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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当时蒙古西北诸王不承认忽必烈的统治，双方交恶，不时兵戎相见。而西去伊儿汗国的陆路尽为西北诸王控制，元廷要与伊儿汗国联络，只能走海路，这与唐代河西敦煌为吐蕃占据、陆道丝绸之路断绝、海上丝绸之路方才兴起的情形大致类似。
[8]当时高丽已成为大元的藩属国，其国王相当于宗主国中国的郡王等级（享部分亲王待遇），因此其王位继承人不能称为“皇太子”，只能称“王世子”。
[9]王璋初名王，字仲昂，号海印居士，蒙古名益智礼普化（意为小公牛，为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亲自赐名），后来才改名王璋。本书为方便起见，一律以王璋称呼。同样，王璋生父王昛（高丽王朝第25任君主，1274—1298年、1298—1308年在位，无庙号，元朝赐谥号“忠烈”）初名谌（中国史书作愖），后改名昛，本书一律以王昛称呼。王璋祖父王禃（高丽王朝第24任君主，1260—1274年在位，庙号元宗，也是高丽王朝最后一位拥有庙号的国王）原名倎，即位后改名禃，一度改名为钊，本书一律取王禃。
[10]元时期，蒙古皇族和卜鲁罕部、弘吉剌部等部族世代联姻。伊儿汗国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的封地，所以伊儿汗国虽远在西亚，王后依然要娶这两大部落的女子。阿鲁浑汗原配王后出自卜鲁罕部，夫妇二人情感深厚，王后临终前有遗命，继任王后必须从卜鲁罕部中挑选。于是阿鲁浑汗指名续娶卜鲁罕部女子，继任王后。彼时仍是元世祖忽必烈执政，西北诸王均与之交恶，不时兵戈相见，四大汗国中，也只有伊儿汗国公开支持忽必烈，因而对于阿鲁浑汗的要求，忽必烈自然有求必应，从卜鲁罕部选中了阔阔真，封为公主，出嫁伊儿汗国。
[11]朱清字澄叔，崇明姚沙（今上海）人。早年因家庭贫困，为谋生计到富豪杨氏家当雇工。杨氏为富不仁，压榨雇工。朱清不堪其虐待，“夜杀杨氏，盗其妻子（此为史籍误载，书中将会提及此事）、财货去”，避迹于海上。后朱清贩运私盐入吴淞江，路遇张瑄，二人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张瑄是平江人，自幼丧父，“从母乞食。及长，丰姿魁岸，膂力过人，好饮博，乡里以恶少年目之”。朱、张结伙后，“同枭其群”，专门从事贩私盐与海盗活动。后二人被官府捕获，投入平江军狱，于法当死。行刑时，监刑官浙西提刑洪起畏（南宋名臣洪咨夔之孙）见朱清、张瑄气宇非凡，“奇其状貌”，私下赦免其死，又劝诫道：“今中原大乱，汝辈皆健儿，当为国家立恢复之功。”随后下令释放了朱清、张瑄，令二人前去投军，为国家效力。可惜的是，朱清、张瑄辜负了洪起畏的期望，并没有前去投军，而是一路东逃，乘船出海，拉起“劫富济贫”的大旗，做起了海盗的勾当。由于二人矛头直指官吏和“沙民富家”（当时航海通用的船只为防沙平底木船，称沙船，拥有沙船者即称沙民），从不侵犯穷苦民众，很快聚党至数千人，“所至骚然，濒海沙民富家苦之，官吏莫如何也”。又，2013年，洪起畏与妻子郎惠柔合葬墓在浙江出土。二人均有墓志，记载内容丰富。洪起畏墓志中明确记载了贾似道之死真相，称郑虎臣幕后主使是陈宜中和留梦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本人在前著《战襄阳》中也探讨了贾似道被杀的前因后果，该书书稿完成于2013年，当时洪起畏墓尚在发掘中，作者不曾读到洪起畏葬墓墓志铭。
[12]直沽：在今天津境内。
[13]海漕即海上漕运。元朝京师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缺乏经济基础，“食货”皆“仰给于江南”，京师官民所需粮食及官兵粮饷均依赖东南地区供应。用船载粮，从海上运输到京师大都，即是海上漕运。但海漕并非始于元代，海上运输粮谷，古已有之。据《广舆图》载：“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可见海上运输粮谷，最早始于秦代。对此，明人丘溶在其著作《大学衍义补》中讲得甚为详细：“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负海之粟，输河北之仓，盖由海道以入河也……秦致负海之粟，犹是资以行师，而国都之漕，尚未讲也。”唐朝时也有通过海道转运东吴粮谷至燕幽的例子。杜甫《后出塞》诗云：“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昔游》亦云：“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但秦代至唐代的海运，只是单纯用来满足军需，主要是为了“边方之用”，真正到了元代，海上漕运才作为财经“国计”之用处，“用之以足国”，因而朱清、张瑄二人有开创之功。
[14]马可•波罗与远嫁伊儿汗国的阔阔真公主同程西行为历史真事。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他在监狱中向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口述了东方旅行经历，后者由此写成《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纪》《东方见闻录》）一书。该书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后来该书在欧洲广为流传，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对书中内容都无限神往，由此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并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15]抚州：今江西抚州。南丰：今江西南丰。
