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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屈是每个人都在受的，和委屈在一起的还有绝望。
张爱玲形容那种绝望就像“凌晨四点”：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的。为了排解这份难捱的委屈与绝望，每个人都不惜释放心中“荒唐”的一面。用欲望赶走绝望，这似乎是很多末世小说钟爱的主题。
的确，活着艰难，死却容易，若不趁还有命时用力攀附些什么，总觉得这辈子白活了。所以，那时香港人不忙于躲炸弹，却急着结婚，报纸上除了惊悚、悲观的新闻标题，居然全是喜气洋洋的婚讯。这让正在读《官场现形记》的张爱玲在错愕惊异的同时，也对他们投去宽容和理解的目光。因为她读出：为书中的欢笑戏谑作注脚的，其实正是人生满满的苦涩心酸。以书观人，这些遭逢乱世的“疯狂”男女，也不再那么不可理喻。
“想做什么就马上做，否则就来不及了”，这是香港人从这场战火中学到的经验。即使战火熄灭后，这份认知也依然深刻影响着香港人的言行。
十八天后，香港沦陷了，但大家却高兴着欢呼：“仗打完了！”一群群女大学生又欢天喜地地跑上街头，寻找冰激凌和唇膏。张爱玲和炎樱就因为贪食冰激凌而不惜步行十里路。她们并非特例，战后的每个香港人都成了十足的“吃货”：汽车行全改成了小吃店，绸缎铺兼卖糕点，教员、律师帮办统统做了饼师。街上每隔几步便能看到一位洋行职员模样的年轻人在埋头饕餮——即使不远处就有一具穷人的尸首。张爱玲说：“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
战后港大没有复学，张爱玲和其他女学生去了“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张爱玲在《烬余录》里自承：“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那些日子，张爱玲觉得自己是一只“被猎的兽”，心慌易怒，对病人都没好脸色。其他护士也没有闲情做“白衣天使”，一个终日哀嚎不止的病人去世后，她们居然纷纷感到“欢欣鼓舞”。
战火锻铸了人的承受力，也扭曲了人的心性。张爱玲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悟出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这个放在自己身上也适用的道理。
张爱玲的“自承”有多少演绎的成分我们不得而知，“冷漠”是否能就此成为她的一个性格标签我们也不敢妄言。但正如她在《烬余录》末尾那段深刻而无情的描述所示：她的冷眼不仅给众生，给乱世，也给她自己。也许只有这样的“冷眼”，才能带我们穿透历史的尘芜，看清人生的本来面目。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冷酷的现实里，张爱玲重操旧业，画了许多画。她自认为那是她绘画的“黄金时代”，以后再也没法达到那样的水平了。她甚至觉得，自己之后写的所有小说，不过是在为那些重叠的人像做“注解式的传记”。很快，剖世的“画”画完了，为它们写“传记”的日子也不远了。1942年春天，张爱玲携炎樱一起返回了阔别三年之久的上海。
这一次，上海等待她的不再是痛苦与压抑，而是不朽与传奇！
第7章 绝代·芳华
卖文之路
对于上海这座给了张爱玲诸般滋味的城市，她总抱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喜爱。仿佛它是上学时隔壁班那个面容冷峻的帅气男生，必须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不被他发现，才能安心地享受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思念和欢喜。倘若他突然主动望向自己，自己却只能慌张地躲避，只因无力承受这份过于甜蜜的注视。
然而，从香港回来后的张爱玲虽然在行事上依旧小心，却不再慌张怯懦。这几年的种种经历和积累，让她确信自己已经可以与任何人对视。她不再害怕别人的议论，她能受得起任何人的注视——哪怕是一座城。
回到上海后，张爱玲住在姑姑家。彼时，张爱玲的母亲出国去了新加坡，而她和父亲早已断了联系，更未想过有一天能冰释前嫌——至少不是现在。姑姑和张爱玲的母亲一样，是个新式女性，她在和哥哥因为张爱玲的问题分家后，便自食其力，成为了时髦的“职业女性”，供职于一家“外资企业”。姑姑的坚强与自立对张爱玲影响深远，因此在报考圣约翰大学未果后，张爱玲便开始了正式的卖文生涯。
说来有趣，这位即将用超凡文采征服整个上海文坛的传奇女子，报考圣约翰大学未果的原因竟然是国文未及格。她还被要求参加国文补习班，不知这究竟是对张爱玲文学造诣的揶揄，还是对圣约翰大学鉴赏能力的讽刺。倒是张爱玲的挚友炎樱顺利考入，还成为校方指派的“学生长”。炎樱对此颇为自得，但她的风光很快便被“不幸”的张爱玲抢去了。
