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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评论倒是很符合现在动辄百万字的网络小说：只重故事情节和那“一套又一套的戏法”，完全忽略了对笔下人物的准确把握。作家常说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傅雷或许正是心痛张爱玲生出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孩子，却渐渐只沉迷于对他进行粉饰与打扮，全然忽略了他本真的性格与内心的期许。且不说傅雷的批评是否准确，毕竟文章的类型丰富多彩，不能总将心理与思想放在书桌上时时供着。但这种批评所适用的范围却远比一两篇文章的格局要广大得多：简单回想一下，现在有多少年轻妈妈只顾着把子女当做衬托和炫耀的玩具，却几乎不关心他们的内心感受与性格成长呢？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都该时时提醒自己：创造不是荣耀的顶峰，而是负责的开始。
最后，傅雷对张爱玲提出诚挚的建议：“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他还提出了一个未雨绸缪的担忧，现在看来，倒像是无心的“预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只不过，张爱玲没能好好收场的不是文学创作，而是爱情和生活。
或许是因为年轻气盛，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自己疼”，张爱玲对这篇评论颇有意见，她还专门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进行“委婉”的辩解：“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最后，张爱玲摆出了一副表面怯懦而内里强硬的态度：“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每一个迷恋文字的人，或许都像张爱玲这样，是很难被别人的文字说服的。但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傅雷的批评。这篇《连环套》一期期连载下去，张爱玲一期期地赶稿，许多地方缺少对之前的呼应和对下文的推敲，终于写不下去，半路夭折了。
“文蜜”苏青
除了恶意诋毁和诚挚批评，张爱玲成名之后从“文友”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热情的赞美和有益的启迪。诸多文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自然就是和张爱玲同为才女的苏青了。苏青既是张爱玲的伯乐，也是张爱玲的好友，但她俩的关系又与世俗意义上的闺蜜有所不同。她俩的交流不在闺房，而在书房，她俩的亲密不在隐私，而在文墨。所以，我们不妨称苏青为张爱玲的“文蜜”好了。
苏青本名冯和仪，浙江宁波人，比张爱玲大六岁。苏青和张爱玲的经历十分相似：同为书香世家，同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样有不菲的文采，也同样经历过不少坎坷起伏。张爱玲是遭遇家庭的不幸，苏青则是组建了一个不幸的家庭：早婚、生子、离婚，年纪轻轻便成了单身妈妈。
这些“同样”使得张苏二人很是惺惺相惜。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张爱玲虽然言辞冷静克制，却还是能看出苏青在她眼中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而苏青对张爱玲亦是推崇有加，这里倒是可以用潘柳黛酸溜溜的记述来侧面印证一下：“张爱玲的被发掘，是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给苏青。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凡，于是便函约晤谈，从此变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进文坛，大力推荐，以为得力的左右手。果然张爱玲也感恩知进，不负所望，迈进文坛以后，接连写了几篇文章，一时好评潮涌，所载有声，不久就大红大紫起来。”
按理来说，苏青是最应该和张爱玲有所嫌隙的，毕竟在张爱玲走红之前，上海最火的女作家并不是潘柳黛，而是苏青。但苏青却不似潘柳黛那般小心眼，更没有文人相轻的习气，她很乐意见着张爱玲“大红大紫”起来，更愿意把她作为自己《天地》杂志的金字招牌。在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上演时，她还热心地为张爱玲写宣传稿。