[16]《东京梦华录》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笔记体散记文，宋人孟元老著述。该书对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汴京的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翔实的记载和详尽的论述，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无所不包，为后人探索当时汴京各个阶层居民的生活面貌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自从它于南宋初年在临安刊行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后世文人在谈到北宋晚期东京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如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及陶宗仪的《说郛》等，对该书都有所选录。到了近代，由于其所反映的（转下页）
[17]（接上页）内容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史的价值，尤其引起了中外许多从事各种专史研究的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交相征引利用。人们往往把该书与《清明上河图》（注释见后）视同姐妹之作，二者对于考察研究北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京梦华录》开创了以笔记描述汉族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为以后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如梦录》《续东京梦华录》等书所沿用。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作品主要描绘的是汴京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全图大致分为汴京郊外春光、汴河场景、城内街市三部分，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历史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如前《东京梦华录》注释所言，该图跟《东京梦华录》一书比照研究，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国宝级文物。
[18]贾似道是世所公认的大奸臣，但他在艺术上有着出色的鉴赏力，在古画善本上没少下功夫。其家所收善本图书达千余部，聚敛奇珍异宝，法书名画，今尚存世的许多古代书画剧迹，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欧阳询的《行书千字文卷》、赵昌的《蛱蝶图》、崔白的《寒雀图》等，均是贾氏藏物。图书皆印有“秋壑图书”“封”“魏国公印”“悦生（贾似道号悦生）”、曲脚“长”字印等印。贾似道收藏书画，有部分存于其老家台州（今浙江台州），贾氏家产籍没后，书画大多被搜入宫廷，今藏故宫博物院的赵昌的《蛱蝶图》、崔白的《寒雀图》、展子虔的《游春图》等画上，除贾似道收藏印外，还盖有“台州市房务抵当库印”印记，是为台州抄没贾氏书画等藏品的明证。
[19]参见郑思肖（原名之因，宋亡后改名思肖，因肖是宋朝国姓赵的组成部分）《文丞相叙》：“忽必烈意欲释之，俾公为僧，尊之曰国师；或为道士，尊之为天师；又欲纵之归乡。”又参见潘音《悼文丞相》诗：“回首中原已陆沉，捐躯朔漠气萧森。恐吹余烬成炎汉，未许黄冠返故林。社稷忽生千古色，纲常无忝百年心．总弃清骨萦荒草，不复胡沙掩素襟。”又，南宋降臣留梦炎曾奉命劝降文天祥，文天祥怒斥之。前朝旧官王积翁、谢昌元等十人请求元世祖忽必烈释放文天祥为道士，留梦炎坚决反对，道：“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
[20]界画是中国绘画很有特色的一个门类，在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故名。早期的界画，专指以亭台楼阁为主要表现对象，用界尺引笔画线的表现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界画的内涵有了一些变化。界画的表现对象，从广义上来说包括宫室、器物、车船等；从狭义上讲，则专指亭台楼阁。界画的表现形式，从广义上来说应包括用界尺画线和不用界尺画线，但又相对工整的两种方法；从狭义上讲，则仅指以界尺引笔画线的方法。界画起源很早，晋代已有，顾恺之有“台榭一足器耳，难成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之语。到了隋代，界画已经画得相当好。