在港大苦学英文的张爱玲此时已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文章，她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英文写作水平，便投稿到英文月刊The 20th Century——这是一本面向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的综合性刊物，里面的内容包括时事报道、旅游攻略、书评影评，等等。张爱玲初次投稿的内容则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此文洋洋洒洒近万字，还附有张爱玲亲手绘制的12幅发型服饰插图，很快便被采用了。初次投稿即被采用让张爱玲信心大增，紧接着，酷爱电影的她又接连在该报发表了多篇影评，统统大受欢迎。
为什么那些老外喜欢看一个中国女人写的文章呢？该报的主编梅涅特这样分析道：“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
梅涅特的分析十分精准，张爱玲的成名正是得益于对自己民族的深邃好奇。同样是写发型服饰，写书评影评，写生活中的种种琐事杂感，很多青年作者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私人写作”的泥沼，沉浸在对自身记忆与感受的“鉴赏”中无法自拔，忘记留一只眼睛看世界，看众生，看历史。因此，他们的文章比之张爱玲，少的远不止是文辞上的华丽与奇诡。所以，梅涅特不吝赞美地称张爱玲是“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当然，梅涅特不是赛珍珠，他无力将张爱玲像林语堂一样推广到西方世界，否则以张爱玲“比林语堂更出风头”的志向，她是否会走上全职英文写作的道路也未可知。
卖“洋文”卖出名堂后，张爱玲抽空整理了两段在港岛时期的见闻，写成了两部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相比那些介绍性的英文文章，这些可以让她恣意编织构建的中文小说，给了她更畅快的创作体验。张爱玲渐渐发现：在西方世界扬名的“林语堂梦”并不适合自己，她更愿意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市井生活，一锹一铲地从中掘出国人的善与恶、妄与诚。
两部书稿完成后，张爱玲没有像那些急于成名却又苦无门路的青年作家一样四处投稿碰运气，她对自己的中文文章尚没有主动拿去投稿的自信。于是，张爱玲便托母亲这边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去拜访了他的好友周瘦鹃。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他成名颇早，虽不受新文学作家待见，但却是上海文坛响当当的人物。彼时，他在上海任多家报刊的编辑，张爱玲找他算是找对人了。
由于受老友所托，来者又出身名门，所以周瘦鹃并未敷衍了事。张爱玲与之寒暄一阵后便奉上书稿，周瘦鹃当即捧起研读。初见小说的名字，周瘦鹃便赞许地点了点头：当时青年作家多崇洋厌古，哪里会用《沉香屑》这种明显代表传统小说的“落伍”书名。对张爱玲这种“甘于落伍”的创作态度，周瘦鹃很是欣赏。读了正文，周瘦鹃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竟有这份深沉的目光、老辣的笔触；喜的是，对西方文学浸淫不浅的周瘦鹃发现张爱玲并非仅仅是一位传统小说作者，她在创作上明显吸收了西方文学的精华，他甚至觉得张爱玲的这两部小说已经可以与毛姆比肩。此时回忆起书名《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那个不起眼的西方标点“冒号”，周瘦鹃才发现：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年轻女子，竟是一位“中西合璧”的文学天才！
周瘦鹃当即拍板：这两部小说分别作为《紫罗兰》杂志复刊后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主打作品。周瘦鹃一生偏爱紫罗兰，他的住处就叫紫罗兰庵，他的笔名也是紫罗兰庵主人。《紫罗兰》杂志是周瘦鹃于1922年创办的，后因故停办多年，于1943年5月复刊。所以，这份杂志对他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他能将张爱玲的两部小说分别作为该杂志复刊前两期的主打作品，绝不仅仅是因为友人的嘱托。
周瘦鹃的赏识让张爱玲受宠若惊，她原意只是让文学前辈指导一下文章，能提供一些投稿渠道自然更好，没想到他居然直接将自己的文章作为《紫罗兰》复刊的主打作品。其实，在文学主张上，张爱玲对鸳鸯蝴蝶派的态度是较为暧昧的，就像她虽然极度推崇鸳鸯蝴蝶派另一位代表作家张恨水的作品，但她却直言：“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不过，周瘦鹃的赏识还是让她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增加了不少信心。
为了表达对周瘦鹃的感谢，张爱玲将他请到姑姑的公寓喝下午茶，公寓里精巧的布局、典雅的陈设，以及让人赞不绝口的点心都给周瘦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那两期《紫罗兰》的编辑例言中还专门叙述了此事，丝毫不避讳自己对张爱玲文学水平及生活品味的欣赏。
