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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常熟：今江苏常熟。永嘉：今浙江温州。
[33]关于黄公望籍贯，多有争议，有常熟、松江、富春、杭州、永嘉多种说法。值得强调的是，元朝书吏地位颇重（关于此现象，正文中已有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因而有“避道”的规定。元廷曾多次颁布条令：廉访司（及其前身按察司）的书吏选补，应当遵守“避道”原则。也就是说，凡籍贯在某道廉访司（按察司）监察范围内的人，不得担任本道书吏。关于黄公望的籍贯，文献中有不同记载，有的说他是常熟人，有的说是松江人，也有富春人、杭州人的说法。这四个地方全都在浙西廉访司的监察范围之内，根据上述“避道”原则，黄公望就不可能担任该司书吏。但黄公望虽然出生在常熟，却早在幼年时便被过继给永嘉黄姓老翁黄乐为嗣。而永嘉属于温州路，不在浙西廉访司监察范围之内。因而可以确定的是，不管黄公望出生，或是后来定居在哪里，其人在元朝户籍登记册中一定是登记的永嘉，如此，才有可能在浙西廉访司担任书吏一职。
[34]徐琰：字子方（一作子芳），号容斋，一号养斋，又自号汶叟，东平（今属山东）人。少有文才。元代东平府学宋子贞作新庙学，请前进士康晔、王磐为教官，教授生徒几百人，培养的阎复、徐琰、孟祺、李谦，号称元“东平四杰”，学成入仕后，皆为元初名宦。徐琰文名显于当时，受人推荐入朝出仕，由此成为显宦。其人好提携后进，书中情节如辟黄公望为书吏、亲自造访杭州隐士吾丘衍等，均为历史真事。
[35]元朝执政者继承了金朝的民族分化政策，根据不同的民族和被征服地区的先后，将其属下百姓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即元朝的真正统治民族。色目，指蒙古开疆略地的早期归附的西域、中亚以至欧洲某些民族。另外，色目中有一种“世臣”，即在蒙古打天下时立有大功的色目家族（如本书中的阿里海牙），也被蒙古一并列为统治阶层。汉人，指北方汉人，为北方原金朝统治下的女真、汉族、契丹、渤海等民族。南人，指最后为箭镝刀兵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百姓，以汉族为主体，也包括南方其他民族，地位最低。但“汉人”“南人”只是蒙古统治者为了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的叫法，本书中多处提到汉人，指“北方汉人”时，会特别强调，其余“汉人”，则通指汉族人。
[36]元朝蒙古统治者把全国各族居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后，又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科举（仁宗朝才开科举，本书将会涉及）名额和待遇以及其他种种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进行了极不平等的规定。据《元史•百官志》：元朝的中央或地方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元顺帝又进一步规定：“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不得习蒙古、色目文字。”终元之世，担任文官之首的左、右丞相的汉族人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时的史天泽和元顺帝即位后的贺惟一。史天泽曾为蒙古统治者“躬擐甲胄，跋履山川”，是建立元朝的元勋，因而得以位极人臣。而贺惟一早在任中书左丞相之前，已融为蒙古贵族的一分子，被赐蒙古姓氏，并改名“太平”。至于统领军事的枢密院和掌管监察的御史台，这种规定执行得更加严格，如史载：“故事，朝廷重臣，必为御史大夫。”元代御史大夫，不仅选用重臣，而且必为国姓。终元之世，从无一个汉族人能握其权柄。因而意欲仕进的汉人在这里看不到希望。除御史台御史大夫外，其他监察机关长官亦必以蒙古人为之。如《元史•成宗本纪》载：“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尚有汉人程钜夫（即程文海。初名文海，因避元武宗海山名讳，改用字代名）、徐琰等为各道廉访使，元世祖之后，则越来越少见。
[37]此段背景请参见本书外一章《世代兴亡，却便似月影圆缺》。
[38]钱塘江发源于安徽休宁，如一条蜿蜒青龙，安徽境内为龙头，名新安江，中段龙身名富春江，杭州部分为龙尾，名钱塘江。
[39]唐宋糕糜是一种糕状蒸制食物，用黍、糯米等黏性作物制成。南宋时，望仙桥糕糜十分有名，多部史籍中均有记载。又，元代也有一种名叫糕糜的食物。据元无名氏编撰《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具体做法是：羊头肉煮极烂，提去骨，原汁内下鹰嘴豆，候软下糯米粉，成稠糕糜，下酥蜜、松仁、胡桃仁，和匀供。食物中入蜜，是典型的中亚和阿拉伯地区食品风格。
[40]此阿里海牙即吴蔚小说《战襄阳》中的元将阿里海牙，又称阿里海涯，名字为音译。又，蒙古军南下攻宋，以“钓鱼城之战”及“襄阳之战”两场战事最为著名，具体可参见吴蔚所著《钓鱼城》及《战襄阳》二书。