总之，苏青对张爱玲的推崇和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在女作家座谈会上，她甚至不怕得罪同行，直率地说道：“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对此，张爱玲也是“知恩图报”，她说：“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以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的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
当然，张爱玲和苏青并非单纯地互相吹捧，她们对彼此最珍贵的特质是明晰的。张爱玲评价苏青的文章说：“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苏青也对张爱玲精巧比喻背后的冷眼洞察感到由衷的钦佩。
对张苏二人来说，她们彼此不仅是拿来欣赏的，更是用来砥砺思想、增长见闻的。1945年2月17日，受记者邀请，张苏二人就妇女、家庭、婚姻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座谈。张爱玲的聪慧、苏青的豪爽，她俩之间的相互欣赏与启迪，我们都能从中清晰地窥见。
记者一上来就针对苏青早年成婚生子的经历提出关于“职业妇女”的问题：“在苏女士的文章里似乎时常说职业妇女处处吃亏，这样说来，苏女士是不是主张妇女应该回到闺房里去的？”
对此，苏青回应说：“在我未出嫁前，做少女的时候，总以为职业妇女是神圣的，待在家庭里是难为情的，便是结婚以后，还以为留在家里是受委屈，家庭的工作并不是向上性的，现在做职业生活比家庭生活更苦，而且现在大多数的职业妇女也并不能完全养活自己。”
大半生受制于经济窘境的张爱玲对此深有感触，她对“职业妇女”的苦处更是一清二楚。但她却并不觉得“回到闺房”才是最好的选择：“社会上人心险恶，那本来是这样的，那是真实。如果因为家庭里的空气甜甜蜜蜜，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小天地，所以说家里比社会上好，那不是有点像逃避现实么？”
对此，苏青回应：“从感情上讲，在家里受了气，似乎无关紧要，一会儿就恢复了，但在社会上受了气，心里便觉得非常难过，决不会容易忘怀的。”
张爱玲似乎并未想起自己在家中受到的那些“无关紧要的”气，她先是附和说：“嗳，真的！有一次我看见个阿妈打她小孩，小孩大哭，阿妈说：‘不许哭！’他抽抽噎噎，渐渐静下来了。母子之间，僵了一会，他慢慢地又忘了刚才那一幕，‘姆妈’这样，‘姆妈’那样，问长问短起来，闹过一场，感情像经过水洗的一样。”但她并未因这温情的小故事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因为社会上人心坏而不出去做事，似乎是不能接受现实。”
在谈到职业女性的威胁：丈夫容易被专事打扮的女子夺去时，记者说：“其实将来风气也许会变，一般人都会重视职业妇女，而专会打扮的女人也许反而不时髦了。”
张爱玲对此颇不以为然：“可是男人的天性总不见得变得这样快。”
苏青则提供了一些实例：“我看到某刊物上有这样的记载，说莫斯科有一次会议里讨论到妇女的打扮问题，结果女的方面不主张打扮，男的方面都举手欢迎打扮。还有一次听到商店里有化妆品出售，虽然理论家大声疾呼，叫女人们千万别轻自堕落，但女工们还是拥挤着去争买，后来闹到红军出来维持秩序才休。”
对此，张爱玲精辟地总结说：“有些女人本来是以爱为职业的。”
苏青也笑言：“她们是专家。普通的职业妇女恐怕竞争不过她们。”
记者奇道：“专门以‘爱’为职业的女子恐怕只是少数人吧？”
张爱玲斩钉截铁地说：“并不少。”
她们又谈起大小家庭的问题，大家庭人际关系复杂，又有婆媳矛盾，小家庭则显得过于冷清。对此，苏青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新颖想法：“依我说顶好是跟岳父母同住。岳母与女婿一定相处得很好；而婆婆与媳妇，因为婆婆感到做母亲的太凄凉，所以会嫉妒媳妇的。”
此时正在和胡兰成热恋的张爱玲仿佛发现了“救命稻草”：“这方法真好。我从没有想到，可是听了实在感到好。”
之后，记者又把问题引到了婚嫁方面：“假使你有个妹妹，要你替她择配，你会提出什么条件呢？”
似是回忆起了自己并不平顺的婚姻经历，苏青回答说：“女人以‘失嫁’为最可怕……丈夫是宁缺勿滥，得到无价值的一个(整个)，不如有价值的半个甚至仅三分之一。”向来豪爽的她提出：“每人的结婚倘仅限一次实在太危险，因为年青人观察力差，而年老了又要色衰。我的主张是尽自己能力观察，观察停当(自以为停当)就结婚，虽然总想天长地久，不过就不久长也罢，多嫁几次只不过是自己的不幸，既非危害民国的事，亦无什么风化可伤也。”
记者则弱弱地提醒道：“现在的婚姻制度恐怕不能说合理吧？离婚在事实上又很困难……”