自此，张爱玲对自己能否以卖文为生，再没有怀疑。
横空出世
虽然周瘦鹃对张爱玲推崇有加，但张爱玲的“二炉”推出后却并未达到她预期的热度，这兴许和《紫罗兰》杂志的“格调”不高有关。《紫罗兰》虽然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但这种欢迎总被罩上一层“恶俗”和“封建余孽”的外衣，颇不受当时沦陷区的主流文艺圈待见。从这点来说，《紫罗兰》虽是高调复刊，却在时代背景下明显势颓，出版18期后便再次停刊。
初次投稿的“阵地”似乎并未选对，但张爱玲的才气很快便跨越了文学派别之间的鸿沟，吸引了新文学圈子的目光。那天，《万象》主编柯灵“奇迹似的发现了”《紫罗兰》上刊载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他的惊奇或多或少是因为：如此深刻而出色的文章居然出现在鸳鸯蝴蝶派杂志上。这也使得他虽然极爱张爱玲之才，却由于大气候下的“门户之见”，始终不愿主动找张爱玲约稿。
不过，让柯灵惊喜的是，张爱玲主动带着书稿找到了《万象》的编辑部，这让柯灵“喜出望外”。
原来，在《紫罗兰》证明了自己的创作水平后，张爱玲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写出许多佳作，但由于作品风格与《紫罗兰》相去甚远，她便鼓起勇气向几家著名杂志投稿。相比上次的熟人牵线，这次编辑与作者的见面显得纯粹得多，柯灵与张爱玲相谈甚欢，当即拍板将这部名为《心经》的小说登载在8月的《万象》上。从这之后，直到1944年6月张爱玲和《万象》老板平襟亚因为稿费问题而交恶，《万象》每期上几乎都有张爱玲的文章连载。《心经》《琉璃瓦》《连环套》均是首刊在《万象》上。
几乎与《心经》被刊载在《万象》上同时，张爱玲的另一部小说《茉莉香片》也在《杂志》上登了出来，这昭示着张爱玲在上海大红大紫的日子正式来临了。
从《紫罗兰》到《万象》再到《杂志》，张爱玲的投稿并非胡乱撒网，她的选择大体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刊物气质与自身脾性的契合度。《紫罗兰》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并非张爱玲的最爱，《万象》代表的严肃新文学又相对制约了她灵动的才气，而集齐了洛川、谷正魁、章羽等当时一大批颇有才情的作家的《杂志》则显得更符合张爱玲的口味。
二是刊物对自己成名的助益度。《紫罗兰》势颓且难被主流文学圈认可，虽然周瘦鹃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但她的文学趣味和生存危机决定她无意帮鸳鸯蝴蝶派东山再起；《万象》编辑柯灵虽然赏识张爱玲的文采，但他是“有严重意识形态倾向”的编辑，他将《万象》视为战斗阵地，而不是单纯的文学杂志。从这点出发，他更看重傅雷、夏丏尊、叶绍钧、沈从文等新文学作家的投稿，因此，《万象》自然无心将张爱玲作为自己的“主打明星”。而背景颇深的《杂志》则不惜血本力捧张爱玲，自1943年7月起，《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不仅如此，《杂志》还极有前瞻性地采用了现代媒体包装畅销作家的种种手段：召开以张爱玲为首的“女作家聚谈会”、对张爱玲的种种活动进行追踪报道、为读者热心解答有关张爱玲的种种问题……《杂志》的目标很明确：将张爱玲从旗下的普通作家中抽离出来，作为一个“时尚符号”和“文化热点”进行全力打造。为此，《杂志》还充分挖掘张爱玲的照片、书信和隐私里的价值，为读者建立起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张爱玲形象”。一时间，上海人皆视“读张”为时尚。这在当时身为沦陷区，人心惶惶的上海，实在是一件稀罕事。
凡此种种，张爱玲便将自己的投稿重点最终放在了《杂志》上。《倾城之恋》《金锁记》《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最受“张迷”欢迎的得意作品都发表在《杂志》上。《紫罗兰》是张爱玲的出道平台，《杂志》则是张爱玲的成名福地。
小说成名后，张爱玲又捡起了散文这项手艺，她先后给《古今》和《天地》投稿，亦获得不俗反响。《天地》的主编是张爱玲的文友兼好友苏青，苏青自然乐得将“闺蜜”作为自己的王牌，所以，在一期《天地》上有时甚至可以看见三四次张爱玲的名字。
自此，张爱玲不仅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更是几乎“一步登天”。从1943年5月在《紫罗兰》发表文章算起，到她11月彻底攻占上海各大报刊杂志，仅仅只用了半年时间。也许时下我们早已见惯了一夜成名，对张爱玲这半年的成名之路并不感冒，但真正让我们惊异的不是她用这半年积聚了多少名声和财富，而是她写出了多少流传至今的文章：《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琉璃瓦》《金锁记》《封锁》……这些居然都是在半年光景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