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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上页）虽附设于地方行政机构，但却隶属地方的行台和各肃政廉访司。至元六年（1269年），元廷颁布《设立提刑按察司条画》，内中提到：“随路京府州军司狱并隶提刑按察司。”后来提刑按察司改名肃政廉访司，但原有制度未变，而至元十四年设立江南行台后，也规定：“司狱司直隶本台，非官府不得私置牢狱。”当然，监察机构管辖监狱，不只是管理那么简单，还涉及审理冤滞、照刷文卷等方方面面，如“诸见禁罪囚，各处正官每月分轮检视，凡禁系不廉、冤滞不决、病患不治、并合给囚粮依时不给者，并须随事究问。肃政廉访司官所在之处，依上审察”，从制度上较好地体现了监察机构的监察作用。
元朝监察监察机构官员出巡，亦与一般官员不同，有一定的礼仪规定：“廉访司官分巡州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帜金鼓迎送，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可谓十分隆重。有意思的是，元代押解犯人也用巡尉司金鼓，音节为一声鼓一声锣。有人曾作诗嘲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4]黄公望好以瓦盆豪饮为历史真事，其人年轻时已“通三教，旁晓诸艺”，铁笛吹得极好。元末文坛领袖、诗坛泰斗杨维桢别号“铁笛先生”，音乐造诣精深，笛技独步当时，却对黄公望之笛技十分佩服，有“道人（后黄公望出家为全真教道士）卧舟吹铁笛”之句。另外有一则关于黄公望吹笛的著名佳话，元人杨瑀《山居新话》记载：“黄子久（黄公望）……阎子静（阎复）、徐子方（徐琰）、赵松雪（赵孟頫）诸名公，莫不友爱之。一日与客游孤山，闻湖中笛声。子久曰：‘此铁笛声也。’少顷，子久亦以铁笛自吹下山。游湖者吹笛上山，乃吾子行（即吾丘衍，藏书家、篆刻家、金石学家，印学奠基人，与赵孟頫齐名）也。二公略不相顾，笛声不辍，交臂而去。一时兴趣，又过于桓伊也。”桓伊指东晋人桓伊，擅长吹笛，尽显音乐之妙，在当时被称为“江左第一”，有“笛圣”之称。他曾为书法名士王徽之（书圣王羲之第五子）吹奏《梅花三弄》。当时王徽之应召赴京师，行舟停泊在青溪侧。桓伊与王徽之素不相识，刚好从岸上路过。舟中有人认出了桓伊，便告诉了王徽之。王徽之派人上岸，告诉桓伊说：“听说足下善于吹笛，请试为我吹一曲。”桓伊当时已经显贵，也曾闻知王徽之声名，便默默下车，坐在交椅上，就地为王徽之吹奏三调，即为传世名作《梅花三弄》。曲毕，桓伊上车离去，不发一言。杨瑀认为黄公望与吾丘衍的不交一语、以笛神顾，与晋人桓伊的狷介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吾丘衍，开化（今浙江衢州）人。其父吾谓是南宋末年太学生，吾丘衍在十八岁时随父寓居杭州生花坊。其人早慧，二十来岁时便达到了学问融通的程度，才高学富。“性放旷，少检束”，左目失明，右脚痞跛，行动仍频有风度。“意气简傲，不为公侯屈色，不与官家往来。”每“当月明之夜，则持洞箫，骑屋脊而吹，声怨怆而忼壮”，超然忘世，极有道骨仙风。其人年届四十尚未婚娶，后买酒肆酿工继女为妾。该妾曾为他人妇，因遇灾年，逃回娘家。妾母及继父隐匿不言，转嫁与吾丘衍。五年后，该妾原夫察觉妻事，上诉到官府，刚好又遇到该妾继父造伪钞事发，吾丘衍受到牵连，被官差羞辱。其人高洁自傲，逐生死念，去向老友仇远诀别。不巧仇远出门未归，吾丘衍遂留一诗于案：“刘伶一锸事徒然，蝴蝶西飞别有天。欲语太元何处问，西泠西畔断桥边。”仇远归来见诗，即往吾丘衍住处生花坊竹素山房寻访，已不知吾丘衍所往。传闻其人已投西湖自杀，但未曾发现尸骨，遂成历史谜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多个性张扬之文人，根源则是对时代的愤懑之情，与魏晋名士所处的时代背景颇有相似之处。魏晋故事，可参见吴蔚小说《竹林七贤》。
