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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的圆环状被一百等分，每一等分即为一刻钟。又团团排列着代表十二时辰的木制“十二神”,每一位大神手中都执着一块“时牌”,上面写有时辰名称。当某个时辰来到，大神便在四个方向的门内执牌按时出现，报告当时时辰。另外，还有一个木人立在门口，手一直指向刻数。如此，现下是何时何刻，一望便知。
第四层为底层，四角立着四名木人，各执不同乐器，分别为钟、鼓、钲、铙。每个时辰分“初”和“正”两段，每段各有四刻，乐器木人逢初刻鸣钟，到二刻打鼓，至三刻击钲，最末四刻时击铙。
通常，白天的六个时辰相对容易区分，然每个时辰之内，再细分的八刻，则往往难以明确。七宝灯漏以时牌报时，再配以不同的声响报刻，可谓巧妙而完美。
盛大的朝会从早晨便已经开始。清晨时，文武百官齐聚在崇天门下待漏，等待皇帝升殿。大明殿内，皇帝和皇后则先后在御榻上就座。司辰郎据大明殿灯漏报时，宣布元正朝会开始。
怯薛及其他殿前侍卫人员最先从日精门和月华门进殿，向皇帝、皇后叩拜，随即按仪制分立在两旁或殿下，充作宿卫。
在后妃、宗王、驸马等皇亲国戚依次进献贺礼后，文武百官才分左、右，依次从日精、月华两门进入大明殿，参拜皇帝。
之后，中书省丞相向皇帝三进酒，宣读中央官署及各地贺表与礼仪清单。
最后，僧人、道士及外国使者等入殿。这些人因为身份特殊被破例允许穿着自己的服饰，而不是穿白服。这时候起，大明殿中的服饰才有了颜色。僧道等朝贺完毕后，受朝仪式才算正式结束。
按照惯例，每年的元旦或其他节令，在朝会结束时，皇帝都要命乐伎演唱《新水令》[1]等散曲以示庆贺。这一年朝会唱的《新水令》套曲，由翰林侍读学士贯云石填写，对大元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曲中唱道：
“郁葱佳气蔼寰区，庆丰年太平时序。民有感，国无虞。瞻仰皇都，圣天子有百灵助。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军尽欢娱，民亦安居。军民都托赖着我天子福，同乐蓬壶。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架海梁对着檠天柱，玉带金符。庆风云会龙虎，万户侯千钟录，播四海光千古。三阳交泰，五谷时熟。梅花枝上春光露，椒盘杯里香风度。帐设鲛绡，帘卷虾须。唱道天赐长生，人皆赞祝。道德巍巍，众臣等蒙恩露。拜舞嵩呼，万万岁当今圣明主。”
一曲歌毕，群臣拜伏在地，山呼“万岁”。仁宗皇帝俯视着匍匐在地上的人群，感慨万千——
五年前，他就该坐在这至尊宝座上，虽然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将皇位让给了兄长海山，其后又经历了许多风波，他终于还是等到了这一天。而且自大元立国以来，还没有一位皇帝能像他这样登基[2]。
仁宗皇帝愈发志得意满起来，转头望向身边的阿纳失失里皇后。阿纳失失里皇后出自弘吉刺氏，是蒙古贵妇中难得的酷爱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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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水令，曲牌名，源于隋唐之水调，多入套数(同一宫调、不同曲牌的若干支曲子按一定规则连级在一起，联合成套),居于首曲地位。水调始创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最初只是小曲，音乐风格以“悲切”为特点。唐代发展了水调，既演变成大曲，又有小曲或杂曲的流传。另外，唐人还制作了“新水调”曲。“水调”一名，亦演变成为音调名。宋代是水调持续发展时期，水调不仅如其在唐代时一般，有大曲、小曲或杂曲的流传，而且在南宋有了次曲或中曲的形式存在，在其大曲“摘遍”的形式上，产生了词牌《水调歌头》和《新水令》,且都可配辞入乐演唱。宋代杂剧有资料可查的名目中，用《新水令》曲调的官本杂剧有四本。
