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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北宋帝陵俗称“七帝八陵”，分别为宋宣祖赵弘殷永安陵、宋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宋太宗赵光义永熙陵、宋真宗赵恒永定陵、宋仁宗赵祯永昭陵、宋英宗赵曙永厚陵、宋神宗赵顼永裕陵、宋哲宗赵煦永泰陵。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在“靖康之耻”中被金人俘获到东北，因此无陵。北宋皇陵在靖康之变后已遭受金兵破坏，后来又被金人扶持的伪齐皇帝刘豫盗掘。到元代时，地面建筑已全部毁坏。南宋帝陵又叫“宋六陵”，分别为宋高宗赵构永思陵、宋孝宗赵昚永阜陵、宋光宗赵敦永崇陵、宋宁宗赵扩永茂陵、宋理宗赵昀永穆陵、宋度宗赵禥永绍陵。宋末三帝赵显、赵昰、赵昺因为年少，去世后又处在战乱之中，无法在帝陵安丧，所以南宋只有六座帝陵。
[15]宋理宗赵昀是宋朝历史上来历最奇特的皇帝，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真正来自民间的皇帝。自北宋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始，一直到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宋朝的皇帝一直都是赵光义一系。自宋孝宗赵眘开始，皇位才回到宋太祖赵匡胤一脉。不过，宋孝宗为宋太祖次子赵德芳直系后人，而宋理宗则被称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为宋太祖长子赵德昭的直系后人。即使宋理宗真为赵德昭后人，与宋宁宗同属赵匡胤一系，但时代已经相当久远，两支在血缘上已经十分疏远。宋理宗赵昀的亲生父亲赵希瓐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而且早早过世，赵昀母亲全氏无力抚养儿子，不得不寄居在娘家。事实上，赵昀地位已经与一般平民无异，他之所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侥幸当上皇帝，完全得益于宋宁宗太子赵竑与权臣史弥远之间的争斗。此处只略略提及宋理宗身世，不再过多讲述。
[16]元朝建立后，在境内实行驿站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补给交通极为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各国、各族人民自由的贸易往来。
[17]元曲又称“蕃曲”“胡乐”“夹心”，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通常包括杂剧和散曲两大类。杂剧是宋代以滑稽搞笑为特点的一种表演形式，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每本以四折为主，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等。散曲又称为“乐府”或“今乐府”，由宋词俗化而来，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是一种起源于民间新声的中国音乐文学，是当时一种雅俗共赏的新体诗。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后来随着散曲格律化和去市民化，失去了个性鲜明的鲜活市民文化血液，变得与宋词几乎无异，随之衰败，未能像唐诗宋词一样繁荣延续。又，杂剧是戏曲，散曲是诗歌，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但也有相同之处，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之所以统称为元曲，是因为二者均在元代兴盛，但由于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除了文中提及的市井文化发达外，杂剧的产生还有一层原因：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对戏曲歌舞有着特殊的爱好和兴趣，他们多喜欢粗犷激越的北音，而厌恶舒缓绵邈的南音。众多艺人投其所好，经过辛勤努力，在诸宫调基础上创立了优美的北曲和完整的戏曲形式杂剧。
[18]元代以武力征服天下，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蒙古建国之后，统治者即认识到文人的重要性，多有征召儒士、尊孔建学之举，并有意恢复科举考试。大汗窝阔台执政时，听从重臣耶律楚材建议，准备开科取士，并曾下诏设经义、辞赋、论三科进行考试。但诏令一出，即遭到蒙古贵族的剧烈反对。因为蒙古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将俘获的大批儒士充作了奴隶，一旦士人地位提高，将导致大批儒人脱离驱口奴籍，且免交赋税，这对贵族阶层无疑是巨大损失。在巨大的阻力下，窝阔台科举之令未能实行。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不断有汉人大臣上书，建议恢复科举考试。元世祖起初持肯定态度，并公开称赞科举为“良法”，允准试行，但由于阻力极大，即便在科举之制已立且“世祖、裕宗（指皇太子真金，庙号裕宗为元成宗追封）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的局面下，直到仁宗朝之前，元朝科举制度仍然未能建立。
