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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张爱玲有一种“潦草的可爱”，若是有人问起她的校园生活，人们一定会调侃地说：“爱玲？哦，我忘啦！”
“我忘啦”是张爱玲最广为人知的口头禅，作业没交时她会无辜地说：“哦，我忘啦！”鞋子因为没有放到鞋柜里而被拿去“展览”时，她也会毫不在乎地说：“啊哟，我忘了放在柜里啦！”
张爱玲的文名广受师生议论，她的“潦草”也为圣玛利亚女校带来一丝生气，之后老师收上来的文卷不再是各种“八股”，而是包含了诗歌、小品在内的诸多形式。但张爱玲自己却似乎并不关心这些，汪宏声对她之后交来的文卷的评价是“文章还是绚烂瑰丽的文章，但总是缺少热情。”但让他无奈的是，似乎对一切都缺乏热情的张爱玲，时不时总能写出让他惊异的文章。
张爱玲在校刊《国光》上曾发表过一篇小说，叫《霸王别姬》，技巧之成熟让所有人惊叹，汪宏声在课上甚至说张爱玲的《霸王别姬》比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敦促她“好自为之，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但张爱玲还是一如既往地懒散，她甚至打算把这篇小说分成上下两部当两次作业来交。汪宏声生怕张爱玲埋没了自己的才华，常督促她去体验生活，还建议她学写童话，但后来当他看到张爱玲厚厚的《传奇》时，他才知道这个懒散的瘦弱少女对生活的体验，要远丰富于常人——她只是不喜欢轻易地在人前表露自己的喜好与感情罢了。
汪宏声老师和张爱玲也并非总是意见相左。张爱玲在毕业年刊调查里“最恨”那一项填的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结了婚”，而汪宏声老师在1944年写的《记张爱玲》的末尾一句就是：“爱玲是有天才的，我希望她暂时——我只好希望暂时——不结婚！”
让汪宏声发出这句感慨的是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时唯一的好友：张如谨。张如谨和张爱玲一样喜欢文学，而且相比懒散的张爱玲要努力得多，汪宏声还曾试图帮她出版长篇小说《若馨》。可惜的是，结婚之后，张如谨就再没写过东西了。
那时，张如谨偏爱张资平的小说，但张爱玲却“看不上”他，认为他的文字和名字一样“资质平平”，她更推崇张恨水：“(张资平)文章总是差一口气，鸳鸯蝴蝶派只有张恨水的作品才够得上水平。”旁人若是听了这番评价，一定要嗤笑这个小姑娘“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无法理解这个充满不幸的小女孩对周遭的世界，尤其是对文字有多么敏感，他们当然更无法预见这个口出狂言的小姑娘将来会给中国文坛带去怎样剧烈的冲击。
对不善交际又自视不菲的张爱玲来说，张如谨是难得的既能在感情上与她交好，又能在文字上与她交谈的知己。相比人们更熟知的张爱玲一生的挚友炎樱，张如谨带给张爱玲的快乐与温情是短暂而纯粹的。那时，张爱玲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午后和张如谨一起散步于幽曲的巷道，闲聊文字，漫谈理想。
张如谨喜欢冰心，希望和她一样在诗歌、散文、小说上都能写出成绩；张爱玲则把目标瞄准了风趣的语言天才林语堂：“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这是她在《私语》里的自白，紧跟着她还宣告：“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张爱玲是否太贪心了呢？也许吧，不过张如谨却只是宽和地调笑道：“你的愿望简直是一串糖葫芦！”
那些突然闯入文字世界并恣意驰骋的岁月，那些在第一个人生挚友面前疯言疯语的日子，也许是这个天才少女一生中最柔软的时光。
第6章 雕琢·砥砺
荆棘之鸟
虽然家里的寒冷在一天天加深，但学校里还有让张爱玲留恋的温情。只是，这种冷与热脆弱的平衡很快便随着张爱玲的毕业被打破了。毕业典礼上，一方是父亲和后母，一方是回国探亲的母亲和姑姑，这对冤家在女儿的毕业典礼上各自五味杂陈，却都不曾想到，心里最纠结和凄凉的，其实是自己的女儿。在周围一片憧憬未来的欢声笑语中，十七岁的张爱玲手里紧紧攒着薄薄的毕业证书，仿佛攒着自己从不曾丰满的命运。
中学毕业后，张爱玲想去英国留学，母亲自然是支持她的，但经济上并不宽裕的黄逸梵帮不上多少忙，一切还得听张志沂的。张爱玲鼓足勇气向父亲提出了留学的请求，结果自然是碰壁。张志沂觉得她是受了黄逸梵的挑唆，在“走她们的老路”，更扬言要“打断她的腿”。后母孙用蕃也跳出来讥讽：“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后，“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上海人心惶惶，去英国留学的事更被无限期搁置了。趁着后母出门，张爱玲请求去姑姑那住两天，父亲同意了。他不知道的是，张爱玲趁着这几天参加了留学考试。就在张爱玲完成了自己的“小花招”回到家的那天，一件小事引发的蝴蝶效应彻底葬送了她的留学梦。
