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爱小说上一章：萧红：黄金时代的婉约
- 爱爱小说下一章：赵四小姐：战火成全的爱情传奇
在淡忘童年阴影，第一次心平气和地评价上海时，张爱玲说道：“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也许，张爱玲就是这种“奇异的智慧”的一次概率小到近乎奇迹的完美结晶。
当然，也有人对张爱玲的这场年少成名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张爱玲若是晚些成名，或者慢些成名，也许将来的境遇就不会那么坎坷，我们也能欣赏到张爱玲更多更好的作品。对此，持“出名要趁早”论的人自然是不屑的，两者争执不下，我们也难断优劣。不妨来听听张梅女士的评述吧，也许对张爱玲来说，成名的早晚与快慢，从来就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他(柯灵)曾劝张爱玲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舞，文章不如待海晏河清后再刊行。而张爱玲偏就只能盛放于时代的夹缝里、文明的荒原上。”
海上传奇
张爱玲似一枝泥沼中蓦然盛开的清花，给气息芜杂的上海文坛带来一阵沁人心脾的呼吸。这也是上海各个文学圈子都对她青眼有加的原因之一。当然，立场决定态度，每个人都关注她的才华，但不是每个人都关心她的未来。文化商人看重的是利益，是“张爱玲”这块摇钱招牌，汪伪政府需要的是文学明星，需要她转移注意、消解矛盾、粉饰太平，只有真正的进步文人才怜惜她的才华，为她的迅速成名亦喜亦忧。
深谙世事的柯灵将当时清浊难分的上海喻作“万牲园”，荒诞而危险。《杂志》对她的全力包装，汪伪文人对她的恣意吹捧，都是藏匿着无数陷阱的花丛，一不留神就会让她倾覆其中。许多隐居上海的文学前辈也很关切张爱玲的成长，当时一心购藏中华文化典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郑振铎也破天荒地托柯灵给张爱玲带去真诚的建议：不要在各方势力交错的上海到处投稿，一旦民族大节不保，再耀眼的才华也会被世人摒弃。他还具体建议：张爱玲新写的文章可以先交付开明书店保管，开明书店预付稿酬，等局势明朗时再出版。这也是当时委身于开明书店的王统照、王伯祥、徐调孚、周振甫等文学名宿的意见。
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张爱玲此时尚沉浸在成名得利的快乐中，她对纷至沓来的褒奖、批评、建议、警示感到无力分辨，只得依照自己的直觉和喜好来选择，所以她婉拒了柯灵的建议，她决定“趁热打铁”。彼时以文采成名后，张爱玲的家世也被挖了出来，成为上海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更给她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于是她干脆将自己的小说集结成册，以《传奇》为名出版。
1944年8月，张爱玲的第一部 小说集《传奇》出版了。这本书收集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玻璃瓦》《心经》《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等十篇小说。这本书的装帧和张爱玲的文字一样精致：蓝色封面、黑色隶字，很符合张爱玲的审美趣味。
对这本书的出版，张爱玲显得异常兴奋，她在后来再版的序言里回忆道：“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色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这段交织着才女之灵动和少女之羞赧的独白实在可爱得紧！
是的，张爱玲不关心纷繁复杂的政治，她也不关心自己身处的世界究竟有多险恶，她虽对世事人心有着远异常人的洞察，但她毕竟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所以，面对这个千疮百孔又五颜六色的世界，她在心底更多的不是畏惧与谨慎，而是好奇与急切。所以，她才会发出那段著名的感慨：“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张爱玲的迫切兴许不仅仅出于少年心性的草率，她看不到时代么？她读不懂时局么？当然不是，在上面那段迫切的表白后，她紧跟着冷冷地分析道：“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只是和其他洞穿世态后或选择明哲保身，或选择殊死抵抗的文人不同，张爱玲选择了第三条路：无所顾忌地恣意盛开，盛开在“时代的夹缝”里，盛开在“文明的荒原”上。毕竟，时代太大了，人生太快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关心那些他们关心不来的东西。
《传奇》出版后，的确成了上海众生在挣扎和迷茫间偶然瞥见的一扇美丽的夜蓝色窗子，他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月亮和热闹，还有一个个鲜活的，会哭会笑的人物：葛薇龙、曹七巧、白流苏、川嫦……他们随着书里的人物时哭时笑，仿佛周遭的破败世界也变得鲜活起来。所以，《传奇》的出版使得上海一时洛阳纸贵，首印几千册书四天便宣告售罄，仅过一个月便再版。
对此，张爱玲异常开心，但她并未因此懈怠，她不仅笔耕不辍，还发挥自己的设计才能，开始过问图书的装帧。《传奇》再版的时候，张爱玲“换了炎樱画的封面，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随着《传奇》的热销，张爱玲从“文学新星”一跃成为人们心中的“传奇明星”，读者对张爱玲的喜好、习惯、隐私等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张爱玲自然不会让他们失望，对服饰颇有研究的张爱玲总能以“奇装异服”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增加他们吹牛和调侃的谈资。张爱玲倒不是有意迎合读者，她本来就是个“生活型的作家”，写作只是她谋生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她生活的全部。放下纸笔后，她更关心生活里那些实实在在的事物：衣着、饰品、食物……小时候父亲嗔怪母亲是个“衣架子”，现在她有了条件，自然乐得“步母亲后尘”。
刨去流言的污染与时间的漫漶，客观地说，张爱玲在服饰上的研究是很有建树的。她的散文《更衣记》言简意赅地叙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时装的流变历史，字里行间又不乏对人性和社会风气的针砭刺探，让诸多只懂服饰搭配忌宜的“时尚小姐”望尘莫及。在《更衣记》中，张爱玲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但她在生活中却丝毫不忌惮这一延续千年的传统，她对女性在满清三百余年历史上缺乏多彩的时装感到不满，所以她在生活中似乎要把清人未曾试过的风格和颜色统统尝试个遍。
