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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名手笔啊！其他人不过是抄书匠而已！”
因此揭傒斯名声大噪，由布衣授为翰林国史院编修，跟杨载成为同僚。二人均是以布衣直接被召入翰林，意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
而其实早在这之前，杨载便与揭傒斯有一面之缘。事情缘起于某日揭傒斯独自溜去大都著名酒肆能远楼饮酒，酒后向伙计要了纸笔，当场题写了一首《秋雁》[1]。诗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
明里是写秋雁每年在冬季到来前飞到南方避寒就食，但其实别有寄托，只要是南方汉人，便能一眼看出端倪。
写完后，揭傒斯便掷笔而去。
当日杨载亦在能远楼饮酒。此时的杨载已因文才被任命为翰林国史院编修，而在此之前，因杨氏诗文极得翰林侍读学士赵孟頫[2]推崇，其文名早已轰动京师，“凡所撰述，人多传诵之”,可谓一方名流。
早已成就大名的杨载见揭傒斯举止怪异，早已暗中留意，待赶过去读了《秋雁》一诗，大为感慨，当即尾随而出，一路跟着揭傒斯到了程钜夫宅邸前。程氏大宅虽然距离皇宫很远，却是世祖皇帝忽必烈钦赐。杨载见揭傒斯无须通报便径直进了程大学士的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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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秋雁》一诗暗指当时民族矛盾激化，南人地位最低，蒙古人、色目人甚至北方汉人都视南人为奴隶，只将江南当作财赋之地，疯狂压榨剥削。元人孔齐在《至正直记》评点此诗说："揭曼硕题雁，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
[2]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又号水晶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系子孙。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赵孟頫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受元世祖忽必烈的礼敬，历任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翰林侍读学士等职。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晚年逐渐隐退，后借病乞归。赵孟頫以宋宗室身份出仕元朝，颇受争议，然其人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尤其以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在绘画上，他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见”；书法上，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书、草书，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体，擅篆书、隶书、真书、行书、草书，尤以楷书、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道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赵孟頫不仅本人成就极高，为一代宗师，其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均是一代书画名家，此即元仁宗所言：“使后世知我朝有斗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
很是惊奇，便向门人打听。门人只说揭傒斯是程府佳客，半句不提其他。杨载愈发好奇，遂将此事告知了京师名士赵孟頫、虞集、范梈、王约等人，众人约好日子来到程府，请求会见佳客，这才有了揭傒斯声名鹊起一事。
揭傒斯见杨载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不待自己回答，便又望向殿中，这才反应过来，问道：“杨公到底在看什么？是那位风度翩翩的道长吗？他好像是王寿衍王真人新收的得意弟子。”
杨载摇头道：“不是那人，是他身边年长些的那位道长。”
渎山大玉海刚好挡住了揭傒斯的视线，他歪着脑袋仔细看了一会儿，这才笑道：“那是主持江南道教事务的倪昭奎，新得了真人赐号，亦是出自王真人门下。”又问道：“怎么，杨公与倪真人是旧识？”
杨载答道：“非但是旧识，还是至交好友。只不过我们已经二十年没见了，想不到今日竟有缘在大明殿见到。”
刚好有宫人将葡萄酒奉至案前，揭傒斯见一向豪迈的杨载亦有感伤之意，便抓过金杯，笑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可是产自哈刺火州 的美酒，素为贡酒，只有在皇宫中才能喝到。”
杨载收回目光，也端起了金杯，笑道：“不错，虽然‘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但你我还是能够‘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揭傒斯不由得一怔，问道：“这是什么疯话？”
杨载哈哈一笑，正欲提及旧事，忽听到宦官高叫道：“肃静！举杯！”