[2]元成宗铁穆耳和元武宗海山即位前，均没有被正式立为储君。元成宗铁移耳虽然手有皇太子宝，但因为没有正式被册立为太子，即位时，手握重兵的兄长晋王甘麻剌(即《富春山居图——高楼聚远》一书中的梁王，后改封晋王，驻守西北)并不服气，只是由于迫于重臣伯颜的武力压力，才放弃争位。元武宗海山能当上皇帝，则完全是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发动的宫廷政变。元武宗即位后为表感激，立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实为皇太弟)。尽管元武宗在位期间也有改立亲生儿子为储君的想法(类似故事可参见吴蔚小说《大明惊变》明英宗及景泰帝的故事),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最终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顺利即位，是为元仁宗。
的人，精通琴棋书画，又素以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为榜样，谨言慎行，宽仁待下，甚得夫君敬重。她见皇帝瞧向自己，当即微笑着点了点头，仁宗皇帝遂高声传令开宴。
原来朝会贺礼仪式结束后，还有宴饮，称诈马宴[1]。四品以上，赐酒殿上；五品以下，则赐酒于日精、月华二门之下。
皇帝一声令下后，大明殿立时安静下来，几乎是鸦雀无声，众人目光一齐落在宫殿中央的大瓮上。
大瓮四角装饰有四条金龙，均作昂首搏击状。瓮体边缘挂着上千颗珍珠编织成的璎珞，每颗珍珠都有拇指盖大小，珠光晕彩，圆润细腻。仅凭黄金、珍珠两样饰品，便彰显出大瓮的贵重地位。大瓮本身两步多高，形体巨大，气度不凡。
大瓮由一整块黑质白章的大玉石精雕而成，石质柔和细腻，玉质斑驳变幻。玉瓮口呈椭圆形，体外周身雕有波纹，下部以浮雕加阴线勾刻的手法表现旋卷的波浪，上部以阴刻曲线勾画旋涡做底纹，整体呈大海状，波涛汹涌，旋涡激流，气势磅礴，神秘莫测。在海涛之中，又有龙、螭、猪、马、鹿、犀、鱼、螺等动物，形体各异，神采俱佳，不但雕工精细，而且俏色[2]独特，利用玉石本身的色泽变化，来勾勒波浪的起伏、表现动物的形态特征，可谓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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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诈马宴，又名质孙宴，质孙意为一色衣，意思是参宴者穿同一颜色的衣服。诈马，蒙语是指退掉毛的整畜，意思是把牛、羊家畜宰杀后，用热水退毛，去掉内脏，烤制或煮制上席。原为蒙古部落分食整牛整羊的古朴习俗，入元后发展为奢华的宫廷宴会。又，诈马宴并非单指大明殴宫宴，凡大型庆典宫宴，均称为诈马宴，如，大都诈马宴。上都诈马宴一般在六月举行，往往要欢宴三日，期间设宫廷乐舞、竞技表演等，有时在筵宴上也商议军国大事。三日下来，用羊二千、牛三头(诈马宴以烤全牛开场),不醉不休。元人杨允孚是非常特别的一位诗人，以布衣模被，岁走万里，穷西北之胜，凡山川物产，典章风俗，莫不以诗歌记之。他有诗记录道：“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下马一齐催入宴，玉阑干外换宫袍。”
[2]俏色，又名巧色，是玉器工艺加工过程中常用的一种专业术语，是指利用玉的天然色泽进行雕刻加工。例如，有五块通体为白色的玉石，上面带有一些红点和黑点，经过玉雕艺人的精心设计及加工，制成了五只生动活泼的鹅，玉上的红点成为鹅的脑门，黑点成为鹅的眼睛。今存最早俏色作品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出土的营玉鳖，为殷商时代之玉器。工匠巧妙地把握玉料的自然色泽和纹理特点，将原有黑褐色皮保留下来琢成整的背甲，鳖的头、腹、足均为青白色，鳖的双目为黑色，白爪上留着黑色爪尖，神韵天成，妙趣横生。
独运，技艺高超。
这大瓮，便是大元乃至天下最著名的酒器，名曰渎山大玉海[1]，又名酒海、大玉瓮，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犒赏三军而制，意在反映大元疆域之辽阔、国力之强盛。渎山大玉海一次可储酒三十余石。天下人无不以见之为荣，饮之为耀。
一名怯薛应命上前，打开大玉海机关，深褐色的葡萄酒从玉器的肚腹中流出。宫人们早各握金杯在手，次递而上，以金杯接酒，往来穿梭，分别奉给皇帝、皇后、诸王及以下诸大臣。