张爱玲对衣服颜色和款式的挑选是细腻而大胆的，和她的文章一样，她偏爱浓郁且对比强烈的衣饰，将大俗和大雅交织在一起，兀自美丽，任人评说。有人奇她旗袍外面罩短袄，有人讶她穿晚礼服招待闺蜜，有人嗔她穿前清老衣裳仿若寿衣……议论的人越多，她就越有名，她越有名，议论的人就越多。这些舆论虽然并非张爱玲有意引导，但却实实在在地帮她罩上了一层神秘而传奇的光晕，让她在上海一时风光无两。
虽然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已经清楚地体察到“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但她似乎更介意的是：平淡恒常的生活是无趣的。所以，对自己的这场戏剧化成名经历，张爱玲并不感到惶恐和不安。毕竟，谁的人生都逃不离顶峰和低谷，身在顶峰却患得患失，人生岂不再也没有痛快的机会？更何况，张爱玲的志趣哪里会如我们想的这般简单，她愿意在动荡时代的夹缝里恣意盛开，却绝不甘愿只盛开在区区一个时代。不妨来读读她在《传奇》序言里对自己的“预言”吧。
“蛮荒世界里得势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燥烈的大黑眼睛，比男人还刚强，手里一根马鞭子，动不动抽人一下，那不过是城里人需要新刺激，编造出来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去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
风华绝代
张爱玲去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安家的“豪言”并非成名后的狂妄，她确实有这等资本。如果说一个年轻女人只会心耕笔织和搭配衣裳，那她终究还是无趣了点。张爱玲虽然敏感怕生，但她的生活却和“无趣”一点都不沾边。
首先，张爱玲是个自立的女人，自立的女人用自己的手艺养活自己，做什么都比别人有底气一些。虽然她的好友苏青对这种自立不以为然：“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张爱玲坦言自己也能体味出这种自立背后的悲凉，但她终究是欣喜于自己能挣钱这件事的。她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她更惋惜的是，因为幼年没钱，她和母亲的关系也变得不那么温暖：“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所以，卖文为生的日子虽然清苦了些，但张爱玲终究甘之如饴。
《传奇》热卖后，张爱玲的手头宽裕起来，她常邀炎樱一起逛街、买布、自己做衣服。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踏实而安心，渐渐地，她也学会了去菜场买菜，自己动手烹饪。自立带给她的另一件礼物就是对人与事的温情忍耐。她在《童言无忌》里提到自己去菜场买菜时的一个细节：“一个卖菜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若是换作从前的张爱玲，兴许早就嫌恶地松开手狼狈地逃远了吧，要知道小时候学钢琴时，俄国女老师吻她额头，她都要记着位置，过后偷偷擦去呢。但她却在如今自立的生活中渐渐“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其次，张爱玲是个兴趣丰富的女人：音乐、舞蹈、电影、拍照都是她的兴致所在。有了文字打下的物质和审美基础，使得她可以安心且畅快地逞游在这些纷繁的爱好中。
音乐是张爱玲自幼便熟悉的“小伙伴”，只是那时的她更多地将它视为“迂板的大哥哥”，总给自己带来无聊和压抑。回忆一下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中的那个场景吧：父亲为八岁的女儿过生日，女儿吹灭蜡烛后，父亲却拉住她要切蛋糕的手：“别忙，你先弹个琴给我们听，再给你吃。”于是女儿只得乖乖地去给父亲和他的客人弹琴助兴。张爱玲的母亲和故事里的父亲一样，并不真心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成为了不得的钢琴家，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通过这高雅的消遣变得淑女一些——当然，自己待客时也更有面子。
也许是童年学琴的经历让她苦闷，所以她在《谈音乐》的开篇即坦言：“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
张爱玲真的不喜欢音乐么？未必吧，还记得她在《天才梦》里的独白么：“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她更是发下宏愿：“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所以，《谈音乐》开头一棍子将音乐打死后，张爱玲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渐渐消退对旧事的怨念，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音符的敏感与亲昵。
在谈到对乐器的好恶时，她说：“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在谈到音乐风格时，她说：“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嚎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在谈到异域音乐时，她说：“南美洲的曲子，如火如荼，是烂漫的春天的吵嚷。夏威夷音乐很单调，永远是吉他的琮争。仿佛在夏末秋初，席子要收起来了，控在竹竿上晒着，花格子的台湾席、黄草席，风卷起的边缘上有一条金黄的日色。人坐在地下，把草帽合在脸上打瞌盹。”
这些堪比动人音符的妙语若不是张爱玲对音乐有着长久的接触和深入的思考，单凭文学天分是写不出的。虽然音乐在张爱玲的小说天地和自剖空间中从未占据显眼的地位，但即便是作为话头或背景，也是不容忽视的。音乐给张爱玲的文字和人生观提供了一种别致的韵味，也许她自己都未曾察觉。
张爱玲对舞蹈也情有独钟，在她的少作《理想中的理想村》里，她幻想中的“理想社会”就至少要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建在“小山的顶上”。这兴许和她幼年常被“姨奶奶”哄骗去“起士林”舞厅有关。当时她只有四岁多，刚进门的“姨奶奶”每晚都要带她去舞厅看跳舞，起先张爱玲并不乐意，但后来桌上总会多一块奶油蛋糕，她也便在那流连忘返了。那段吃蛋糕看跳舞的时光不仅培养了张爱玲对西点的喜爱，也激发了她对舞蹈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