《历代名画记》中评展子虔的界画说：“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垂生阁”；评董伯仁的界画，赞他“楼生人物，旷绝古今”。现存的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道西壁的《阙楼图》，是中国最早一幅大型界画。五代是中国界画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画家具有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和卓绝的绘画技巧。据载，有一天蜀后主命画院画家赵忠义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赵忠义植柱构梁，叠拱下昂，落笔似有神助。画完后，蜀后主命工匠校验画中的建筑结构是否准确。工匠经过反复检验，答道：“画中建筑如同真的一般，毫厘不差。”宋代是中国古代绘画的鼎盛时期，也是界画发展的高峰期。这主要得力于统治阶级的喜好与参与。宋徽宗赵佶重视写生，在他执政期间，界画不但是宫廷画院的考试科目，而且界画家的地位甚至还高于其他画家，能迁升到画院的最高职位“待诏”。在宋朝，画院的多数画家都能熟练掌握界画技法。故南宋邓椿说：“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新意相尚。”绝非虚言。
[21]廖莹中：号药洲，邵武（今属福建）人。少有隽才，文章古雅。中进士后，即为贾似道幕下客，官为太府丞、知州，皆不赴，只愿跟在贾似道身边，为其收购鉴定古籍书画，深为贾似道信任，大小政事，均与其商议，权倾一时。贾似道专权误国，他亦遭国人唾骂。醉心于刻书、藏书之业。家有“悦生堂”，为藏书之所。又建“世彩堂”“在勤堂”，专以刻书。每开刻之前，要用数种版本相比较、核对，足见其藏书之丰。宋咸淳间（1265—1274年），雇工翻刻淳化阁帖、绎帖，皆逼真。又与贾似道选十三朝国史、会要、诸子杂说等，例为百卷，名《悦生堂随抄》。所刻之书，用油墨和杂泥并用金香麝调和后，纸宝墨光，赏心悦目，世为善本。与赵淇、韩醇、陈起、岳珂（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其人故事可参见吴蔚小说《宋慈洗冤录》）、余仁仲、汪纲并称宋代著名的七大刻书家。后贾似道因事获罪，他却不愿离开。一日与贾似道一起痛饮，悲歌雨注，五更归舍，服毒自杀。
[22]胡三省：字身之，宁海（今浙江宁海）人。宝祐四年（1256年），与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等同登进士第，历任县令、府学教授等职。自登第后，胡三省在案牍之余致力于《资治通鉴》的勘校工作。虽公事冗繁，仍坚持不懈。宦游所至，见有不同版本之《资治通鉴》，务必搜罗；遇有《资治通鉴》方家，即登门求教。贾似道门客廖莹中闻其名，出重金聘请胡三省校勘《资治通鉴》，以教授弟子。不久，廖莹中又将胡三省推荐给贾似道，胡三省遂成为贾似道幕僚。元伯颜率军南下时，贾似道督师抵抗，胡三省亦从军江上。彼时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忽岁月，缓急倒施。为今之计，只有二策：将内郡的兵调出充实江上，可有兵七十余万人，沿江百里设屯，平时往来守御，有事东西并起，战守并用，互相应援，这是上策。和敌人讲和以缓兵，两三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行，就只有等待亡国。”贾似道看后将信扔到地上，大骂说：“瞎贼（汪立信因病瞎了一目）怎敢这么胡说！”随即将汪立信罢免。不久，宋军为元军击溃。而元军主帅伯颜得知汪立信之建议后，惊叹道：“江南有这般人，这般话，若遂用之，我何得至此也！”胡三省见局势不可挽救，只身回到故里宁海。宁海与贾似道故乡天台相邻。宁海人郑霖任淮浙发运使时因深恶贾似道奸诈弄权、耻与为伍，而遭贾杀害，另一宁海人右丞相兼枢密使叶梦鼎也因不肯依附贾似道而被迫辞官归隐，宁海士绅议论哗然，对贾似道至为愤慨。而胡三省却投在贾似道门下，依附为官，故而遭到家乡人非议。他回到宁海时，受到各种冷嘲热讽，心中有苦说不出，遂隐居山乡，专力注史。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陷临安，俘宋恭帝等多人北去。元将董文炳率军南下，追击南逃皇族，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惨不忍睹。宁波亦遭兵祸。胡三省携家眷离家避祸，等兵乱过后再返回家乡时，发现花了几十年心血写成的《资治通鉴广注》已荡然无存。已经四十六岁的胡三省悲痛之余，仍变卖家产，再购《通鉴》，发愤重新作注。从此闭门绝客，日夜奋笔。十年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资治通鉴音注》全部成编，胡三省又着手作《通鉴释文辨误》。正在这时，宁海杨镇龙起义，威震浙东。当时胡三省寄居在鄞县南湖袁桷家，为了避乱，只好把刚完成而尚未付印的《资治通鉴音注》及其他著作，藏于袁家东轩的石窟中。起义平息后，全部著作仍完整无缺，后遂流传于世。此石窟，后人称为“胡梅磵藏书窟”，地址在今宁波市内大沙泥街袁家。胡三省到了晚年，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资治通鉴音注》的修改工作，甚至严寒酷暑都不停。子女以其年高相劝阻，胡三省说：“吾成此书，死而无憾。”至大德六年（1302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