原来皇帝、皇后已各自握杯，欲君臣同饮第一杯酒。殿中诸人一齐面朝殿首，躬身捧杯。仁宗皇帝正待说几句祝词，刚好大明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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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刺火州：又译作哈刺和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在历史上，这一地区以产葡萄及葡萄酒而久负盛名。《饮膳正要》对葡萄酒有明确记载：“益气调中，耐饥强志。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刺火者。田地酒最佳。”元代“西番”指西藏和河西走廊以西地区，“平阳”“太原”则属山西。
灯漏鸣乐报时，皇帝便停了下来，又将目光投向殿外，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这时候，有心腹怯薛急奔过来，附到仁宗皇帝耳边说了几句话。仁宗皇帝略略一怔，随即斥退怯薛，依旧面不改色，但却没有再开口，只略略举杯，先饮下这杯酒。待到群臣饮酒谢恩之后，仁宗皇帝也无二话，站起身来，朝皇后招了下手，帝后便一道往后殿而去。大批怯薛、宫人忙跟了上去。
按照原先的安排，仁宗皇帝在大明殿宴饮一番、表示君臣同乐之后，便要赶去兴圣宫拜见母亲答己太后，继续第二场宴饮，只有宗亲及亲信大臣，如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1]等，才能随行。皇帝此番提前离场，又无特别交代，铁木迭儿有些疑惑，怀疑后宫出了大事，忙让副手中书平章政事张闾[2]主持宴会，自己则跟去了后殿。
皇帝一走，大明殿中的气氛便立即轻松了起来。蒙古人本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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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木迭儿，蒙古人，曾事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大德年间，授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宣微院掌宫廷饮膳等事，铁木迭儿久任此职，有亲近内宫之便，由此得到海山生母答己的宠信。答己素有干涉朝政的野心，视铁木迭儿为心腹，欲日后用他来控制军国大事。元武宗海山即位后，答己果然以皇太后的身份积极干政，元武宗一度不能容忍，将铁木迭儿迁为云南行省左丞相。后铁木迭儿擅离职守逃回大都，遂为尚书省奏劾。元武宗大怒，下旨诘问。但不久即从兴圣宫传出皇太后答己的旨意，铁木迭儿乃得以“贷罪还职”。元武宗海山在位三年即病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尚未即位之时，太后答己便急急从兴圣宫下旨召铁木迭儿回朝，拜中书右丞相，使其成为自己控制朝政的最得力助手。元仁宗即位后，欲改革弊政，以儒术治国，任命太子詹事完泽和李孟并为中书平章政事。然而太后答己却从后宫传旨命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元仁宗因自己怀有私心，想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元仁宗皇位得自兄长元武宗，按照事先约定，本该传位给元武宗长子和世㻋),需要取得太后答己的支持(因为对答己而言，无论是硕德八刺还是和世㻋即位，皇帝都是她的孙子),遂迎合母意，以铁木迭儿为相，主持中书省事务。
[2]张闾(名见《元史•仁宗本纪》),又作张驴(名见《元史•仁宗本纪》,又见《元史•铁木迭儿传》)、章闾(名见《元史•食货志》)、章律(名见《元史•仁宗本纪》)。根据史料所记相关人物官职及事件，可以确定这些名字均为同一人，当为蒙古名音译。张闾《元史》无传，但涉及其人者史料颇多，盖因他曾居高位，参与多起重大事件。今江西宁都翠微峰景区金精洞外石壁刻有《平寇颂》,记有元军镇压蔡五九起义军的历史。中有“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奋然曰”一句，石壁上的名字刚好被风蚀，“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之后，当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名李世安(即散木歹，为西夏国主后人，李源自唐朝赐姓。据吴澄所撰《元故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公墓志铭》)的名字，但内中大致能辨认有个“閶”字(注：笔者本人未到过翠微峰，此处所考据《南方文物》刊登的照片),“閶”即为“闾”的繁体，正好是张闾的名字。当时张闾正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身份在江南主持事务，为镇压蔡五九起义的首脑人物，名字亦有可能出现在《平寇颂》中。
迈随意，不拘礼节，整个社会风气都是如此。当下众人不再拘谨，有向尊者敬酒的，有找人拼酒的，也有专门去观赏渎山大玉海及大明殿灯漏的，甚至还有提前离场的。
杨载早就在期盼这一刻的到来，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对面道教真人王寿衍那边，扬手叫道：“小倪！”
那新得元廷真人封号的江南道教首脑人物当真便是倪昭奎，他一身黄色道服，在众多白衫中很是醒目。
