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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爱玲对音乐和跳舞的喜爱还算不得浓烈，那她对电影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她对电影是由衷地、全然地爱着。这份情愫得从她八岁说起，那时她随父亲搬回上海，母亲也留洋归来，两人暂时和好，家里又显得温暖起来。一天，张爱玲的母亲和一个“胖伯母”一时兴起，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了一出电影片段，张爱玲坐在地上看得津津有味。这可能还算不得她“观影生涯”的开端，但必是这段幼时难得的温暖记忆让她对电影产生了持久而深沉的迷恋。
后来，她开始进电影院看电影，她总会在一个人物出来时便急切地问道：“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再长大一些后，她开始对电影有更深入的理解，并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了。在圣玛利亚女校时，她还有模有样地写过一篇关于卡通电影的论文，叫《论卡通画之前途》。她在里面的语气十分认真，却又因为稚气未脱而显出几分可爱：“卡通画是有它的新前途的。有一片广漠的丰肥的新园地在等候着卡通画家的开垦。未来的卡通画决不仅仅是取悦儿童的无意识的娱乐。未来的卡通画能够反映真实的人生，发扬天才的思想，介绍伟大的探险新闻，灌输有趣味的学识。”
这个小女孩的“预言”在今天看来算是应验了。相比那个年代单纯取乐的卡通电影，现在的卡通电影的确在题材、内容和教育意义等方面都有着更深入的探索。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深知姐姐爱看电影的癖好，他说姐姐平时很少说话，但一聊起电影，“她就逸兴飞扬，侃侃而谈”。自从张爱玲离家出走后，每次与弟弟见面，她也只谈电影或小说，很少提个人生活。这倒是为我们了解张爱玲的电影偏好提供了素材，张子静回忆说：“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中国的影星，她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他们演的片子，她也务必都看。”
张子静还记叙了张爱玲痴爱电影的一个经典案例：一次，张爱玲、张子静，以及一帮亲朋一起去杭州游玩，结果刚到杭州，她就在报纸上读到谈瑛的新片《风》上映的消息，由于当时杭州还没有影院，张爱玲便临时中断旅程，当天就赶回了上海。张子静只得陪她一起回去，他记得很清楚：刚一下火车，张爱玲家也不回就径直奔向影院，还一连看了两场！张子静由于旅途奔波而显得疲惫不堪，但张爱玲却仿佛刚休假归来一般享受。她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张爱玲对电影爱到这种地步，让张子静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张爱玲爱电影可不只是看，她对电影的理解也颇为深入。她最初向杂志投稿时就是以影评为主的，从她的文学生涯来看，影评算得上是她进入文坛的“敲门砖”。虽然她后来忙于小说和散文的创作而无暇继续写影评，但对电影的钟爱却是贯穿她一生的。
和现在的女人一样，张爱玲对拍照也很热衷。如果说对音乐、舞蹈和电影的喜欢源自张爱玲的个人审美，那对拍照的热衷就算是闺蜜间的“交流方式”了。因为张爱玲的照片多与炎樱有关，那时，对画图有所研究的炎樱总喜欢扮演“摄影导演”的角色，在《“卷首玉照”及其他》里，张爱玲写道：“貘黛在旁边导演，说：‘现在要一张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的，头发当中挑，蓬蓬地披下来，露出肩膀，但还是很守旧的，不要笑，要笑笑在眼睛里。’她又同摄影师商酌：‘(露出了)太多的骨头？’”照片拍出来后，炎樱“在极热的一个下午骑脚踏车到很远的照相馆里拿了放大的照片”送到张爱玲的家里，兴奋地说：“吻我，快！还不谢谢我！”张爱玲被她弄得哭笑不得。
一次，一个摄影师因张爱玲新书需要插图的缘故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摄影师自己很是满意，“光线柔和，朦胧的面目，沉重的丝绒衣褶，有古典画像的感觉”。但张爱玲却不买账，炎樱也觉得这张不好，她说：“这张像个修道院的女孩子，驯良可是没脑子，而且才十二岁。放大了更加觉得，那谦虚是空虚，看久了使人吃力。”于是，她俩便决定“在上面涂点颜色”，虽然她们也知道等摄影师看见了必定会生气，但她们当时玩心已起，哪顾得上这些。结果她们捣鼓半天，愣是把一张美照给画成了“遗像”，让张爱玲“立刻想趴下磕头”。