[19]元朝执政者按职业区分人的贵贱，曾把治下民众按其职业分为十级，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是公认的说法。自古以来，士人均以立功立德为人生理想，元代统治者却将文人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因而元代绝大多数文人对现实是消极而绝望的。就连仕途顺利的文人张养浩也在《新水令•辞官》中说：“青史内不标名。”又称：“把功名富贵都参破。”
[20]张养浩：汉族，字希孟，号云庄，又称齐东野人，济南（今山东济南）人。出身富贵，自幼勤学不辍，少有才名。十九岁时游济南白云楼（元代济南名胜，为张荣所建，原址在今济南珍珠泉畔），作《白云楼赋》。文章写成后，人们争相传抄。山东按察使焦遂读过后破格提拔张养浩为东平学正。二十三岁时，张养浩遂来到京城大都求仕。当时的平章政事不忽木（曾参与扳倒宰相桑哥，参见外一章）看过张养浩的文章后，大为欣赏，便力荐他做了礼部令史，后来又推举他进了御史台。张养浩一生历世祖、成宗、武宗、英宗、泰定帝和文宗数朝，历仕礼部、御史台掾属、太子文学、监察御史、官翰林侍读、右司都事、礼部侍郎、礼部尚书、中书省参知政事等。后辞官归隐，朝廷七聘不出。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大旱，出任陕西行台中丞。是年，积劳成疾，逝世于任上。也正是在这次赴陕西救灾时，张养浩途经潼关，作《山坡羊•潼关怀古》，为元散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名作。张养浩是元代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其个人品行、政事文章皆为当代及后世称扬，是元代名臣之一，亦是元代散曲名家中极少数做过高官的汉人之一。
[21]元廷在杭州实行严格火禁并无政治因素，主要是因为杭州人口密集，城市内部空间紧凑。时人对此多有形容：“闾阎比辏，人马杂沓，声嚣若雷，气滃如雾。”又称：“杭郡民庐，比辏如栉。”这种家家户户紧密相连的居住形式，在文人眼中“自有一种风韵耳”，但极容易发生火灾。建筑又多以竹木为材料，一旦火起，火情极易蔓延，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宋元之际，杭州多次火灾，有的火灾毁屋上万，甚至烧到太庙。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明确提及杭州因为频繁的失火与兵厄，“昔时歌舞之地，悉为草莽之墟”。关于南宋所发生火灾的危害，吴蔚小说《宋慈洗冤录》亦有所涉及。为了有效防止火灾，元廷专门制定了防火的法律条文，譬如：“诸城郭人民，邻甲相保，门置水瓮，积水常盈，家设火具，每物须备，大风时作，则传呼以徇于路。有司不时点视，凡救火之具不备者，罪之。”另外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施行火禁。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明确提及：“（杭州夜间）有一部分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息，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但元世祖忽必烈朝后，杭州火禁逐渐取消。色目人高克恭（实为回鹘人，善画山水、墨竹，尤以烟雨林峦的描绘最为精绝）为江浙行省郎中时，了解到杭州百姓多借手业（手工业）以供衣食，禁火则小民屋狭，夜作点灯必遮藏隐蔽而为之，是以数致火患，甚非所宜，于是仿照成都火禁消除之法，松弛杭州火禁，杭民赖之以安。这一做法，还被元人称为“德政”。
[22]丰乐楼前身为建于北宋年间的耸翠楼。宋高宗建都临安后，一度怀念故都汴京风土人情，遂改耸翠楼为丰乐楼，名字即取自昔日汴京最大之酒楼丰乐楼（又名樊楼。樊楼故事参见吴蔚小说《斧声烛影》）。后临安知府张枃（名臣张浚次子）将丰乐楼收归官有，改为官营酒楼，遂成为临安最红火的酒楼，客流、财源滚滚而来，几乎达到了日进斗金的地步。当时民间责备、指斥铺张浪费之人，均称“作丰作乐”，即源自丰乐楼。
[23]据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丰乐楼在元末毁于战火。但从元人现存诗中看，丰乐楼应该在元初就已被毁了。如方回《涌金门城望》中说：“战罢闲堤眠老马，宴稀荒港泊空船。”临安城破时，方回五十岁，官任严州知府，投降了元朝。六十岁时，即1286年，方回在《记正月二十五日西湖之游十五首》提到丰乐楼：“来舆去马禁城空，丰乐楼消一炬红。说与吴侬莫惆怅，龙墀犹化梵王宫。”方回是历史的见证者，可信度极高，足见当时丰乐楼已经为大火焚毁。“龙墀犹化梵王宫”一句，当是指僧官杨琏真迦在南宋行宫上修建佛塔一事（此段故事书中将会涉及）。此诗也不是孤证，另一位经历了宋元更替的诗人罗志仁也有诗云：“丰乐华楼已劫灰，涌金春色未尘埃。”隐指丰乐楼被烧。