进门时，张爱玲看见了自己最不愿意碰到的人：后母。张爱玲扭捏地上前打了声招呼，孙用蕃却狠厉地责问：“这几天死哪里去了？”
张爱玲解释说：“这几天炮声太吵，我去姑姑家住了几天。”
孙用蕃冷笑道：“真是千金小姐！外面打仗你还在意吵不吵。现在更是目中无人了，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
张爱玲嘟囔着：“我跟爹说过了。”
孙用蕃听了上去就是一巴掌：“噢！跟你爹说了，那你‘娘’呢？你眼里还有没有我？！”
也许是受了太久的委屈，也许是孙用蕃这次的责难对张爱玲来说太过屈辱，张爱玲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忍气吞声，而是抬手要打回去。张爱玲被佣人拉开了，孙用蕃惊诧了一会儿后便发挥泼妇的本领，哭着去向张志沂告状：“打人了！她居然敢打我！”
不出所料，张志沂自然是向着孙用蕃的，他一边怒骂一边将张爱玲打倒在地。瘦弱的张爱玲从未经受过如此疾风骤雨的毒打，她像一只无人疼惜的流浪狗被折磨得扭作一团。一旁的佣人们也都惊诧莫名，这一次，张志沂似乎是将张爱玲当作了离开自己的黄逸梵，每个拳头都在喷涌着深入骨髓的愤怒。如果不是何干扑到张爱玲身上挡了几脚，也许张志沂当真会将张爱玲活活打死。
由于被打后张爱玲哭喊着要去巡捕房验伤，要让世人知道张志沂的狠毒，所以张志沂索性将她关了禁闭：门被锁上，窗户也被木板钉死。期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曾来求情，却被张志沂用烟杆砸伤，愤愤离去。这下，张爱玲彻底失去了通过“正常途径”重获自由的可能。
那段黑暗的监禁岁月里，张爱玲多次试图逃跑，《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里的逃跑情结都涌到她的脑海里，她左思右想，却琢磨不出一个万全的方案。几个星期里，她就“已经老了许多年”。那时，常有轰炸机在上海盘旋，绝望的张爱玲甚至赌咒：“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为了自由，张爱玲甚至以绝食相威胁，但张志沂都不为所动。甚至连她得了痢疾，病得十分严重时，张志沂都不肯为她请医生。幸好忠心的何干以老太太托梦的名义趁孙用蕃不在哄骗了张志沂，张志沂才同意给张爱玲注射药剂，否则张爱玲能否活过那个春天还真的很难说。
最终，事情迎来了转机，张爱玲也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择。那天夜里，何干偷偷带来了母亲的口信：“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向来“贪财”的张爱玲倒真不是没有丝毫犹豫，但她一想到那些进进出出的钱并非自己的，而自己若是“再关几年，等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她便下定了出走的决心。
知道张爱玲心意已决，何干便偷偷将门锁打开，任张爱玲跌跌撞撞地逃离这座死寂的“墓穴”。当真站在马路上时，眼前虽是战争造就的残破光景，但张爱玲却依旧欣喜地称它为“可亲的世界”，她不吝文采地形容那一路小跑：“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让人好气又好笑的是，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张爱玲居然跟黄包车夫讲起了价钱——真是无可救药的财迷！
逃到姑姑的公寓，见到母亲和姑姑时，张爱玲的恐惧和委屈才后知后觉地喷涌而出：“我怕他追来……”看到被折磨得消瘦不堪的张爱玲，母亲潸然泪下：“别怕！我绝不会让他带走你！”姑姑也过来搂着她们，忍泪宽慰：“他来了才好！我借不到手枪也要让他头上缝几针回去！”
在后来的回忆散文里，张爱玲并未用生花妙笔去粉饰这段禁锢岁月里的自己。她不曾将赌咒与父亲同归于尽的言辞美化成对自由的向往，也不曾将那场勇敢的逃离描述得慷慨果决。她甚至自承分析利弊的心理过程，并坦言：“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
然而，这份泅渡风雨后对身染污泥的坦诚，却比粉饰身心清白的行为更加令人感动。何况，久困樊笼的张爱玲就像荆棘之鸟，在浴血之后获得的并不是满身血腥，而是彻底的、赤白的重生。未来等待她的，是远比那份残破家业璀璨的传奇荣光！
华袍之虱
这段幽闭岁月也并非没有在张爱玲身上留下任何烙印。她以“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为题写了一篇记述父亲暴行的英文文章，发表在《大美晚报》上，以期和那段阴暗的岁月作个决绝的告别，却不曾想，和母亲在一起的生活，也是另一种“禁锢”。