欢笑之余，我们不难发现：从先前那些与自己娓娓而谈的审美世界，再到这个和挚友亲切私语的秘密空间，张爱玲的个人生活是如此丰满有味，与我们印象中那些只知码字却不懂生活的古板作家大异其趣。这个二十三岁便誉满上海的年轻女人，委实不是一朵别人眼中盛开在泥沼中的畸变之花，而是用心且耐心的“快乐艺术家”，怡然自得地装扮着生活的每段枝杈。若是再加上那百年难得的文采，或许我们可以将“绝代芳华”这四个字，送给彼时的她。
用张爱玲自己的文字来形容那段时间的自己要更诗意一些吧。这段文字本是她拿来评论胡金人的画作《白玉兰》的，但张爱玲自己，何尝不是一朵丰盈如画的白玉兰呢？
“土瓶里插着银白的花，长圆的瓣子，半透明，然而又肉嘟嘟，这样那样伸展出去，非那么长着不可的样子；贪欢的花，要什么，就要定了，然而，那贪欲之中有嘻笑，所以能够被原谅，如同青春。玉兰丛里夹着一枝迎春藤，放烟火似的一路爆出小金花。连那棕色茶几也画得有感情，温顺的小长方，承受着上面热闹的一切。”
流言挚语
树大招风，迅速成名的风光自然少不了流言蜚语的伴随：她的“奇装异服”，她的“古怪脾气”，她的“传奇家世”都成为被调侃讽刺的对象。有趣的是，张爱玲继《传奇》之后的第二部 集子，就叫《流言》——不知这究竟是无意的预言还是有意的自遣。不过，这倒是让张爱玲一生的宿命色彩又变得浓郁了几分。
从因果关系上来说，“流言”确实始于“传奇”。就在《传奇》火遍上海，张爱玲炙手可热之际，关于她的种种“流言”开始慢慢传开。而那些关于张爱玲的流言里最具代表性的几个，都和一个名字分不开，那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潘柳黛。
关于潘柳黛的身份，现代普遍的说法是，她和张爱玲、苏青以及关露并列当时的“四大才女”。同时，她也于张爱玲初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时与之过从甚密，这似乎增加了她对张爱玲的那些“八卦”的可信度。
1975年，潘柳黛写了一篇《记张爱玲》，里面用颇为熟稔的口气记叙了关于张爱玲的种种“劣行”，这当然是张潘二人交恶多年后潘柳黛的一次单独“清算”，此时的张爱玲被人问起潘柳黛时的回应则是：“不认识这个人。”
我们不妨来看看潘柳黛笔下的张爱玲究竟是怎样的吧。
首先是血统，张爱玲在上海文名雀起时，胡兰成写过一篇《论张爱玲》，里面提及张爱玲的显赫家世，而潘柳黛则对此不以为然，并辛辣地讽刺道：“张爱玲的‘贵族血液’是怎么一笔账呢？说来话长，原来听说张爱玲的爸爸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换句话说：就是李鸿章的妹妹，嫁给了某姓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大之后，嫁给了姓张的男人，这姓张的男人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就是张爱玲。”她更是提出了一个后来在上海流传甚广的比喻：“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这个比喻虽然文辞巧妙，但却因为过于罔顾事实而显出满满的恶意。张爱玲的祖父是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长女，这种血缘断不至于被称为牵强附会，更没到“鸡汤论”所描述的那般“荒谬”。
其次是衣着，张爱玲酷爱“奇装异服”的说法虽然广受议论，但其中最典型也是最早的的案例却是来自潘柳黛的“记叙”。潘柳黛与苏青去拜访张爱玲时，张爱玲身着华丽的晚礼服，让她们误以为张爱玲是有宴会要赴，结果张爱玲告诉她们：她是为了迎接朋友。潘苏二人正疑惑张爱玲要迎接哪位贵客，张爱玲却笑盈盈地拉起她们的手说：就是你们呀！对此，潘苏二人的反应大相径庭，潘柳黛觉得张爱玲的做法太奇怪，并感觉到了窘迫，因为穿着晚礼服的张爱玲让自己感觉像个“野人”，而苏青却并未生出这些无端的联想。不过，这段轶事在潘柳黛的笔下却成了：“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苏青就这样被拉进了她的“阵营”，而事实则是：这次会面之后，苏青和张爱玲愈走愈近，与潘柳黛却渐渐疏远。