倪昭奎其实早就看到了杨载，只不过碍于相隔甚远，又有师长在旁，不便打招呼。此刻听到老友一声“小倪”,心头一热，再也不顾其他，赶上前握住杨载双手。四目相对，两人竟都有了泪意。也难怪如此，毕竟这是二人二十年来的第一次见面。
当年宰相桑哥倒台，杭州聚远楼事件后不久，江南地方官员人事大变动，元廷将大批桑哥党羽逮送京师，包括僧官杨琏真迦及其妻子，并抄没了诸罪囚的家产。然杨琏真迦在进京途中染病身亡[1]，大元皇帝忽必烈又动了恻隐之心，竟任命僧官杨琏真迦之子杨暗普出任江浙行省左丞相，只是未归还杨氏家产。皇帝此举令众人始料未及，江南民众甚至还来不及为杨琏真迦之死庆贺，其子杨暗普已施施然上任。
入住江浙行省官署后，杨暗普所办第一件事，就是将刚由浙西廉访司调入江浙行省的书吏倪昭奎以失职的罪名逮捕下狱。官差前去拘捕倪昭奎的好友杨载做证人时，杨载闻风逃脱，自此流亡在外。倪昭奎的另一好友黄公望则被海漕万户朱清以“借调”的名义，变相扣押在太仓。
三人之中，以倪昭奎所受磨难最重。本来失职不算大罪，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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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富春山居图——高楼聚远》中，杨琏真迦已死于聚远楼，但此处又称杨琏真迦是在押解进京途中病死，这是朝廷典型的掩饰手法，好避开聚远楼的话题，以免牵连其他重要人物。历史上，杨琏真迦的确是在朝廷派大臣到江南理算其资产却又临时叫停后，即神秘消失于史籍记载。其后不久，杨琏真迦之子杨暗普被忽必烈任命为江浙行省长官，亦为历史真事。
职已算重处，杨暗普却指使相关官员，有意拖延不审，造成所谓滞狱。不过就滞狱本身而言，倪昭奎的经历也不是个案——
元朝采取多级审判制度及所谓用刑审慎的慎刑政策，地方各级官府审案时，往往“恐负罪责，事事不为断决，至于两词曲直显然明白，故为稽迟，轻则数月，甚则一年二年，以至本官任终，本司吏更换数人，而不决断”,有意拖延不审。
即便是审结的案子，亦难明正其罪。“今县未尝申解于州，州未尝申解于路，或畏刑名之错，或因结解之难，不问罪之轻重，尽皆死于囹圄，断遣者既未曾有，平反者盖所绝无。”甚至审完定罪后不予上报，导致罪囚被关押长达二十年——“考其罪囚在禁月日，有十五年者，有二十年者”。
最不可思议的是，就连因犯下重罪而被判处死刑的死刑犯，累经各级衙门审断后，不少人甚至可以免于一死。结案而不执行，直接导致监狱人满为患，因而“死损罪囚”十分常见。杨暗普有意滞延，拖而不审，无非是想将倪昭奎长期关押，予以折辱，若是“死损”,自是最妙。好在倪昭奎曾是肃政廉访司书吏，而杭州狱也是廉访司下辖机构，不受江浙行省直接管辖，狱丞夏世泽[1]与倪氏交好，暗中照顾他，预备等到接替徐琰的新廉访使到任，便上书举报江浙行省无端干涉狱事。不想新任廉访使是个蒙古人，汉名守玉，名字虽然还算好听，但实际上此人毫无操守、胸无点墨，轻视汉人不说，还一味逢迎江浙行省长官杨暗普，将狱丞夏世泽免了职，而倪昭奎自此也遭受了更多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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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夏世泽即为元末明初著名书画鉴赏家夏文彦的祖父。夏世泽祖籍吴兴，后移居松江府华亭县，家中有知止堂，是黄公望亲祖父陆德孚原居地柳家巷所在地。兼之黄、叉二人曾是同事(黄公望为浙西廉访吏时，夏世泽是杭州狱狱丞。如前所言，杭州狱为廉访司下属机构),关系格外亲密。至正七年(1347年),黄公望开始创作《富春山居图》,而“三四载未得完备”。至正十年(1350年),黄公望携画卷到松江，在夏世泽的知止堂加题(《富春山居图》当时尚未完成，黄公望道友无用已猜到此画将成为传世之作，担心此画日后可能被人“巧取豪夺”,便在画完成之前就请“先书无用本号”,以加题来明确归属，无用由此成为《富春山居图》第一位收藏者),最后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完成画作，“经营七年而成”。后黄公望在知止堂附近建筑仙关，作为作画、会友的地方。
倪昭奎以轻罪下狱，却被当作重囚处置，他被迫戴上狱具，手足日夜被锁[1]，备受苦楚。
这还只是肉体上的痛苦，倪昭奎出身富贵，本人有洁癖，却被丢在最阴暗、最潮湿、最肮脏的死囚牢中，心灵上的屈辱可想而知。若不是顾及尚有老父在堂、弟弟尚未成人，只怕不等“死损”,便已自行了断。
即便不久后元廷因民情汹汹而不得不罢免了杨暗普，但杨暗普仍负责主持江南佛教事务，位高权重，依旧有能力干涉地方司法。而浙西廉访使守玉也遵从杨暗普的暗示，对倪昭奎“格外照顾”。倪昭奎出身巨富之家，尚无力脱困，足见他当时的处境何等险恶。
如是过了两年，一代雄主元世祖忽必烈因酗酒患病而去世[2]嫡幼子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新皇帝登基后即大赦天下，以轻微罪名入狱的倪昭奎这才得以重见天日。杨载也在不久后返回杭州，但倪昭奎却已经拜著名的道士金志扬[3]为师，出家为道。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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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朝律法规定“应犯死罪，枷杻收禁，妇人去杻，杖罪以下，锁收”,但江南因为是南宋的根本之地，治狱也较其他地方为重，“江南有司见禁重囚，昼杻双手，匣其一足，夜则并匣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