自张爱玲懂事以来，她们母女从未有机会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所以，那个时髦、现代的母亲在张爱玲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美丽动人、雍容优雅、敢作敢为。但靠近之后，张爱玲才发现：不食烟火的母亲也常常为柴米油盐苦恼，而这样的苦恼让她没有心情去聆听这个饱经磨难的女儿的“微不足道的小心情”，这让向来敏感的张爱玲变得愈发内敛。
虽说“所有女人都是同行”，但张爱玲和母亲在根本上并不是一类人，至少她们向往的并不是同一种生活状态。母亲从小就希望张爱玲能变成一个“现代淑女”：自立自强，积极向上，时髦而充满阳光。但张爱玲在生活中却总是表现出懒散、局促和无知的一面。她不会削苹果，在姑姑家住了两年连电铃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别提出门认路、待人接物之类的了。母亲对这一切自然是失望的，张爱玲甚至隐隐觉察出母亲有了“不知道在战火纷飞中为这么个女儿留下来是否值得”的念头。
经过漫长的努力，张爱玲虽然学会了洗衣煮饭，学会了自己缝补袜子，在生活能力上有所进步，但长期压抑在母亲的威严和不满之下，张爱玲的性格依然怯懦怕生，在为人处世上总达不到母亲的预期。母亲怨嗔道：“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母亲不明白的是，让张爱玲受苦的，其实正是她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张爱玲愈试图去修剪自己的枝杈，愈向母亲的审美标准靠近，她就愈偏离自己原本自然的生长姿态，愈不易获得原本触手可及的快乐和成功。
来看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句经典比喻之前的那段独白吧：“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b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天才往往是需要并钟爱孤独的，热衷社交的母亲很难理解这一点，她急切地敦促张爱玲从孤独的自我世界里走出来，去领略她认为的“美好世界”。但这份殷殷之心以警告、督促的形式附着在张爱玲身上却仿佛华袍之虱，只带来无数“咬噬性的小痛苦”。她甚至坦言：“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在这无法调和的矛盾里，张爱玲别扭地、谨小慎微地生活着。她一天中难得的轻松就是在屋顶阳台的片刻徜徉，即便如此，敏感的她还是会突然有种“赤裸地站在天底下”的羞耻和无助感，她觉得自己和所有彷徨的年轻人一样，因为过度的自信或自卑而受到上帝的裁判，未来不复有希望的光彩。直到这时，她对母亲的狂热崇拜才渐渐冷却。她无奈地感慨：“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除了母亲的教育方式和内容让张爱玲感到无措，经济上的附庸也让她感到不安。
张爱玲是一个对金钱十分敏感的人，在姑姑家生活的这两年，一切费用都是母亲负担的，但母亲的经济状况也不佳，这让张爱玲感到痛苦。她曾说过：“能够爱一个人爱到向他要零用钱的程度，是一个严酷的考验。”那段寄居岁月里，她常常要经受这样的考验。在橱窗里看见新款衣服，她的爱美之心总是蠢蠢欲动，但囊中的羞涩最后多变成了脸上的苦涩。
母亲给了她两个选择：“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买衣服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张爱玲最终还是选择了读书，她想追随母亲昔日的足迹，去英国留学。
有经验的老人会告诉你：摆脱持续不断的小痛苦的最好方法就是专注在一件事上，转移注意力。为了忘记华袍之虱那烦人的“咬噬性的小痛苦”，张爱玲让自己潜心在留学考试的复习中。“英格兰”这三个字经常以蓝天下的红房子的画面出现在她梦里，虽然母亲告诉她英国多雨，但她却固执地将它想象成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为了到这个希望的地方，向来懒散的张爱玲收起小姐脾性，彻夜伏案苦读。看到张爱玲如此认真上进，母亲还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硬挤出一部分，为她聘请了一位老师补习数学。
天资聪颖的张爱玲这次没有让母亲失望，她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大学入学考试远东地区的第一名。遗憾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张爱玲并未到那片“阳光明媚”的蓝天红房。欧洲之行虽未如愿，但张爱玲还是成功地手持这份傲人的成绩单改入了香港大学。