又有白纱蒙面的白衣宫人鱼贯而出，在参宴大臣的案头摆上各色美食佳肴。所谓佳肴，无非是羊肉、马肉、牛肉、驼肉、鹿肉、鱼肉等各种肉食。蒙古执政者入主中原后，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日常饮食均以饮酒、食肉为主，宫宴亦是如此。不过食物种类更加丰富多样，食材均为各地优品，如羊肉是来自北方草原的黄羊，鱼肉则来自黑龙江。烹调制作也格外精细讲究，炊厨及负责端菜的宫人侍者，口鼻均要用白绸或是白纱包裹，以防污了菜肴。调制肉食品的佐料、香料，也是各方进贡的珍品，如石盐、野山椒、野茴香、野韭菜、哈昔泥、咱夫阑、白蘑等。
诈马宴宴饮用酒为葡萄酒，但因为参宴者多是蒙古人，不习惯饮用果酒的亦大有人在，各人案头早备有银裹木漆瓮，里面装有上好的马奶酒，只需举手示意，便自有宫人上前斟酒。
除了美酒外，也有茶水供应。盖因为诈马宴以肉食为主，参宴者需不时靠茶水来消食、除腻、提神，即唐人所谓“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白衣宫人各捧南方名茶凤髓茶[2],在大殿中轻盈穿梭，及时为需要者添茶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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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渎山大玉海原来被放置在太液池琼华岛(今白塔山)上的广寒殿(殿毁于明代后期)中。琼华意指华丽的美玉，以此命名，表示该岛是用美玉建成的仙境宝岛。又因琼华岛是远古河道残留下的水泊中的山，故有“渎山”之称，所以大玉瓮被称为“渎山大玉海”。
[2]凤髓茶，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所产名茶，一种绿饼茶，故又名为“青凤髓”,唐宋时便已负有盛名。清人陆廷灿在《续茶经》中引用唐人李肇《国史补》：“风俗贵茶，其名品益众……建安有青凤髓……皆品第之最著者也。”诸多元曲中亦有记载，如吴西逸《殿前欢》中“味偏长风髓(转下页)
皇帝、皇后是国父、国母，待遇自与众不同。仁宗皇帝面前菜肴为“八珍”,即醍醐、麆沆、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八种奇珍异品。皇后面前的众多菜式则称为汤羊[1],亦是由极为名贵的美味佳肴组成。
一时间，大殿内酒如林，肉如山，处处欢声笑语，大有昔日酒池肉林、长夜之饮之象[2]。有诗记云：
宫漏催朝烛影斜，千官鸣玉动晨鸦。
交龙拥日明丹宸，飞凤随云绕画车。
宴罢戴花经苑路，诗成传草到山家。
小儒未得随冠冕，遥听钧天隔彩霞。
此刻，翰林国史院[3]编修官揭傒斯同僚杨载同案而坐，见杨载目不转睛地望向殿中，料想对方对渎山大玉海极感兴趣，便悄声告道：“听说哈拉和林的大殿中也有一具巨大的树状酒器，虽是银制，但内有机关，酒器内部可存储四种不同的酒。大树有四根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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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茶，梦己随胡蝶化，身不入麒麟画”。《红楼梦》第八回回前诗：“古鼎新烹凤髓香，那堪翠翠贮琼浆。莫道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风髓香”即指风髓茶。元宫廷宴会饮凤髓茶，见于元人杨允孚诗：“嘉鱼贡自黑龙江，西域葡萄酒更良。南土至奇夸风髓，北陲异品是黄羊。”
[1]汤羊原意为专门供应蒙古可汗宫廷膳食之羊。据《元朝秘史》载，窝阔台汗时，为减轻属部负担，巩固统治，与其兄察合台商定，“百姓羊群里，可每年只出一个二岁羯羊做汤羊”,供汗廷膳食。元人杨允孚有诗记道：“内人调膳侍君王，玉仗平明出建章。宰辅乍临间闳表，小臣传旨赐汤羊。”又自注：“每汤羊一膳具数十六，餐余必赐左右大臣，日以为常，予常职赐，故悉其详。”杨允孚曾任元廷尚食供奉之官，记录真实可靠，足见入元后，汤羊已成为专供皇帝、皇后享用的十六道珍品膳食的统称。又，本书各种细节均取自典籍。
[2]酒池肉林、长夜之饮均为商代商纣王典故，据《史记•殷本纪》：“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后即以“酒池肉林”形容极度豪华奢侈。