[41]畏兀儿又称伟兀、西州回鹘。唐朝时期称作回鹘（曾称回纥）人。回鹘人原居于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已有一些回鹘族部落迁居到今天山以北和河西一带。公元840年，回鹘灭国，大批回鹘人和其他铁勒人部民自漠北逃至西域。其中有一支迁居到今天山东段南北地区，宋辽金时代的汉文史料称之为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高昌回鹘在仆固俊（号仆固天王，不可汗）之后的几代君主统治时期成为西到巴尔喀什湖，东到哈密，南越塔里木沙漠，北达阿尔泰山的巨大汗国，一度在大宝于阗国之后成为西域佛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及摩尼教的宗主和保护国。在元代之前的穆斯林史料中，他们又被称为“九姓乌古斯”（Toghuzoghuz）。回鹘灭国及仆固俊创立高昌回鹘具体经过，可参见吴蔚小说《敦煌》。
[42]西辽：辽朝（契丹）灭亡时后，辽大将耶律大石率部从黄河套向西北逃去，在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托罗盖古回鹘城）建立根据地，并重建辽国，史称“西辽”，又称“哈喇契丹”。随后耶律大石向西域、漠北、中亚等地区扩张，建都于虎思斡鲁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东南布拉纳）。在1141年的“卡特万之战”，击败塞尔柱帝国联军后称霸中亚，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威名远播至欧洲。高昌回鹘、西喀喇汗国、东喀喇汗国及花剌子模先后臣服于强盛时期的西辽。耶律大石死后，历经萧塔不烟、耶律夷列、耶律普速完三代君主后，到耶律直鲁古时期，由于长期对外战争，西辽国力走向衰落，最终被屈出律篡国。蒙古帝国崛起后，于1218年灭西辽。西辽灭亡后，契丹贵族波剌黑前往波斯的克尔曼，于1224年建立了起儿漫王朝，又被称为“后西辽”，这也是契丹人在历史上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于1306年被伊儿汗国所兼并。
[43]布鲁海牙：即元朝名臣廉希宪之父。先世是高昌畏兀儿贵族，年轻时即归附成吉思汗，随蒙古军西征。后成为忽必烈之母唆鲁禾帖尼的家臣，专管燕京、中山的军民匠户。不久，升任为真定路达鲁花赤，后改官为燕南诸路廉访使，执法平允，慎于用刑。后升顺德等路宣慰使。布鲁海牙不仅为官清廉，而且汉化很深，以其官职“廉访使”为子孙取汉姓“廉”。元成宗大德年间赠仪同三司、大司徒，封魏国公，赐谥号“孝懿”。葬于大都以西二十里，今北京市海淀区地名魏公村即由此而来。又，史籍记载蒙古灭西辽后，将西辽第一任皇帝耶律大石（居里可汗，又称菊儿汗）之女石抹氏嫁给了布鲁海牙，但根据年纪推算，此西辽公主即使是耶律大石孙女，也嫌年纪太大，当是西辽皇族，但并非耶律大石亲女。又，布鲁海牙与阿里海牙为姻亲，其孙女廉氏嫁阿里海牙之子贯只哥，生子即为贯云石。
[44]当时的畏兀儿部落已进入农牧结合的时期，贵族们拥有广阔的私人牧地，马群放牧在平川中，每群各以毛色为别。普通民众好骑射，以牛羊肉类为主食。国内出产五谷，无异于中原内地，且多水田。
[45]十三世纪以前，蒙古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畏兀儿风俗与中原接近，且保持有浓厚的唐代遗风，畏兀儿人知识分子遂成为蒙古人的老师。成吉思汗曾命令诸皇子就学于畏兀儿族学者哈剌亦哈赤北鲁。又因为畏兀儿人很早就主动依附蒙古人，所以有元一代，畏兀儿人的地位很高。但忽必烈继承汗位后，由于其统治不被西北诸王承认，畏兀儿地区变成了元朝和西北叛王争夺的场所。尽管元廷采取了许多措施，海都（窝阔台之孙）等叛王还是迅速把战火烧进畏兀儿地区，畏兀儿亦都护被迫放弃领土。后来元廷虽然夺回畏兀儿地区，却无意再扶持亦都护家族，而是在北庭建立了直接统治，如在畏兀儿地设立提刑按察司，命畏兀儿界内计亩收税，于其地设交钞提举司，改畏兀儿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等。
[46]伯颜是蒙古八邻部人。父亲晓古台跟随宗王旭烈兀西征，后旭烈兀建立伊儿汗国，晓古台亦在汗国任职。伯颜生长于伊儿汗国，信奉也里可温教（基督教），以深略善断著称。后受伊儿汗旭烈兀命出使大汗廷奏事，深得忽必烈赏识，留作侍臣，与谋国事。忽必烈专敕中书右丞相安童之妹嫁给伯颜，并说：“为伯颜妇，不惭尔氏矣。”意思是：做伯颜的妻子，不令你的姓氏失色。安童出自蒙古札剌亦儿部，为木华黎（蒙古开国功臣，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并称“四杰”，被铁木真誉为“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四世孙，母亲弘吉剌氏是元世祖忽必烈皇后察必之姊。当时在大都城内，皇亲国戚都住着雄壮豪华的甲第，只有安童一人例外，其人官至中书省右丞相，其乐安里宅第仅有一堂一厨而已。又，“平宋之战”是伯颜第一次主持对宋军事战役，一战成名，所以后世称赞忽必烈有识人之明：“世祖一见伯颜，擢为宰相，知人之哲，近世未尝有也。”
[47]元置宣慰使司，或称“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掌军民事务，分道管郡县，转达郡县请求于行省，传达行省政令于郡县，为行省与郡县间承转机关。如沿边地区有军旅大事，则兼都元帅府或元帅府，或兼管军万户府。少数民族地区参用土官。