[5]茅山宗：即上清派，是以茅山（今江苏）为祖庭而形成的道教派别。始创于东晋中朝，传闻创教者是已故天师道女祭酒魏华存，实际开创者是陶弘景。兴宁二年（364年），道教徒杨羲声称魏夫人（指已故天师道女祭酒魏华存）与众仙真下降，授予上清众经31卷及诸真传记、修行杂事等。用隶书写出，传与句容（今属江苏）许谧、许翙父子抄录修行。东晋末年又经道教徒王灵期改写增广，遂广泛流行于世，从而形成一个新道派。南齐永明十年（492年），陶弘景归隐茅山，自号“华阳隐居”。他继承杨羲、许谧所传上清经，悉心搜求散失的杨、许手书上清经诀真迹，编纂了专门记述上清派早期教义、方术及历史的《真诰》以及《登真隐诀》《真灵位业图》等二百余卷道经，弘扬上清经法。经陶弘景及众弟子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上清派的教理和组织逐渐完备。实际上，当时茅山已成为道教上清派的中心，后来上清派即被称为“茅山宗”。上清派多重于个人精、气、神的修持法，不重符箓、斋醮和外丹、贬斥房中术，易为士大夫和统治阶级所理解和接受，因而该派能较快发展、壮大。上清派的出现，反映了民间道教转向士族道教发展的变化。经陶弘景的阐扬、形成茅山宗之后，由于人才辈出，成为隋唐时期除了楼观道外影响最大的道教派别。又，茅山道士可以结婚，本书中将有情节涉及。
[6]杜道坚：字处逸，号南谷子，当涂（今属安徽）人。少年时入茅山，为茅山上清派第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器重，授《大洞经法》，遂成为茅山宗嫡传弟子。曾获宋度宗召见，赐号辅教大师。元军大举南侵，杜道坚冒矢石、叩军门，求见元军统帅伯颜，以不杀无辜相请。伯颜久闻杜氏大名，与其交谈后，欣然应允，下令禁止士卒劫掠，杜道坚由此名声大噪。南宋灭亡后，杜道坚随伯颜入京觐见，忽必烈授其提点道教，住持杭州宗阳宫。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复授杭州路道录、教门高士。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宣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
[7]道教有“符箓三宗”一说，即茅山的上清箓、阁皂山（今江西）的灵宝箓、龙虎山的正一箓，具体指天师道和上清、灵宝派分别以龙虎山、茅山、阁皂山为活动中心，形成著名的“三山符箓”。前面已有注释阐述过忽必烈与道教正一道的渊源。正一道又称天师道、正一派，宗坛江西龙虎山。是中国道教后期两大派之一，是在天师道、龙虎宗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以龙虎宗为中心，集合各符箓道派组成的一个符箓大派。前身是产生于汉末的天师道，由天师道以“治”为单位，天师为最高领袖，各治立治官，祭酒统领信道教众，组织相当严密。创建人是祖天师张道陵。隋唐时道教兴盛，正一道逐渐融合其他符箓各派。宋真宗曾召见第二十四代正一天师张正随，赐其“先生”称号。宋徽宗时，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极得宠信，宋廷为他在京城附近修建了“崇道观”，龙虎山本营的上清观也升格为“上清正一宫”。宋理宗时，又授予第三十五代天师总管符箓各派的大权。自此，正一派取得了符箓派道教的统领地位，即龙虎山地位在茅山、阁皂山之上。入元后，正一道也被尊崇，虽有短暂挫折，但后来地位再度被抬高，被授予总领三山符篆的大权，茅山宗亦归天师府统辖。又，书中所涉及宗教部分均取自史籍，为历史真事。
