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氏又在武陵桥北垝西角建有沧江风月楼,高楼赀酒,成为太仓最著名的酒楼。四方人士慕名而来,络绎不绝,不计其数,入座飞觞,留得沧江月醉。沧江风月楼也为朱清带来了滚滚财富。
相对低调的朱清已是如此,性格张扬的张瑄更是不甘落后,也在太仓城内大兴土木,又在沿海占据了大量良田美宅,若有不平反抗者,即杀之。
除了广蓄财富外,朱、张二人亦是满门权势:张瑄之子张文龙、张文彪,以及堂侄张武分领三个万户府,朱清之子朱虎也领一个万户府。
如此威风势大,难免会被朝中权贵所忌。尤其是张瑄,其人目不识丁,凡签署公文,则用三个手指染墨画押,状如“品”字。他不似朱清深沉有谋,性情暴躁易怒,更易招致政敌及仇家。在元成宗铁穆耳即位之初,便开始有人告发朱清、张瑄二人有不法之事。
比较有利的是,元世祖忽必烈死前,已预料到将来可能会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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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忽必烈于1260年在开平即位时,建年号为“中统”,没有立国号。直到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才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易经》“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颁布“建国号诏”。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没有正式建立国号。随着征宋战争的顺利进行,蒙古政权实际上已成为效法中原地区汉族统治方式的封建政权,尤其是忽必烈统治日益巩固,于是他决定在“附会汉法”方面再迈进一步,将自己的王朝建成传承汉族封建王朝正统的朝代。
向朱清、张瑄下手,为此专门并海道都漕运为万户府,令朱清以骠骑卫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兼领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事,张瑄以骠骑卫上将军、淮东道宣慰使兼领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事。又专门告诉重臣伯颜说:“朱、张创通海路,功在国家,勋劳久著。要好好保护他俩,勿使受害。”
皇帝金口玉言,这句话,遂成遗诏。伯颜自是不敢违命,他是拥戴元成宗铁穆耳即位的重臣,加太傅、录军国重事,在朝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他的庇护,朱清、张瑄自是安然无事。
然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不久,伯颜即因重病去世。伯颜一去,便立即有飞书出现,称朱清、张瑄有异图。这不是普通的不法罪名,而是告发朱清、张瑄谋反。好在元成宗还记得伯颜转述的元世祖遗言,加上当时北方已有“开口待哺以仰海运”之势,即所谓“运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朱清、张瑄作为核心人物,暂时无人可以替代[1]。朱清又开辟出第二条航路[2],令航行时间缩短了不少,大大有功于社稷,元成宗遂对朱清十分优容,照例释而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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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时技术条件有限,航海不但需要熟悉地形,而且要善于利用风向。这些宝贵的航海经验需要长时间的累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获得的,而这正是海盗出身的朱清、张瑄的优势。元代海运开通后,海酒还承担往高丽、辽东运粮的任务,朱清、张瑄从无失手,因功进骠骑卫上将军。然之后海舶副万户殷实领航,押运漕粮前往高丽时,却“遭风漂失”,粮食全部丢失,喂了海鱼。这充分说明,元廷器重朱清、张瑄,是有原因的。再举一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蒙元大军远征爪哇,“会大兵航海征爪哇,省檄郡给军饷十万余石,而风涛之险,折阅之害,吏民咸以为惧"。也就是说,途中风浪太大,粮船很容易折损,没有人敢承担督运军饷的重任。这时候,有人举荐了朱清、张瑄,最终由朱清之子朱虎承担了重任,且圆满完成任务,并因功加授昭勇大将军。