[24]《单刀会》正名《鲁子敬设宴索荆州
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为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名作。剧情是：三国时，鲁肃为了索还荆州，请关羽赴宴，暗中设下埋伏，并请关羽故人司马徽前来陪宴劝酒，司马徽拒绝，并告诫鲁肃不可鲁莽行事。关羽接到请书后明知是计，仍旧带周仓一人单刀赴会，关平、关兴带大军在江边接应。席间二人言辞交锋，鲁肃不能取胜。关羽智勇双全，震住鲁肃，令他不敢动用埋伏的军士，最后安然返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单刀会》不像关汉卿其他杂剧那样在关目设置上注重情节的曲折多变，追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而是注重抒情写意，在烘托渲染、铺垫蓄势中展现人物性格，抒发了一种强悍豪迈的激情。
[25]元杂剧角色大致分为末、旦、净、杂四类。“末”是男角，相当京剧里的“生”，“正末”外又有“副末”“小末”。“旦”是女角，主角叫“正旦”，此外有“副旦”“外旦”。“净”扮演刚强，凶恶或滑稽人物，有男有女。“杂”包括孤（官员）、孛老（老头儿）、卜儿（老妇）、俫儿（儿童）、细酸（书生秀才）、洁郎（和尚）、帮老（强盗）、子（丐）等。
[26]此段《单刀会•双调新水令》是公认的元曲名句，与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及王实甫《西厢记》中《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并列。
[27]元世祖至元初置提刑按察司，为地方监察机构，掌监察百官，纠察地方吏治、政治得失，所巡视地区称道。后改称肃政廉访司。初置山东东西、河东陕西、山北京西、河北河南四道。再后又将分二十二道，遍布全国，分隶御史台（注释见后“御史台察院”）、江南行台（驻建康路，今江苏南京）、陕西行台（驻安西路，今陕西西安），成为定制。其中内八道属御史台，江南十道属江南行御史台，陕西四道属陕西行御史台。每道置廉访使、副使、佥事等官。
[28]惠民局：是由官方设立的专门经营药品的机构，为群众的疾病治疗提供方便。药价通常比市价低，希望发挥一定的惠民作用，故名。起源于北宋熟药所。当时国家为了增加税收，控制了盐、茶、酒等贸易，并将药物也列为专卖品，于京师汴梁设熟药所，又名卖药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药店，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办的国家药局，主要负责制造成药、出售中药。官府采取贱价低息办法，药价比市价低三分之一，加上中成药具有服用方便、携带容易、易于保存等特点，熟药所受到广泛欢迎，发展很快。宋廷为方便管理，将制造成药的业务从熟药所分离出来，建立修合药所，后又将修合药所改为医药和剂局，负责卖药的熟药所改为医药惠民局。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朱雀门外街巷有熟药惠民南局，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有熟药惠民西局，全国各地均设立有分局。到南宋时，官办惠民局在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许多重要地方都有增设。医药惠民局数量在全国达到70余个，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国、由国家控制的医药网络。入元后，元廷也在大都、上都两地设置惠民局，隶太医院，掌购制药品，救济贫民。
[29]元代人口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行业编籍，其目的是便于应派各类差役。医户就是元代户口种类之一，是以行医为业的人户，诸色产计之一。医户又名官医，在元代颇受重视，享有免差权与免役权，由太医院统一管理。各路则设有官医提举司，分管地方医户及药物事宜。元代医户为世袭制，子弟世代承袭，不得逃籍，须派遣子弟入医学读书（为此元廷专门设有医学提举司，掌管考核各路医生课程，考察教官水平等），朔、望日全部赴地方医学拜庙祀圣、讲论医义，并参与医学的创建及学田的购置等事。明朝后来也继承了这种医户世袭制度，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便是生于三代相传的医户之家。
[30]刀笔吏即文吏。出自《汉书•萧何传》：“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当时录录未有奇节。”颜师古解释说：“刀所以削书也，古者用简牍，故吏皆以刀笔自随也。”意思是，古人用简牍时，如有错讹，即以刀削之，故汉时文吏无论职位高低，均随身带着刀和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后世认为文吏多有舞文弄法之嫌，将“刀笔”意扩大，带有极大的贬义。汉武帝时，酷吏张汤为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大臣汲黯怒骂道：“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