起初，潘柳黛还只是对张爱玲的性格表现出一点不悦，觉得她“比关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赏”，到后来，她干脆将张爱玲的整个文采和人品说得一文不值：“在中国卖弄美国噱头，到美国再去卖弄中国噱头，我想聪明的张爱玲很可能已经放下剪刀，拿起厨刀，在美国朋友面前，正在大力表演她的‘祖传秘制’‘李鸿章杂碎’的‘贵族’烧法呢。”
潘柳黛究竟为何会对张爱玲有这么大的意见呢？若是以潘柳黛自己惯用的招数来进行恶意揣测，那无外乎就是：被抢了风头，心有不甘。
潘柳黛在上海文坛闯荡初期也曾一时风光，曾任《华文大阪每日》记者和《文友》杂志编辑，虽算不得一枝独秀，但好歹也能被人津津乐道。但张爱玲的横空出世却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1944年，随着《传奇》和《流言》两本集子的热销，张爱玲的文名冠盖群英，引得众多评论家、作家的热议，更被酷爱贴标签的小报记者奉为“当世女作家中之祭酒”。而潘柳黛却甚少被评论家提及，就连仅有的一次被写入小报，也是死死被张爱玲压制着：“潘柳黛的作品，芜杂荒乱，野气冲天，而又野而不悍，就觉力薄，实在是不能与张冯(张即张爱玲，冯即冯和仪，为苏青本名)并论。”
张潘之怨虽给现代人研究张爱玲提供了不少有趣的“八卦”，但对当时的张爱玲来说，这却为她带来了不少烦恼。潘柳黛的言论细推起来常常不攻自破，但大众总是喜于看热闹的，尤其是“名人爆料”，那就更了不得了。结果，两分自矜成了九分自恋，三分奇怪成了十分奇葩。就在潘柳黛的添油加醋和众人的以讹传讹中，张爱玲从“传奇女子”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女人”。这一来揭露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老毛病：文人相轻；二来则印证了自古不变的真理：人红是非多。也许是早看透了世事芜杂，难辨真假，所以张爱玲才将第二本集子命名为《流言》，一来自嘲以舒心胸，二来自省以拘言行。相比之下，潘柳黛直至二十载后仍对此念念不忘，甚至要为此专门撰文清算，二者无论文采还是人品，高下立现。
当然，张爱玲的麻烦不只来自流言的恶意抹黑，有时，善意而诚挚的提醒也会因舆论的关系成为一种困扰。就在张爱玲纵情恣意地舒展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在各个报刊杂志刊文连载时，向来快言快语的傅雷注意到了她。作为一名正直且认真的学者，傅雷是以“惯讲真话”出名的，他十分欣赏张爱玲的才华，但对张爱玲在写作上的一些倾向表达了担忧，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傅雷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并以笔名“迅雨”发表在《万象》上。在这篇评论中，傅雷对张爱玲先是做出了积极的肯定，认为张爱玲不同于普通作家，她为五四以来渐渐走偏、走死的文学创作氛围注入了新空气：“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
张爱玲从不谈主义，除了偶尔拿来自嘲的“拜金主义”，她更关心身边人的吃喝拉撒睡、爱恨喜怒悲，以及这些行为与情绪背后的人性纠葛。对此，傅雷表示赞赏：“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绝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之后，傅雷在解释为何要写这篇评论时，还不忘把《金锁记》狠狠地夸了一通：“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为什么说这是文坛最美的收获呢？不仅是因为小说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入木三分，更是因为小说在色彩、节奏和语言风格方面的把握实在是有“最幸运的成就”，他更不吝篇幅地详细剖析了张爱玲的语言天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
由此可见，傅雷之后对《连环套》的严厉批评，明显是对张爱玲的“爱之深，责之切”，生怕她为自己的才华所累，不思进取，徒增唏嘘。
傅雷认为《连环套》的最大问题是“内容的贫乏”，这里的内容不是今天常说的故事情节，而是彼时文人最为看重的心理、思想。他抱怨说：“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