[8]僧官杨琏真迦受宰相桑哥牵累，被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清算、后又中途临时叫停为历史真事。之后杨琏真迦事迹不详，就此消失于历史中。桑哥被杀后，杨琏真迦家产被查抄。然时隔不久，忽必烈又再度重用杨琏真迦之子杨暗普，足见皇帝清算杨琏真迦的真正目的是财富，而不是其人，情况与之前阿里海牙所经历大致类似。书中人物海漕先锋人物朱清、张瑄后来亦遭横祸，祸起根源也是富可敌国，跟阿里海牙、杨琏真迦一模一样。
[9]指杨琏真迦盗掘宋陵，又毁宫建塔镇压南宋王气等事。
[10]怯怜口：《高丽史•印侯传》定义为：“华言私属人也。”主要是指蒙古和元朝皇室、诸王、贵族的私属人口，为蒙古语意为家中儿郎、自家人。随着蒙古的兴起和元朝的建立，皇室、诸王、贵族通过虏获、分封、招收、影占等办法，占有一大批人户，特别是各种工匠，作为私属人户。私属人口的构成，起初多系蒙古本族，而后外族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蒙古本族人。
彼时蒙古大军无敌于世界，所占领之疆域浩瀚无边，蒙元帝国实为当世最强大的帝国。安平公主下嫁，不仅意味着高丽受到了蒙元的保护，更标志着武人政权结束以来高丽王权及政局的重新稳固，因此高丽举国欢腾，父老们无不奔走相庆，欢呼雀跃，均道：『没想到这个国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火摧残，终于等到了太平年代！』但后来局势的发展出人意料，怀有美好愿望的高丽诸臣民经历了失落、失望，最终趋于绝望。
第四章 深意难通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
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
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
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
蒙古侍卫忽拉称高丽国中有人作乱，且要谋害高丽王世子王璋，又主动说明了原委——
原来现任高丽王王昛出生时，高丽王室早已丧失权柄、沦为傀儡，国内实际统治者为武臣崔氏，号武人政权。就连王昛本人生母金氏，也是武人政权首领崔瑀[1]外孙女。王昛的外曾祖父崔瑀死后，武人政权又经历了崔沆、崔竩两代更迭，其后为奴隶出身的金俊[2]取而代之。王昛生父元宗王禃即位后，本来该立世子王昛为太子，但因其生母金氏与武臣崔氏的关系，元宗有所犹豫。后来还是武臣金俊干预，元宗才勉强册封王昛为太子，对蒙古称王世子。
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四月，已对蒙古称臣的高丽元宗派王世子王昛入朝蒙古。彼时武臣金俊已为其养子林衍[3]取代，但高丽王元宗王禃想彻底结束武人政权，试图利用宦官金镜等人杀死林衍，为林衍察觉。林衍先下手为强，杀了金镜等人，又废黜软禁元宗，拥立元宗同母弟安庆公王淐为高丽王，自己以教定别监的身份执掌朝政。
元宗王禃早在太子身份时，便曾赴中原朝见，并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坚决地站在了忽必烈一方，由此得到忽必烈信任，本人也以亲元著称。林衍担心元廷出面干预，抢先派使者出使蒙古，谎称元宗病重，有王命令弟弟王淐权知国事。