[2]朱清开辟的第一条海运线路,从太仓浏河口出发,经崇明岛出长江口,转海门县黄连沙头;北上盐城,再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放灵山洋,投东北向胶州湾,达成山头(今山东荣成);转而向西,经刘公岛、芝罘岛、沙门岛,驶抵直沽杨村码头。这条航路计水程13350里,是紧贴海岸的航线,历时一年,只有平底沙船可行。第一条航路试行近十年后,朱清又建议开辟第二航路。第一次试行,由朱清、张瑄亲自领航。二人率船队由刘家港出发,以一日航程抵达撑脚沙。来日开洋,得西南顺风,一昼夜驶越青水洋。转而需值东南风,航行三昼夜驶过黑水洋,遥望沿津岛山峦。再得东南风后,一日一夜即抵成山角。此后,一昼夜驶过刘公岛,再一昼夜经过芝罘岛,又一昼夜达沙门岛。侯得东南顺风,可放莱州大洋,航行三昼夜,即至直沽。如此,自刘家港起航只需旬日,即可驶达直沽,比起之前的一年航程,不可同日而语。不过,第二条航线需航海大船,而且要时值春夏两季,利用南风,对个人航海经验更为依赖。元诗人马麟(字公振)有诗记述道:“海波不动绝奔鲸,万斛龙骤一叶轻。三月开洋春正好,南风十日到神京。”
大德六年(1302年),江南僧人石祖进上书,总结了朱清、张瑄有十件不法之事。十事之中,最为奇特的是朱清“贼其主”,称朱清杀主夺妻。朱清确实曾娶南宋松江知府杨春的侍妾为妻,后又续娶属下辛亮的未婚妻,且在海盗内讧中杀了辛亮,对此条罪名无可辩驳。
更为诡异的是,石祖进称朱清、张瑄勾结权贵,图谋不轨,还语涉时封晋王的元成宗兄长甘麻剌。石祖进上书后,晋王甘麻剌即莫名死去。
枢密院佥事曹拾得与张瑄有隙,趁机上疏,不但称江南僧人石祖进言之有据,还重提以往多起涉及朱清、张瑄的事。中书省官员亦上书称朱清、张瑄屡致人言,应该罢职。
当时元成宗已重病缠身,由皇后卜鲁罕主朝政。卜鲁罕皇后野心勃勃,早已干政多年,与中书省、枢密院里的许多大臣深相结纳,并有意在元成宗过世后临朝称制。皇后正想拿人开刀,石祖进便送了朱清、张瑄上门,于是皇后下令让御史台调查。宰相完泽以忽必烈遗言力谏,卜鲁罕皇后不听,朱清、张瑄终遭逮捕。
朱清不愿意受辱,先行撞石自杀。死前还向狱卒悲叹道:“我世祖旧臣,宠渥逾众,岂从叛逆。不过新进宰相图我赀,欲以危法中我耳。”直指此案另有隐衷。
张瑄则被下狱,饱受酷刑而死。朱、张二人的长子均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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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史籍记载: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南宋松江知府杨春率军北上抗击元军,战败负伤逃至长江北岸,幸遇少年朱清驾船渡江,暂居太仓陆窑塘畔疗伤。但杨春自知伤重难愈,当时杨春之子杨发为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跟随南宋少帝远逃福建,杨春便雇用朱清将已怀有身孕的侍妾及财物送往福建杨发处。就在朱清启程远航的当晚,杨春伤重咽气,部众四散,尸无人殓。当地乡民发现后,将杨春安葬。据说,乡贤陆松旦见墓地“云气缠绕”,疑为冤魂不散,乃出资立庙祀之,并请道士管理。后蒙元铁骑长驱直下,追剿逃亡福建的南宋少帝,朱清不得不半途返回,杨春财物及杨氏侍妾均为其所得。后侍妾产下一子,为杨春幼子,在朱家长大,又认朱清为义父,名朱日新。此即朱清“贼其主”的故事,为历史真事,记述者杨谏是元延祐年间太仓人,年岁与朱日新相近,当为近闻实录。后世诸多史籍将杨春之事附会到朱清贫困时的雇主杨谅身上,称朱清杀死雇主,夺雇主之妻,为逃避官府追捕,这才下海为盗。后来元代航海家杨枢还认朱日新为从父(此处据《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此杨枢之杨氏,即为朱日新生父之本家。本书故事中,将杨春侍妾设置为朱清原配妻子,朱清续娶部属辛亮未婚妻,是原配过世后之事。