[48]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有一篇《元世祖嗜利黩武》，专门讨论忽必烈重利的问题。他认为忽必烈“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本性，终其身未尝稍变”，因而重视税收成为忽必烈一朝自始至终的国策。从一开始的王文统，到后来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最先都是因为提出了有效的聚敛财赋政策而为忽必烈重用。阿合马等人执政时，在理算财税需要时，也会动用强硬手段来对付一些权臣。如阿合马时，曾置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于死地。桑哥执政时，“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谷，天下骚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皇帝忽必烈本人做后台，阿合马等人才敢放肆作为。说到底，这些所为的奸相权臣，不过是忽必烈用来增加财政收入、打击贪污腐败的工具而已。阿里海牙遭受集中弹劾时，正是桑哥在全国推行理算财政政策如火如荼时，阿里海牙的狂妄自大，已经成为推行这一政策的巨大障碍，忽必烈不再顾念旧情，决定拿掉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49]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到至元十年（1273年），元朝先后五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劝谕日本归顺。为了孤立日本，忽必烈不惜以亲女下嫁高丽国王王昛，以联姻方式与高丽确定了宗藩关系。又下令在高丽制造战船，设立屯田，组织军队，准备通使不达目的，便动用武力。彼时日本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执政，拒绝归顺元朝，不答复元朝国书。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转下页）
[50]（接上页）三月，忽必烈命令屯戍高丽的忻都、洪茶丘等率军进征日本。十月，忻都等率领蒙古、汉军及高丽军二万余人，从合浦（今朝鲜乌山）出发，越海侵袭对马和一岐两岛，杀日本将领允宗助国、经高，继而在博多湾（今日本福冈）等处登陆。日本征兵十万余迎战，被元军用火炮击溃。但元军在日军的阻击下，也兵疲箭老，未能深入。不久，大部分战船又被博多湾的台风毁坏，只得撤回高丽。这一年是龟山天皇文水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之为“文水之役”。次年，忽必烈打算再征日本，大臣认为应当全力攻宋，不可分散力量，宋亡后，再图日本未晚。于是忽必烈罢战，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中何文著携国书出使日本，劝谕归顺。杜世忠等一到日本，即被处死。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杜世忠等人被杀消息传回元廷，忽必烈勃然大怒，下令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行省制造战船六百只，准备发动新的战争。又召南宋降将范文虎至大都，商议用南宋降军“新附军”侵日。忽必烈特设征东行省（又称日本行省），命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领新附军及应募江南士卒十万人，行省右丞忻都、洪茶丘及都元帅金方庆领蒙古、汉军及高丽军四万人，两路远侵日本。忻都、洪茶丘等率四万人先行，乘船九百艘，从合浦（今朝鲜马山）启程，进攻日本对马、一歧岛，在筑前志贺岛登岸。日本守军筑营垒于箱崎、今津沿岸，元军不能胜，退至鹰岛。范文虎等率江南军十万，乘战船三千五百艘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抵日本平户岛，与忻都等军会合。由于诸将意见分歧，不相统属，元军驻鹰岛一月，逗留不进。八月一日夜，台风大作，波涌如山，元舰彼此相连，难以挪动，结果“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五日，范文虎等将领择好船逃归，弃士卒十余万于岛上。日本守军乘机大举进攻，元军惨败。十四万人返回者，只有不足三万人，全军仅存十之一二。范文虎所领南军，得还者仅三人。此次战役发生在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故史称“弘安之役”。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发兵拟再攻日本。江南各地因拘刷水手，兴造海船，激起人民反抗二百余次。忽必烈见事不可为，终于决定罢攻日本，但又征兵再攻安南，结果也是惨败而回。元军纵横四海，无敌于天下，却在两次攻打日本时遭受重大伤亡，主要是因为海上风暴所造成。当时日本禅宗流行，日本人相信迷信的说法，认为是“神”制造了这些风暴，将外来入侵者毁灭，“神风”一词便指这两场风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经组织“神风特攻队”来对抗盟军，“神风”一名便是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