林衍废黜元宗时，世子王昛刚入朝蒙古结束，预备返国。抵达鸭绿江北岸的婆娑府时，有官奴丁伍孚冒险偷偷渡江，将林衍的所作所为告诉了世子王昛，并称林衍欲置王昛于死地，请王昛不要入境。王昛听了半信半疑。扈从世子的大臣均不能相信此事，认为是丁伍孚造谣。后来又有地方官吏陆续赶来拜见世子，这才证实了丁伍孚所言。王昛当场号啕大哭，随后不顾群臣阻挠，折返回蒙古，向忽必烈求救。
更有一则，世子王昛认为自身处境危急，为了获得蒙古的全面支持，当廷向蒙古求婚，请求做忽必烈的驸马。
忽必烈听说高丽生变后，立即决定干预，派使臣急赴高丽。武臣林衍一再声称元宗是因病退位，并辩称自己在高丽百官中只排第八位，根本无权行废立之事。忽必烈不信其言，再派大军进入高丽境内，预备以武力弹压。在蒙古的压力下，林衍被迫做出让步，重新让元宗王禃复位。
元宗一恢复自由，便立即动身前往燕京，称要当面向蒙古解释此事。林衍仍然掌握实权，虽未阻止元宗，却派其子林惟干随从入朝，以防元宗泄露真相。元宗虽不甘心为人钳制，但志大才疏，经废黜一事后，不敢再节外生枝，始终顺着林衍的意思，对人称是自己因病退位，并非遭林衍逼迫。
当时还有高丽使者李藏用[4]先行被林衍派遣入元，行朝贺节日之事。李藏用见元宗软弱，很是气愤，不顾元宗反对，向忽必烈如实禀告了林衍废立的经过。李藏用在元朝声名颇高，忽必烈听后立即派人逮捕了林惟干。元宗见事已至此，便请求元朝即刻调遣兵马，协助高丽“出水就陆”，铲除权臣林衍。高丽王世子王昛也从旁附和。
自崔氏以来，高丽执政武人对蒙古均采取敌对态度，即便不敢公然举兵与蒙古对抗，也是阳奉阴违。忽必烈认为要完全控制高丽，须得彻底除掉武人势力，令亲近蒙古的元宗父子真正执掌朝政，于是顺势同意了元宗的请求。
元宗又正式以高丽国王名义，为世子王昛求娶蒙古公主。忽必烈认为高丽小国，不配与蒙古通婚，然当时南宋未平，元军与宋军胶着于重镇襄阳，忽必烈考虑通过海道来攻打南宋京师临安，如此，高丽便处于极为关键的地位。而且忽必烈一直想对日本用兵，若是能控制高丽，便得到了一块至关重要的前线基地，无论是对南宋，还是日本，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于是，在审时度势之后，忽必烈同意了赐婚，但要求元宗回国稳定政局，方可将公主下嫁，而且不嫁亲女。
不久，元宗父子在蒙古兵的护送下自燕京返回高丽。在回国之前，元宗已决定将国都从江华岛重新迁回开城。之前武臣崔瑀为了对抗蒙古，才将都城迁往江华岛，元宗做出这一决定，表示高丽王室将向元朝彻底妥协，从此服从于元朝统治。
就在这行人返国途中，高丽执政者林衍因忧惧而病死于江华岛。因其长子林惟干已被元廷拘押，遂由次子林惟茂继承父业。彼时林惟茂年幼，政事由林衍亲信李应烈、宋君斐所掌握。
元宗先派使者赴江华岛晓谕林惟茂，宣布将重新迁都回开城。林惟茂等人拒绝执行元宗命令，并阻挠迁都。元宗遂派人暗中送密旨给三别抄军主要将领，如林衍女婿洪奎、宋松礼等，煽动三别抄军发动了军事政变。洪奎等人生擒林惟茂，斩首于市[5]，将林衍亲信流放于海岛。又将林氏亲属执送元大都，作为献给忽必烈的贡礼。后来这些人与先行被元朝拘押的林惟干一道斩首示众。
但事情并未就此平息。元宗还都开城后，对一向忠于武人政权的三别抄军并不放心，派将军金之氐赴江华岛遣散三别抄军。三别抄军在历次宫廷政变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一向跋扈难制，金之氐料想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江华岛取到三别抄军的名籍后，便迅速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