苏青大气地摆了摆手：“离婚不成问题，至于小孩，依我说最好由父亲出钱，归母亲抚养。假如男的不出钱，不妨就带他们去做‘拖油瓶’，据说范文正公便是做拖油瓶出身，他的继父姓朱，似乎后世也并不因此就看轻他。”
苏青的大胆和“创意”再次给张爱玲留下深刻印象。
最后，她们谈到“标准丈夫”的问题，记者问：“依照女人的见解，标准丈夫的条件怎样？”
苏青的答案是：“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等更好。第三，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第五，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
张爱玲却没有这些条条框框：“常常听见人家说要嫁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嫁到的，从来没有一个是像她的理想，或是与理想相近的。看她们有些也很满意似的。所以我决定不要有许多理论。像苏青提出的条件，当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听得进去的。不过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她一面说“不要许多理论”，一面又刻意强调男子年龄要大十岁以上，其实只是因为胡兰成比她大十五岁罢了。
我们看到，张爱玲和苏青在交谈过程中，偶尔意见相左却并不脸红，时而彼此附和却并不谄媚，更多的则是相互启迪，擦出妙语的火花，实在比普通闺蜜间的八卦要有益得多。
第8章 倾城·绮恋
在劫难逃
为张爱玲作传，胡兰成是永远绕不过去的。这个男人在张爱玲最风华绝代的时候出现，将其从未萌动的芳心掳去，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践踏，直至她最终心灰意冷地写信分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附上的，还有“嗜钱如命”的她存下的30万法币。这段耗损了张爱玲数载光阴与无数心力的爱恋，成了一段让她唏嘘一生的苦涩回忆。
有人说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相弃不过是一个最常见不过的，俗套的男欢女爱的把戏。只是，在爱情的世界里，谁又能免得了俗，逃脱得了那网缚过无数人的把戏？有人说他们的爱情故事不过是乱世里的一段露水姻缘，既算不得浪漫，更谈不上传奇。但爱情本来就是最简单质朴的情愫，它并非是因为穿了荣耀的外衣，才显得如此动人。
不论别人怎么说，张爱玲还是那个张爱玲，胡兰成还是那个胡兰成，那段倾城之恋，从未在历史的风尘中减损过自己的光彩。不妨从头来看吧，先来看看胡兰成在遇见张爱玲之前，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胡兰成原名胡积蕊，1906年生于浙江绍兴嵊县的一个偏远乡村。胡兰成的父亲行事悖谬，五十八岁时死于胃溃疡，胡兰成却称之为“荡子病”。“荡子”在胡兰成看来是个褒义词，意为“行事洒脱、不拘于常情”之人。他称父亲为荡子，也常以荡子自比，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江山和美人多钟情于荡子。
胡兰成的人生经历确实如荡子般“不拘于常情”。1919年，在绍兴第五中学就读的胡兰成只上了一学期的课便因学生运动回了家。1923年，他在杭州蕙兰中学读书，临毕业时却因为编辑校刊得罪了校务主任而被学校开除。两年后，胡兰成父亲去世，他紧接着便迎娶了父母之前替他定下的乡里郎中的女儿玉凤，他开始在村里教书。1926年，不甘庸碌的胡兰成到杭州邮政局当邮务生，结果仅三个月就被开除……此后十年间，他辗转各地以教书为生。期间免不了各种碰壁，也屡屡被扫地出门。他的结发妻子玉凤于1932年病殁，两年后，他迎娶了第二任妻子全慧文。
直至1936年，胡兰成的人生尚无多少堪责之处，至多不过是行事乖张罢了。但教书生涯注定无法满足这个荡子的野心，他对政治时局颇为关注，并自诩有治国安邦之才。
1936年5月发生了桂系军阀反对蒋介石的“两广事变”，胡兰成“瞅准时机”，于《柳州日报》上发文大力支持两广与中央分裂。两广事变迅速以桂系军阀的失败告终，胡兰成也锒铛入狱。但胡兰成鼓吹的“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的气运相结合”却被亲日分子看中，他出狱后，汪精卫系的《中华日报》开始向他约稿，他的几篇文章还受到日本刊物的译载，因此愈发受到重视。抗战爆发后，他被调去香港《南华日报》任主笔，此时其政论文章已小有名气，汪精卫便有意将他培植成自己的御用文人，对其重金拉拢。随后，在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时，舞文弄墨的胡兰成一度成为宣传造势的排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