[3]翰林国史院是元代掌管草拟诏令、纂修国史、兼备皇帝咨询的中央机构。前身是唐朝玄宗开元初年设立的翰林院。元初先设翰林院，后立国史院。再后两者合并，建翰林学士院，秩正三品。至元四年(1267年)改立翰林兼国史院，至元八年(1271年)升从二品，大德九年(1305年)升正二品，皇庆元年(1312年)升从一品。翰林国史院设承旨六员，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各二员，属下有待制、修撰、应奉翰林文字、编修官等。院内下设(蒙古)新字学士，负责用八思巴字起草或翻译诏敕。
枝，分指四方，便是专门取酒的四根输出管道[1]”
杨载依旧是那副模样，漫应道：“那倒是不错。”又随口问道：“揭公去过哈拉和林吗？”
揭傒斯摇了摇头，道：“这些都是听人说的。”
杨载终于转过头来，问道：“应该是听尊内兄程大学士说的吧？”程大学士即指翰林学士承旨程钜夫[2]。揭傒斯比杨载小三岁，年轻时远游湖南、湖北，讲学谋生，名气很大，也很得名公显宦器重。彼时程钜夫任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一见到揭傒斯，便称其为奇才，还主动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为妻。
程钜夫在朝中地位显赫，但揭傒斯并未利用这一点。后程钜夫入朝，揭傒斯虽随内兄来到大都，但他只居于远斋馆内[3],很少外出，且对程钜夫执主宾之礼，十分恭谨，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程钜夫的亲戚。直到有一日，有访客听说程公有佳客在堂，便想与之结交。程钜夫不得不叫出揭傒斯，引荐给众访客。交谈之后，诸访客一致认为揭傒斯才华横溢，是栋梁之材，纷纷向朝廷推荐。知中书李益看了揭傒斯写的《功臣列传》,赞叹不已，道：“这才是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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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据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所著《东游记》一书。鲁不鲁乞早于马可•波罗及鄂多立克，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于1253年自地中海东岸出发，经由黑海以达伏尔加河流域，谒见拔都(成吉思汗之孙、术赤之嫡次子)父子。后到达哈拉和林附近，次年曾谒见蒙哥汗，并随蒙哥汗至哈拉和林。旋由陆路西归，以行记《东游记》寄呈路易九世复命。其行记《东游记》为研究当时东西交通及蒙古历史之重要史料。
[2]程钜夫，名文海，因避元武宗海山名讳，改用字代名，号雪楼，又号远斋。叔父程飞卿于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年)任建昌军通判，程钜夫过继给程飞卿为嗣子，随叔父来到南城寄居。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将攻南城，程飞卿献城降元，因程钜夫是叔父的嗣子，作为人质进京。当时南宋尚未灭亡，朝中权相贾似道执政，忽必烈极想了解贾似道，遂召来南人出身的程钜夫。程钜夫时任千户，应对极详，又写了二十多幅笔札呈上。忽必烈大为惊奇，立即下令召程钜夫入翰林院。彼时程钜夫不到三十岁，因太年轻，被任命为应奉翰林文字。不久后，升为翰林修撰，再任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遂成为元朝开国以来最先得到重用的南人之一。程钜夫虽得到忽必烈信任，但也知道蒙古人从心底深处看不起南人，是以极知进退，忽必烈曾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他坚辞不就。宰相桑哥执政时，法令苛急，四方骚动。程钜夫时任江南行台御史，毅然入朝弹劾桑哥。桑哥大怒，将程钜夫滞留朝中，并六次奏请杀他，忽必烈均未准许。世祖之后，程钜夫继续得到成宗、武宗、仁宗倚重，为四朝元老，四十余年间出入显要，朝廷典册多出其手，是元代前朝最主要的文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