余子发配漠北,女眷则没入绣局。
然此案并没有就此结束。张瑄在受审过程中,牵扯出中书省官员受贿之事,包括曾举出忽必烈遗言而力保朱清、张瑄的中书省首相完泽。元成宗闻报大怒,一日之内,罢免了中书平章赛典赤、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和张斯立八人,堪称中书省大清洗。一日之内,将最高执政机构八大要员撤职,不仅在元朝绝无仅有,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十分罕见。
当时朝野为之震动,人们对罢相一事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是卜鲁罕皇后趁元成宗卧疾时所为。但实际上,受黜的八都马辛等人是卜鲁罕皇后的心腹党羽,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元成宗对卜鲁罕皇后干政的反击,以去其羽翼。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不管怎样,朱清、张瑄以威风的姿态登场,最终也以张扬的结局谢幕,而且还拉上了八名高官陪葬。中书省首相完泽虽勉强保位,却也受惊不小,几个月后便因病而死。
后有诗吊之云:“祸有胎兮福有基,谁人识破这危机。酒酣吴地花方笑,梦断燕山草正肥。敌国富来犹未足,全家破后始知非。春风只有门前柳,依旧双双燕子飞。”
但朱清毕竟于海运功不可没[1],且其人谋略过人,在朝中结交了不少权贵。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中书省奏雪其冤,元武宗海山遂下诏为朱清平反:朱家子孙赦还太仓,各以所籍宅一区,田百顷给之。朱清之子朱显祖还被授予海运千户,幼子完者都则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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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论朱清、张瑄人品如何,二人开创海运之功,不可抹杀。元人杨维祯在《重建海道都澹运万户府碑》感叹“海漕古未有也”,称:"今京师去江南,相望数干里,而军国百司之谓度,欲朝夕供应,如取诸左右吁使……此江南海道漕运之法,开实天运所启也。”记述朱清、张瑄开创海运的经过与功绩。而元代海运固然只是出于执政者利益的需要,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运输事业的发展和南北物资的交流,带动了上海在历史上的崛起。
命为枢密院判官[1]。
至于陈宝生,其父陈思恭在世时便与朱清交好,后来更是替朱清挡下刺客金石的致命一刺,救了朱清一命。之后朱清在杭州东海客栈设下灵堂,为陈思恭办理后事。只是没过两日,张瑄随阔阔真公主南下泉州,朱清被责令返回太仓。等陈思恭的妻子庄氏携爱子陈宝生赶到杭州时,只剩朱清手下人在主持丧事。好在朱清已做了妥善安排,办完丧事,等到入秋之后,庄氏母子方才扶灵南归。新上任的江浙行省长官杨暗普受朱清之托,还亲自赶来送行。
陈思恭下葬后不久,朱清即派人来到泉州,要将庄氏母子接去太仓安置。庄氏看到朱清深受朝廷宠幸,为爱子日后打算,遂有意依托其势力。陈宝生却是不肯,坚持要先为父守孝三年。三年后,朱清亲自来到泉州接人,庄氏母子遂随其来到太仓,住进了朱清事先安排好的大宅子。
朱清隐瞒了真相,只说陈思恭是得急病而死,庄氏母子丝毫没有起疑。因当时陈思恭忙于海上经商,离家已有三年,庄氏遂取唐人张旭《春草》诗意[2],为宅第取名春草堂。
