后又盯着坐在副驾驶的郭立民。
郭立民原先和领头对视，但是很快把头转回去，上身挺直，眼睛注视前挡风玻璃，一动不动。
领头嗤笑一声，然后伸手指了指自己手腕的表，又朝我伸出五个手指，问道：“OK？”
巡逻队一般是三个人，六小时一班，一天四班倒，他的意思，是要我在五个小时内回来，不要拖到换班，不然他会很难做。
我朝他比了个OK，一脚油门，没到五秒，来到了泰国。虽然只隔了一条不宽的河，但美赛和大其力仿佛两个世界。
90年代，美赛还和大其力一样，依靠罂粟支撑经济。后来泰国政府下严令全面禁毒，边境的泰国人没法在当地制毒，全跑到了缅甸。这边的环境不比大其力好，街上都是垃圾，房子也陈旧，但人们脸上的笑容，比大其力要多得多。
车子停好，我找了一家之前去过的小吃摊子，老板是缅甸人。美赛的缅甸老板，通常都是下午三四点过来出摊，早晨没有游客才回去。
我要了油条，面饼之类的传统边境小吃，拿了几瓶啤酒放进冰桶，和郭立民面对面坐着。郭立民咬了一口油条，马上就吐了出来。我几口把手上的油条吃完，又灌了半瓶啤酒，打了个饱嗝说：“这边的油条和国内不一样。”
郭立民听了我的话，噢了一声，忽然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才拿起刚才扔在桌上的油条，几口啃完，灌了一瓶啤酒。他的眼圈开始泛红，很快泪水就掉了下来，喉咙里的声音都在抖。他把头埋在手臂里，身体不停地颤。
我拿着酒的手停在半空，问他：“你要是吃不惯就别吃，犯不着哭得这么凶吧？”
郭立民又哭了一阵，才把头抬起来对我笑：“我想阿爹了。”
郭立民的父亲叫郭强，原先开了一家小炒店，生意一般。因为家里老人突发重病，加上有妻子儿子要养，他特别想找赚钱的路子。
80年代的金三角，流传一句俗语：谁家有十万株罂粟，他就躺在金山上。
90年代，坤沙的倒台和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全力合作，海洛因产量锐减，罂粟价格翻倍，俗语变成：谁家有一万株罂粟，他就躺在金山上。
新世纪以后，因罂粟的种植周期长、地域环境苛刻、价格高昂、产量不足等，海洛因逐渐被人工合成的冰毒代替。那句俗语里，又减少一个零。
如果将海洛因形容成大自然的果实，冰毒就是工厂流水线的商品，而加工的商品是要原料的。
2004年，郭强听来馆子吃饭的食客说，边境地区卖某种感冒药很赚钱，就留了心眼，去实地考察了一趟。“阿爹回来的时候，不停着说钱太好赚，太好赚了。”郭立民总算停止抽泣，用T恤擤了下鼻涕。
这些被收购的感冒药，最终会被用来提炼毒品原料。直到2005年，该感冒药被列为处方药，购买途径受限，情况才有所转缓。
郭强在云南碰到的药贩子承诺，货有多少就收多少。他没犹豫，把银行全部的存款取出来，加上小吃店打的抵押贷款，找亲戚朋友借钱，然后去贵州各地的乡下诊所和无证药店跑了一个多月，囤了十来万元的药，之后租了一辆货车，孤身一人前往云南。而后，杳无音讯。
郭立民又拿了一根油条，他说父亲走的那天，给家里做的就是油条。说这话的时候，郭立民眼睛一直在看我，可能他是想要我说几句慰的话。我不想开口，就咬开两瓶啤酒，递给郭立民一瓶。
当时美赛河上，恰好有当地的富贵人家结婚。一艘艘小木船顺流而下，船上挂满五色的彩灯，船头立着铜铸小佛像。头戴圆形草帽，身穿艳丽服装的女人跪坐在船舱，嘴里念念有词，手上将满满一船的瓜果，丢向岸边，引得游客和当地人哄抢、玩闹，众人脸上都是笑容，更有情侣在互相追逐，场面很热闹。
我们坐的位置离河面有点远，连颗提子都抢不到，郭立民一个劲埋怨我。我被他说得有点烦躁，想结账换个近一点的位置。
还没等我有动作，郭立民把手伸进冰桶，掏出鸡蛋大的冰块，朝人群扔去。借着灯光我看到，他胳膊上青筋都凸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