数年间,陈宝生逐渐长大,他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兼之有朱清从旁襄助,还是少年时,便已经商有成,成为大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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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瑄子孙并未赦还。《蒙兀儿史记》于此有详细记述:张瑄之孙张天麟,被籍为占匠役奴,他多次向皇上诉冤,但终不得平反。直到元仁宗八达汗(即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张天麟再三恳请力争归还“其上海乌泾别业,为其曾祖及瑄葬地”,才感动皇帝,而叹曰“此孝顺之道也”,乃“诏中政院按籍还之”。又据《蒙兀儿史记》记载:“(张)瑄豪横过于清。凡沿海有良田美宅者,必挟图之不予,则诬以通洋(日本),或径缚而投之海。侍妾众多,其第四妾尤骄悍,瑄嬖而畏之,为别建大第,号四夫人府。”足见张瑄胡作非为,在沿海民愤很大。而朱清这类公开的恶行较少,故而朝廷只为朱清家族平反昭雪。
[2]张旭《春草》:“春草青青万里馀,边城落日见离居。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此张旭即为唐代书法大家张旭。张旭嗜酒,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常于酒酣之后,乘兴而书,一边挥毫一边大叫,有时竞以头发葩墨纵情大书,时人称之“张颠”。张旭的书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书法多以奇形怪状、粗细对比夸张以及充满情感的线条相连,变化无穷,意蕴深远。另一书法名家颜真卿甚至两度辞官,专门向张旭请教笔法。唐文宗时,下诏以李白诗歌、张旭草书、裴旻剑舞为三绝,世人称他们三人分别为“诗仙”“草圣”“剑圣”。李白、裴旻的故事,可参见吴蔚小说《开元悬疑录》。又,庄氏等人移居太仓并立春草堂一事,为历史真事。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陈宝生逐渐听到了一些消息,有人说其父陈思恭死于非命。他一时难以相信,便当面去问朱清。
朱清对陈氏一直有愧在心,见陈宝生少年老成,遂将当年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甚至连汪小佩一事也没有隐瞒。
陈宝生这才知道生父是死于刺客金石之手,而金石本为朱清所擒,后又被其女金海容设计救走,自此下落不明。
朱清又特意问道:“因为朱某自己判断失误,导致此案最终糊涂了结,被通缉的刺客始终是辛亮,金氏父女则逍遥法外。我早已放弃了搜捕他们父女这件事。但如果你想要替父报仇,我一定倾尽全力,替你完成心愿。”
陈宝生却摇了摇头,道:“我不怪金石,他跟我陈氏无冤无仇,要杀的只是朱万户。我也不会怪朱万户,先父是自愿替你挡下那一刀。”
朱清闻言,感慨良久,才叹道:“你年纪轻轻,竟有此心胸,实在难得。”
陈宝生又摇了摇头,道:“但有一件事,望朱万户告诉我真相,那幅《清明上河图》,到底去了何处?”
朱清诧然道:“你关心《清明上河图》做什么?”
陈宝生也不隐瞒,直言道:“家父临死前念念不忘的就是《清明上河图》,我身为人子,当竭力完成他的遗愿,一定要得到此图。”
朱清愣了一愣,叹道:“你这孩子,当真不简单。”
他既有愧于陈氏,也愿意为实现陈宝生的心愿出一分力,便告知《清明上河图》现今正在晋王甘麻剌之手。
朱清又主动写信给晋王甘麻剌,商量是否能归还此图。
甘麻剌是元成宗同母兄长,彼时正镇守漠北,兼领四大斡耳朵,称为“守宫”[1],手握重兵,位高权重。朱清派人携带书信,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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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斡耳朵意为宫帐或宫殿,是突厥、蒙古、契丹等游牧民族的皇家住所和后宫管理、继承单位。蒙古帝国创始者成吉思汗将其众多的妻妾分成四个翰耳朵,大斡耳朵、第二斡耳朵、第三龄耳朵、第四斡耳朵,分别由孛儿帖、忽兰、也遂和也速干管领。元朝建立后,为成吉思汗四大翰耳朵先后设置了四所总管府和一所都总管府,下辖提举司、长官司和各种造作匠局等二十几个机构,私属(转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